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搏盛名

高山仰止搏盛名——达浦生诞生135周年解读

前　　言

达浦生阿訇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人士、回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伊斯兰教著名学者。

他的故乡南京六合为他建立了规模不大却极为充实的故居纪念馆。这似乎是我国伊斯兰教民间、屈指可数的一所爱国主义宗教教育基地。史料记载，达浦生阿訇在1920年至1937年间，由上海出境考察返回，在沪工作生活达17年之久；加上解放前后居住上海至1952年赴京就任中国伊协领导，应该说，达浦生阿匍也可以算一位“阿拉上海人”。他是上海伊斯兰教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上海穆斯林的荣耀与骄傲。因此，撰写复述达浦生大阿訇的生平，也是我心仪已久的愿望。

达老晚年面对大师、宗师、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贤达、学者等众多颂扬赞美之词，给自己作了一个社会定位。在回答哪个称谓和头衔最感贴切时，他坦然平静地回答说：“阿訇。称我阿訇我最感贴切，我很珍惜！”他接着解释：“是不是‘爱国’阿訇，还是让广大穆斯林根据我之所作所为定吧。有人称我为大阿訇，无论大或小，都是阿訇。至于这个大阿訇的称号，还等有朝一日，我撰写的《伊斯兰六书》正式出版问世再加吧！”

（一）潜心著作，六书宏扬伊斯兰

中国伊协为纪念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50周年，决定出版达老的最主要著作，即“前三卷为穷理尽性之学，后三卷为修齐治平之训”的《伊斯兰六书》。2003年4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已远离达老归真遁去了38年之久。历史的沧桑变迁真会与我们开玩笑！苦于生前未能出版，达老曾在1961年1月挥泪题词：“闲居翻阅旧稿，不禁感叹：二十年前视为珍宝，二十年后质价不如草。枯木逢春将有待，此稿永久成草槁。”

令他老遗憾，而令我们欣慰的是，在改革开放已走向盛世的今天，穆斯林学者和读者终于可以手捧《伊斯兰六书》细研了。

《伊斯兰六书》成书始于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是达浦生在甘肃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教学时主讲伊斯兰教义课程累积的大量讲义手稿。他利用空余时间，把讲稿整理成册，共四卷，拟作交流并留后人。后来察觉“意犹未尽”，复增写两卷，故书称《伊斯兰六书》。

自1939年边讲边补充边修订起，至1945年脱稿，时经六年，百般耗精费神之外，还历尽战乱艰险。在西安时，每逢日机来袭，他宁可丢弃一切，却紧紧搂抱一包呕心沥血的原稿，跑出城外躲避敌机，直到解除警报响起，安然无恙抱回去。解放后他采用多维和动态研究方法，对伊斯兰教的转型和适应性进行探讨和研究，又对文稿精雕细刻。这对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阿訇，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伊斯兰六书》是达浦生倾注全力撰写的一部以现代思维和观点论述伊斯兰教义、教理和教制的专著，是一部公认的与时俱进的传世之作。

全书近30万字。有学者研究分析说，《六书》卷一写的是认主认圣，论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卷二隐形精微之物，说明伊斯兰的宗旨；卷三论知、信、行、诚，阐述信仰中心；卷四讲解仪式，传授穆斯林的天命功课；卷五则写真理，澄清奇说乱真的谬误；卷六倡导宗教与科学相辅为用，解释科学能协助阐明宗教的哲理。

时任中国伊协副会长宛耀宾为《伊斯兰六书》撰写的序言概括指出：“《伊斯兰六书》是我国老一辈宗教家讲述伊斯兰教基本精神，介绍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和方方面面知识的论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反映了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它的问世，适逢我国改革开放盛世，故有其现实意义。”

达浦生对《古兰经》、圣训有极其深刻的领会和精辟的理解。在《六书》中详细生动、深入浅出论述了伊斯兰教的含义宗旨，以及伊斯兰教义学、性理学、哲学、历史等。他不仅是为宗教而写，还为规范穆斯林民众的道德而写，书中用很大的篇幅，几乎都是对于道德的论述。

他认为，品格道德的培养，首先“注重认主学”。“认识真主系吾伊斯兰教根本之要旨，而认主学乃万学之本，诸德之经”；“对于真主要有彻底之认识，要相当的敬畏”；“凡人内而能尽人事，以成己德，外而能循公理，以修和睦，视人我一体，大公无私，不作非分，不存无义，则庶乎可以成为学者”。“否则空有一副骨头架子，披一张人皮而已”。其次是注重道德。他以圣训“有学而无道德者，为人类最恶之人”，学问、道德兼全者，为人类最善之人。他告诫广大回民：“伊斯兰教育须以道德为体，而以科学为用。”“有学而兼有道德，则能遵守天命，修己治人。”否则“是以病世而害民”。

