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的由来及文献综述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及文献综述

不管全球化起源于何时，除了极少数学者否认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并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客观事实。“它跨越了国内国际界限，覆盖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以后冷战时期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迅猛传播作为其标志。跨国公司是全球化进程背后的一个重要推力”。^[1]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主要选手。^[2]它与公民社会（NGOs）成为后冷战时代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两大非国家行为主体。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跨国公司，其财富、权势和影响越来越显著。而在势力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中，美国跨国公司起步早、数量多、规模大、产值高，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1999年，全球前1 000家最大的公司中，西方占99％，美国占494家，比1998年增加了14家，前20强中，美国就占了17家。^[3]在2002年按市场价值排名的全球25家最强的公司中有19家是美国公司。^[4]

表1　2002年按市场价值排名的世界前25名跨国公司

（续表）

资料来源：Global 2002 list，Financial Times，May 13，2002.

另一方面，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是亨廷顿所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1974年到1990年之间，至少有30个国家实现了迈向民主的转型，使当时世界的民主政府数目大约翻了一番。到1995年，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由“第三波”开始前的39家扩展到117家，占所有国家总数的61.3％，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阶段。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美国是主要的推进者。美国有意识地直接运用其权力和影响来主导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的民主运动都受到了美国的民主视角的影响，并引以为楷模”。^[5]因此，“第三波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这两块的研究有增无减，学术成果也颇丰。但在两者之间相互关系，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促进”中所起作用的研究上，学界，尤其是国内学界对此罕有涉足，存在着将两块分开来研究的学科藩篱：美国跨国公司似乎成了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专有领域，而美国“民主促进”则几乎成了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专属领地。例如，在研究美国跨国公司时，经济学、管理学界更多关注的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成长与扩张、组织结构、管理视角、经营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内容，较少关注它与美国“民主促进”之间的关系；而在对美国“民主促进”的研究方面，政治学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美国政府的“民主促进”战略和人权政策，对作为非政府主体的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的关系很少探究。偶有触及主题的则散见于研究美国跨国公司的商业伦理、全球化批判、商业游说等书籍和文章中。有鉴于此，本书尝试构建新的分析视角来探究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促进”中所起的作用，以拓展对美国跨国公司和美国“民主促进”这两块的研究。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无有关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促进”中所起作用的专门研究。学者只是在各自课题或项目研究中触及这一论题。当然，触及的程度深浅不一。

首先从国内学界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在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与经营管理、美国霸权（包括文化霸权）、全球化、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等问题时触及这一论题。涉及管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且在论及跨国公司与民主关系时多以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为理论指导。如陈宝森在《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一书中简要分析了美国跨国公司对战后马歇尔计划和克林顿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揭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苏联扩张的恐惧和要求克林顿政府将对华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的主张，并正确地认识到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并不是一种由跨国公司对‘资本家国家’直接发号施令的简单关系”，^[6]跨国公司需要与美国国内其他利益集团开展激烈的游说竞争，来使白宫和国会在决策时接受他们的影响。但由于作者所著毕竟是一部管理学方面的鸿篇巨著，有关美国跨国公司对美国外交政策（包括民主促进、人权政策）的影响着墨不多，因而难免缺乏深度分析。薛求知、诸葛辉在《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育》一文中对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考察，认为前者对后者的形成与发育起了促进作用。^[7]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篇实证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文章，但没有单独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

在经济学方面，陈继勇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一书中分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时，也谈到美国跨国公司将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带到东道国。^[8]但只是在重点论述冷战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世界和东道国经济影响时附带提及，且缺少对后冷战时代相关问题的分析。

