选题依据与研究说明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说明

新闻学研究在中国的开端,学界一般认为是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当时的研究还处在非常稚嫩的阶段,通过几代新闻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概念、考察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话语方式等逐步明确下来,特别是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列入一级学科以后,新闻学的研究日趋丰富和成熟。

研究是一种主体认识客体的活动,是一种寻求发现的努力。新闻学研究是解释与探索新闻传播的活动特点和规律的,而分析、考察新闻学研究的演变是以这种解释与探索的认识活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时代变迁为研究对象,即从学术批评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研究”。它需要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作背景,但着眼点不是直接考察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业历史进程,而是以新闻学术研究环境、新闻学者或研究者的主体认识活动为对象,以研究的成果或者说研究的文本为依据,展开研究活动。任何一门学科研究,不仅要致力于认识自己的对象,而且还要从事于研究自己,只有对自己的理论思维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学科才能健康、持久地发展,这也是提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繁荣其学科的必由之路。否则,新闻学研究总是处在低水平徘徊,而成为“新闻无学”偏见的理由。

本选题梳理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重点分析学术研究的环境、观念与方法等问题,以期把握新闻学研究的变化特点及规律。选题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对学术史的关注是各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新闻学研究的推进,对新闻学研究的研究,即对研究本体的考察也进入了学术视野,这是一门有学术积累、体系成熟的学科发展的一个共同的路径,如文学、历史学等都有关于自身学科的发展史。本选题借鉴有关“范式”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认识把握一门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范式”有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基本含义有两方面：一是科学共同体,二是共有的范例。范式代表着一个学科的特有的内涵及学科成熟的标志,库恩的范式转换模式是：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则是在这种范式的转换模式中不断发展。研究的演变与范式的转换两者具有内在关系,将范式作为分析工具,能有效地把握新闻学研究在不同时期变化的动因和发展脉络。

第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自身学术史研究有成功的范例。在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学科积累深厚、体系完备,学科研究在不断深化,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1996年)、《历史哲学引论》(张耕华著,2004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等著,2005年)等。这些关注各自学科研究的专著,其研究的视点已不再仅仅是具体的学科对象内容(如文学的作品、作家、读者),而是将目光集中到学科“研究的研究”、“理论的理论”的问题上来。对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对研究目的、方法的反省,以实现研究的科学、有效,把握学科的发展规律。这种研究路径和成果对于新闻学科研究富有启示意义,所以,本选题有一定的学术资源可以利用,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史研究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第三,日渐丰富的新闻学研究成果,为本课题提供了基础保障和需求动力。对新闻学研究的考察即所谓“研究的研究”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前提,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文本进行分析比较,才能发现研究是如何发生、特点怎样、趋势走向等演变问题。另一方面,目前新闻传播学已俨然成为一门“显学”,有百万计的媒体、科研和高校人员在从事和关注其研究工作,而研究规模已达到每年约有百部左右的著作出版和不计其数的论文问世。^[1]从数量上考察已非常可观,而研究水平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因此,需要有更加学术化的标准对其分析判断,来把握研究的进程、提升研究的品质。

本选题研究过程中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新闻学研究的地域范围的界定。本书考察的是中国内地社会环境和体制下,新闻学研究的状况,所有的材料、分析、认识都是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地域上的分治差异造成新闻传播制度与观念的差异,同时也带来了研究的复杂性,所以,本书暂不涉及台港澳地区的新闻学者及其新闻学研究的问题。

第二,对时代及分期考察。本选题作为新闻史研究的范畴所涉及的时段有三种提法：一是“当代”,按照通常的理解起点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限则是不断延伸至现今。如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2年)、钟沛璋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1997年)、马光仁主编的《上海当代新闻史》(2001年)等；二是用国号来表述,如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2年)、童兵的《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1994年)、徐光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2003年)等；三是用社会制度性质概括,如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2005年)中用“社会主义新闻学”来对应这一时段的新闻学研究等。不同表述法虽然研究对象的时段相同,而措辞的变化也反映出研究视角的差异。本书采用突出时段的“当代”一说,在进一步的分期上也没有采用一般新闻史中常见的过细时段划分,而是将其划分为1949～1976年、1977～1991年、1992年至今三个相对而言比较大的时段。另外,为了体现“现代”与“当代”的联系,从历史的深处来揭示当代新闻学研究的生产机制与意义结构,显然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形成的新闻学观点,对进入当代的新闻学研究具有某种规定性影响,所以,在本书前面用了一章的内容进行新闻学研究的回溯。

第三,本书讨论的新闻学属于和传播学相平行的范畴,同时由于学科间的影响,新闻传播的概念也有所渗透,为新闻学所接受。所以,“新闻”和“新闻传播”概念在书中不同的场合都出现过,本书理解的基础是后者的概念大于前者的概念,而前者的外延不能涵盖后者。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广泛的讨论,有不同的认识。在国外,传播学的触角已伸向诸多领域,除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之外,教育、管理、公共关系、女性研究、同性恋研究等也都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领域。^[2]本书是从新闻的角度来把握传播的,或者说是关注传播学诸多研究方向中与新闻密切相关的领域,传播作为人类进行信息沟通的现象一直存在,并非是有了“传播学”才有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新闻学介绍引进,传播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内地并产生广泛影响,故而才有了“新闻传播学”的说法且成为一级学科。两种提法有些尴尬,但考虑到历史的因素、约定俗成的习惯,以及行文上的方便,所以本书在论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用“新闻”,90年代以后多用“新闻传播”,是将两者放在同一文化层面和意义上通用的,类似的情况在这一领域其他的研究中也出现过,如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