达浦生指出，信仰就是要“表里如一，诚于中，形于外，此谓‘伊玛尼’”。“‘伊玛尼’即信仰、即归顺、即明德、即良心、良知、良能”。他在《六书》第三卷引言中，开宗明义写道：“吾伊斯兰教中心为何？信、行、诚是也。”信即伊玛尼，心信，口诵；行即“尔麦里”（阿拉伯文原意“行为”），信行合一；诚即“伊赫俩素”（阿拉伯文原意诚实的意思），诚心诚意。他强调养成至诚之心，廉洁之身，纯洁之性，便是道德宝典。

他在著作中，还由“信源六德”讲到伊斯兰的宇宙观、创世论、因果论和两世观。《六书》在专论伊斯兰教育中，他按对教义、经文的理解，提倡出而游学的方法。认为：“无论何学，不可不求；无论何地，不可不去。”他说：“穆斯林之好学和乐于顺命与夫远游乃其天性。”“学习非专为一己，乃为教人也；非专为达己，乃为达人也；非专为显达，乃为名道也。”

达浦生具有强烈的好学精神，是穆斯林学习的榜样。他经学、历史知识、科学知识、汉语、阿拉伯语功底深厚。从其著作《六书》中，人们便能领悟到，该书有意蕴丰厚、言简意赅、论述严谨、透彻明了的特点。在论述中涉及了宗教学、现代科学、哲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和突出的现代意识。与并称“中国现代四大阿訇”的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他则尤为领先。

他努力使伊斯兰教与现实社会的实际相适应。从伊斯兰的基本教义、教理、教规精神，提出并论证伊斯兰教是“天人合德”、“表里同归”的宗教。表述了伊斯兰的两世观和重实践、重现实、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本思想。他力求把所了解的世界最新变化，告诉广大的穆斯林读者，用时代的方法传播伊斯兰教，讲述伊斯兰教的哲理；希望读者乐意接受新思维，新主张。从他的著作中，人们看到他漫长的一生，是追求伊斯兰基本精神，追求先进思想和文化，追求进步与光明的真实写照。

作为一名宗教学者，对穆斯林各民族同胞有着重大历史责任心的宗教领军人物，达浦生在阅读大量科学书籍基础上，按照《古兰经》、圣训的教导，在《伊斯兰六书》中，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分工相辅为用，合作共兴。”他写道：“照科学之定义，凡知识之有系统而能归纳之于原理者，皆谓之科学。”

达浦生眼界开阔，思维活跃。而对当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诸如物质上的电灯电话、汽车火车渐入中国；文化上特别是进化论、唯物论等在中国的传播，与穆斯林信仰的万物皆为真主所造就的伊斯兰思想，有着截然根本的不同，从而使穆斯林产生困惑。达浦生则以一种独特的开创性态度和方式，针对“亦确为世之为学者常常对于双方加以深究之一大问题”。他在《六书》中辟出专章篇幅，严肃认真负责地讨论了伊斯兰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讨论了认主独一的信仰者，如何看待和理解进化论、唯物论对世界的解释。

达浦生不是简单地将它们斥为邪说，而是详细辨析，解疑释惑。他不单注意到中国穆斯林大众的需要，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创新精神引导认识，而是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需要用创造性的思想方法发展伊斯兰教。他站在社会发展前沿，用宗教的观点解释现实问题，传播现代文明，以达到合作共兴。他的创新价值具有时代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二）呕心沥血，振兴民族教育忙

1894年爆发了中日战争，腐朽的清朝政府败北，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引起举国激怒。年仅20岁的达浦生目睹了这次国难，就此有了立志报国的思想萌芽，孕育了革新回民教育的宏愿。1898年，北京又发生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运动。在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声浪启迪下，他革新回民教育的志向，已由朦胧意识升华为一种坚定信念。在改良主义影响和恩师王宽（王浩然）阿訇指引教导下，他更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的兴亡与国民文化落后息息相关。欲不受外辱，唯大力兴办国民教育，方为救国良方。

办学振兴教育，应该说并不是他本职也不是他的专职。然而，达浦生从22岁挂幛当阿訇，正式步入社会，到91岁归真，在69年漫长生涯中，有40余春秋为开创和实施从事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东奔西走，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民族教育事业上。据有关资料归纳，达浦生一生筹办或主持的学校，主要有1907年在王宽大力支持下创办的北京牛街礼拜寺由他任校长的回文师范学堂；1929年与上海哈德成阿訇筹办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院；抗日战争期间，在甘肃平凉举办的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新中国诞生后的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由他任首届院长。

达浦生把国家强盛和宗教兴旺，寄托在宗教教育事业上，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宗教界同仁，一起发出“念书最能发扬教门，不念书最能败坏教门”的呼声。为提高中国穆斯林民众的文化素质，造就一批人才，达浦生锲而不舍地“勉人求学”。他奋力疾呼除信仰外，“求学是第一要务”，“且学者品列天使之班，其尊无比”；号召回族教胞要有“人贵有学，学贵有行”，“自生至死，学无止境”的精神理念。他心情迫切，希望兴学之风要“普及乡村”，“透入深闺”，通过广泛教育，使回族教胞“脱离迷惑之黑暗，入于光明之正途”。