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在研究美国霸权、美国贸易政治、全球化等问题时涉足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之间的关系。刘国平所著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显然较其他学者更多地触及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带动了美国民主制度全球性的扩张”。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作者着重于美国政府层面的“民主促进”，因而在跨国公司层面的“民主促进”方面着墨甚少，因而缺乏有力的论证。况且作者将美国“民主促进”限定在制度层面的输出，因而缺乏对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观念层面输出之间关系的探讨。周柏林在《美国新霸权主义》一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考察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实现美国“新霸权”中的作用。他认为美国跨国公司是美国霸权主义促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一个工具，“美国利用跨国公司来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球市场经济制度，并以此达到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9]显然，作者的观点仍未脱离传统上将跨国公司视为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工具的窠臼，其观点暗含美国跨国公司不是一个相对独立于美国政府、具有自我目标和利益、因而有时与政府目标冲突的自主行为体。

王晓德、刘德斌、俞可平等学者分别从“文化外交”、“软权力”、“全球化”等视角谈到了麦当劳、可口可乐、微软视窗等美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对世界或中国“美国化”现象的影响，但没有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如何在其跨国经营中向世界或中国输出美国民主价值观。^[10]

焦军普在《跨国公司与战争》一文中触及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的主题^[11]。但作者旨在分析跨国公司卷入战争的原因、性质及其后果，且在分析跨国公司卷入战争的原因时挖掘得不够深，如未考虑战争所导致的政权改变将带来目标国国有经济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而这有利于实力雄厚的美国跨国公司。

王勇（1998）在《最惠国待遇回合》中深入分析美国各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决策时，谈到了美国跨国公司在贸易、人权问题上与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和人权团体间争斗的事实，从而为本文撰写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对华“接触”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素材。^[12]同样，周敦仁（2000）、刘连第（2001）、成帅华（2001）、冼国明和张岸元（2004）、金先宏（2005）等在他们各自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MFN和PNTR）的研究中都触及美国跨国公司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但都缺少关于本文论题的专门、系统的分析。^[13]

再来看国外学界：

大致来讲，国外学者主要从如下几个视角触及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促进”中所起作用的论题。

首先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民主化的关系。马西斯·巴瑟（Matthi‐as Busse）关于1972年至1999年间69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民主制度对FDI影响的量化研究结果显示：“跨国公司显然被政治和公民自由受保护的国家吸引。那些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改善的国家所吸收的人均FDI较其他国家多”^[14]。裴敏欣（Minxin Pei）和米里特·赖恩（Merritt Lyon）在“Bullish on Democracy”一文中考察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23个转型国家的FDI视角，结果显示“FDI投资者对新型民主国家的信心在巩固自70年代末以来许多转型国家的民主制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5]。上述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比较准确地揭示了跨国公司FDI与“民主化第三波”之间的双向关系，但大样本式的研究缺少案例分析般的细节考察，也缺少对美国跨国公司FDI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关系的分析。美国著名学者吉尔平在《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一书中提到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张及其经济上的操纵地位，带来了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价值观渗透^[16]。但吉尔平主要关注的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所导致的美国硬实力的增长，他对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

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者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学者则认为跨国公司的FDI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真正民主的发展。多斯桑托斯在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实际上暗示跨国公司和中心国在依附国所促进的是“有限参与民主”，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当地经济的控制^[17]。同样，奥多莱尔（O’Donnell，1973）、瑟伯（Therborn，1977）、卡多索（Cardoso）、法勒托（Faletto，1979），以及埃文斯（Evans，1979）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责FDI通过寻求寡头寻租和垄断利润而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而且，FDI投资者通过支持代表他们利益行事的独裁者增强了威权主义政权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力^[18]。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中揭示了美国跨国公司支持“华盛顿民主东征”的实质^[19]。认为美国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名义输出的民主只对美国跨国公司有利。它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带来了灾难，因而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真正民主的发展。吉尔斯（Gills）认为跨国公司赞同的是一种既能较专制更持久地采取嵌入的亲市场政策，又能倡导公民社会社团组织有限权利的“低强度民主”（low intensitive democracy）或“有限民主”。^[20]这种“低强度民主”或“有限民主”有利于维护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秩序的控制，因而阻碍了后者真正民主的发展。

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的是，理查德·杨格斯（Richard Youngs）在其“民主与跨国公司”（Democracy and Multinationals）一文中阐述了跨国公司对政府“民主促进”议程的态度。该文的关注点集中于揭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结构的陈述性感知上，而不是旨在呈现理解性或结论性的量化分析结论。^[21]在文章中，作者不像许多其他学者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结论建立在自己大量访谈欧美跨国公司负责政府、人权事务官员的基础上。通过透析访谈材料，作者认为，跨国公司并不总是如传统观点所说的寻求独裁或“低强度民主”^[22]；跨国公司越来越承认“民主的和平本质”对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投资特别有利。尽管如此，跨国公司也承认它们仍然对政府的“民主促进”议程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在行动上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是唯一一篇在访谈基础上分析跨国公司对西方“民主促进”态度的文章，为本书了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民主促进”的主观态度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文章是从国际层面探讨西方在冷战后“民主促进”的战略、经济和社会动力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因而缺少从西方国内层面考察西方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之间的关系，而且作者探索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跨国公司对民主的一般态度，因而缺乏对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间关系的专门考察。

其次是关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人权的关系。

在西方语境下，人权是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人权的关系有四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前者有利于后者的肯定论：

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克莱尔·阿波达卡（Clair Apodaca）在《冷战后全球经济视角和个人完整权利》一文中，采用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法研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人权之间的关系，得出冷战后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改善东道国人权的结论。^[23]但缺少对美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人权关系的专门分析。同样，美国学者内拉·莫兹雷（Layna Mosley）在《外国直接投资与劳工权利侵犯》一文中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劳工权利的保护。^[24]但作者只是用回归分析法分析了FDI与劳工权利保护的关系，没有论述FDI的流入如何改善东道国劳工权利。

除了上述用定量分析方法论证跨国公司FDI有利于促进民主与人权外，还有使用其他方法论证跨国公司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著述。如詹姆斯·沃特森（James L.Watson）在《麦当劳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一文中以美国麦当劳快餐业对北京消费者（主要是青少年）影响为例，分析了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文化影响。^[25]作者较好地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文化价值观渗透，但似乎夸大了美国跨国公司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的作用。

斯帕（Spar，1999）在《聚焦与底线：跨国公司如何输出人权？》（Spot and Bottom：How MNCs Export Human Rights？）一文中驳斥了人权倡导者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指责。他相信“美国公司的投资可能有助于推动人权向积极的方向前进”。^[26]由于缺乏关于美国跨国公司促进人权的事实和数据，因此，作者对反面观点的驳斥似乎成了为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强词辩解。

《满是污迹的金钱？》（Money with a Mean Streak？）一文的作者戴维·L.里查德考察了外资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人权的尊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对1981年至1995年间43个国家量化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尤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与机构投资和政府对人权尊重的增加呈现可靠的正相关关系。^[27]

第二种是认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不利于发展中东道国人权的否定论。持这种观点大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西方学者如史密斯等人（Jackie Smith，Melissa Bolyard and Anna Ippolito）通过研究也得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结论^[28]。拉塞尔·莫克比和罗伯特·维斯曼（Russel Mokhiber and Robert Weissman）在《公司掠食者》（Corporate Predators）中分析了一些美国大公司犯下的污染环境、误导消费者（通过资助思想库和媒体）、雇用童工、在海外行贿、参与外国专制政权侵犯人权等罪行。^[29]

除上述著作外，一些文章也揭示了美国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东道国侵犯人权的现象。如《玻利维亚抗议者赢得了反对比奇特尔的水之战》（Bolivian Protesters Win Water War with Bechtel）、《尼日利亚骗局》（Nigeria Deception）、《耐克在越南》（Nike in Vietnam）、《美国公司在缅甸》（US corporations in Burma）、《埃克森和壳牌在乍得的计划》（Exxon and Shell’s plans for Chad）等文章揭示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诱发人权侵犯的行为。^[30]

经济学家史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其论文中将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假定为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力量（尽管海默本人并没有使用人权一词）。他通过分析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来支持其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等级制组织结构是形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边缘—核心国际体系的终极根源。随着跨国公司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它必然造成不平衡发展，从而导致边缘地区公民——政治和社会经济两个领域里的人权恶化。^[31]与依附论一样，海默的观点受到“发展引擎”理论的质疑，也与东亚国家利用外资促进经济现代化进而改善人权的经验不尽相符。

第三种是认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既促进又侵犯东道国人权的综合论：

如美国学者威廉·梅耶（William H.Meyer）所著《人权与第三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跨国公司、外援和压制》（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ird World Na‐tion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Foreign Aid and Repression）一书是唯一一部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考察跨国公司与人权关系的专著。在书中，他大胆地将哲学思考、量化研究和案例分析融合在一起，考察人权规范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他运用量化分析法考察宏观层面上的跨国公司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得出跨国公司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人权的结论，即“跨国公司在国际层面上总体上对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产生积极的影响”^[32]；又用案例分析法考察微观层面上的跨国公司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发现跨国公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最后得出结论：不存在一个能够既考虑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正面影响，又考虑其负面影响的宏观理论。^[33]梅耶的敏锐观察为评估全球化时代备受关注的跨国公司与国际人权规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然而，尽管他的结论是混杂的，且与经验一致，但他在总体上倾向于跨国公司有利于人权，因而招致了Jackie Smith，Melissa Bolyard and Anna Ippolito等学者的尖锐批评。而且，在他这部深入探究人权和国际政治经济动力的书中，讨论全球化的地方非常有限（除了p.157和pp.214—217外），因而没能就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经营的影响作令人信服的处理。梅耶的著述并不能算作对美国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民主间关系的专门论述。

第四种是不确定论，即全球化、跨国公司投资和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人权是否造成影响，要视条件而定。如美国学者奥哈布（M.R.Abouharb）和佩恩（C.L.Payne）在其题为“金钱是福还是祸？全球化及其对人权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全球化对某一国带来的贸易和投资的增加对该国政府是增加还是减少对其国民人权的尊重，取决于该国是否稳定。亦即稳定的国家，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倾向于较不稳定的混合政体国家更少人权侵犯，反之亦然。^[34]两位学者采取的是一种大样本式的全球性比较分析方法，运用双变量概率技术考察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对1980年至2004年间人口数量超过50万的所有国家人权的间接影响（通过“稳定”中间变量）。应该说两位学者的研究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得出的结论也更符合客观现实，即全球化时代得到跨国公司FDI最多的往往是一些国内政治稳定的国家。但他们缺少对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民主关系的专门考察。

再次，关于全球化与民主（民主化）的关系。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载体，全球化与民主化关系的研究成果显然与本文论题有关。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一书中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自由化、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甚至“全球化即是美国化的扩展”。^[35]他指出全球化的能手有两个：一是像索罗斯那样在世界各地大量买卖股票、债券和现金以获取巨额利润的“电子部落”（electronic herd）；二是被称为“黄金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的能手。“黄金紧身衣”是由透明度、最少腐败、新闻自由、契约市场和民主化构成。他认为“是黄金带来财富；是紧身衣大大地限制了政府可享有的自由度。简单地讲，若你试图审查或压制互联网，国际投资就会被耽误。如果你不提供法治以保护投资和允许资金自由出入，你就得向外国进口品支付现金，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的信用”。^[36]显然，弗里德曼暗示全球化促进“民主化”，作为“电子部落”成员的跨国公司扮演了迫使发展中国家穿上“黄金紧身衣”的角色。他的观点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乐观态度。

与弗里德曼乐观主义观点相反，吉尔（Gill）、爱姆（Im）等学者指出了全球化不利于民主的另一面。他们认为全球化减少了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产生了取悦于外国投资者而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公共政策；全球化使国家和跨国公司控制和操纵提供给公众的信息；全球化使南北差距扩大等不利于民主的消极影响，等等。^[37]

沃杰特克·那门托维茨（Wojtek Lamentowicz）在《全球化与民主：对话和普遍主义》（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Dialogue and Universalism）一文中着重指出了“世界市场自由化和极少数在全球规模上经营和塑造权力游戏规则的人对经济和政治权集中掌握，构成了对民主制度及其持续的挑战”。^[38]文章也指明了全球化对有效民主造成的积极后果。因此，作者既看到了全球化对民主造成的负面影响，又看到了其给民主带来的积极变化，持论较为中肯。但他对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分析除了包括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影响外，还包括对发达国家民主的影响，因而分析对象过于宽泛。

尼塔·罗德拉（Nita Rudra）在《全球化与发展中世界民主力量的强化》（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Democr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一文中考察发现：全球化与民主这两种趋势的确相互作用，但并不必然以一般假设的方式互动。他认为如果同时建立起社会福利保障安全网络，并将其当作提供稳定和建立政治支持的战略来运用，则对国际出口和金融市场开放的增加会导致民主的改进。^[39]接着，他运用1972年至1997年间5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对其假设进行了验证。显然，作者认为全球化是否改善民主要视条件而定，而不是华盛顿假设所暗示的从经济开放到政治民主的直接联系。显然作者是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出现下层群体不满而提出的理论假设，他的理论创新为研究全球化与民主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但文中有些分析显得差强人意。

李宽（Quan Li）和留维尼·拉菲尔（Reuveny Rafael）两位学者在《经济全球化与民主：一种经验分析》（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An Empirical Analysis）一文中考察了全球化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他们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全球化的四个要素即贸易开放度、证券投资额、外国直接投资额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对主权国家民主的影响，发现前两个要素不利于促进民主，后两个因素有利于民主的成长和发展。比较科学地论证了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民主之间的全面关系。^[40]但他们没有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作为对东道主国民主影响的独立变量来考察，且没有专门考察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对东道主国促进民主的关系。

最后，在关于美国“民主促进”与美国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上，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的资深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在其“为什么促进民主？”一文中论述了为美国跨国公司所赞同的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背后逻辑：自由贸易、市场开放必然促进民主，而民主必然导致和平和繁荣。^[41]米歇尔·考克斯（Michael Cox）、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和塔克斯·英诺古奇（Takashi Inoguchi）合编的《美国“民主促进”：动力、战略和影响》是探讨美国“民主促进”的一部专著，虽然触及了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间关系的主题，但由于它着重于美国政府层面的民主促进，因而缺少对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间关系的专门分析。

从上述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虽然没有直接探讨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之间关系的专门著述，但与国内学界相比，国外学者无论是材料收集，还是理论、视角、方法，均比国内学者详实、多样和科学。在涉及跨国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美国“民主促进”之间的关系时，国内学者观察视角比较单一，大多采取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如周柏林）、现实主义（如刘德斌）理论视角，而西方学者则采取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如乔姆斯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如弗里德曼）和现实主义（如吉尔平）理论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主要采用管理学（如陈宝森）、政治学（刘国平）、文化学（王晓德）等单一学科方法进行定性分析；而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则采用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方法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全球化与民主、民主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学者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采用多学科方法对论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如麦耶在其著作中大胆地将哲学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这些都反映了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最后，在对诸如跨国公司与民主、全球化与民主化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民主化之间变量关系的考察上，国内学者由于大多描述多，分析少；结论趋同而争论（argue）甚少，^[42]因而很少能提出新的理论或视角假设。相较之下，西方学界对这些变量关系争论激烈，探讨比较深入。例如，几乎在上面列举的每一组变量关系上都存在着正相关、负相关、视条件三种结论。这反映了西方学者的理论或视角创新意识。然而，尽管西方学者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人权、民主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迄今仍缺少对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的专门、系统的研究。麦耶、斯帕等人关于美国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人权关系的专门研究虽也涉及美国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关系的论题，但它并不能算作是对美国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专题研究。因为人权只是民主的一个内容，尽管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鉴于上述研究的不足，本书拟尽可能在详尽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民主促进”间关系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