1899年，24岁的达浦生由北京返回故里六合县，任城内清真寺伊玛目，他同时着手办学。“当时，回民习于保守。”达老回忆说：“要他们接受新事物，自然要经过许多艰苦奋斗……耐心说服顽固守旧分子。不顾一切勇于任事，而没有被斥为反教，真是不容易哟。”

在与穆斯林群众密切接触中，他深感回族子女只有从小学习文化知识，才能摆脱贫穷与愚昧现状。他不厌其累地向群众游说，劝说本坊乡老送子弟入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寺内创建了一所命名广益的小学。尽管不收费用，但初始一个班级，仅二三十名学童。可它却开创了南京地区回民初等教育的先河，对此达浦生兴奋不已。

六合广益小学成立伊始，一改私塾局限仅读“四书”“五经”的教学理念，而采取与当地公立小学以国语、算术、常识为主相同的课程。但学童逢周五必须上殿聆听“卧尔兹”做礼拜，接受宗教知识教育。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广益小学的建立和教学效果，在周边地区产生很大影响。许多回民群众开始醒悟并逐渐认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据《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载：自1912年起的民国时期，南京市清真寺内共办起了七所回民小学。南京地区包括六合、江宁等县在内多达16所。

1950年，达浦老在一份自传回忆中说：“在六合城内创办了一所广益小学，我辛勤地办了六年，也许由于为广益小学的成绩所感动，当地的回民对这所学校很是出力拥护，一直到现在这所学校仍然存在着。这是我初入社会办成的第一件教育事业。”

1905年，王宽阿訇要赴麦加朝觐，出于对学生的厚爱信任，便寄书达浦生到北京代理他主持牛街礼拜寺事物。1907年达浦生还被公推任牛街寺的回文师范学堂校长一职。两年后转至前门笤帚胡同礼拜寺当伊玛目。但他仍然惦记着另一项事业——回民教育。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政府。甘肃提学使马邻翼邀请达浦生前去担任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并兼省视学一职。尽管甘肃经济极其落后，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环境恶劣，然而达浦生酷爱民族教育之心极其强烈，他顶着家庭压力毅然西去上任。他走遍了甘肃全境以及青海、宁夏部分回民聚集区，奔波在广袤贫瘠的陇东、陇西和陇南以及大漠或山坳里，向回民劝学。在奔走途中，历尽艰难困苦。春夏之交有时遭遇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肆虐，隆冬时节受暴风雪侵袭。啃冷馍，喝生水，甚至遭遇狼的威胁。达浦生面对艰险，极其乐观。

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有一次路上要过一座一尺多宽、又无扶手栏杆的独木桥。朝下望去，万丈深渊。他从未走过如此险峻的桥，此情此景令他头晕腿软。于是，他口念“伊玛尼”，求主慈悯。爬上桥面，慢慢匍匐而过。特别是那时当地门宦林立，穆斯林大多清贫如洗，也有拒绝学习汉文的势力，情况非常复杂。达浦生便在各地清真寺不厌其烦地阐明兴办教育是回民自强之路的道理。当年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达浦生说，好在年轻，一切都克服了。

由于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贫穷落后的大西北，终于取得成果。他促成了兰州回民劝学所直属的清真寺第一高等学校的建立。在此影响下，兰州家有余钱的回民纷纷集资，于是，以嵌“德”字冠名的尚德回民小学、崇德回民小学、明德回民小学等纷纷诞生。达浦生说，我住在那儿帮助他们筹办，一直到办成开学。

在他创办的这些回民新式学校里，不仅开设教理教义和阿拉伯文、波斯文，同时设时事政治、数理化和体育课。在讲解教义真谛时，他强调回汉团结的重要，推动改革宗教内部的陋规陋习。他还帮助清真寺改革只讲经书不讲实际的宣教旧模式，积极倡导阿訇讲“卧尔兹”要紧密联系实际，力求语言表达生动形象。

达浦生在西北苦苦奋斗了六年多，1918年其父归真，达浦生才不得不辞去劝学所长职务，赶回六合料理丧事。他原打算留在故乡拓展多年前的回民教育，因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很难打开局面。于是他决定摆脱逆境，1920年前往教育文化发达的上海扩大视野。

在上海，由哈德成阿訇引见推荐，他结识了马晋卿、刘彬如、刘耀卿、杨福州等一批热心伊斯兰教事业的商绅。这些虔诚的穆斯林企业商贾，为振兴伊斯兰文化，合资办了一家专营进出口贸易的“协兴公司”。积极运筹资金，准备物色人选，翻译出版《古兰经》等宗教著作，此外还要兴办回民子弟学校。然而，却苦于难觅合适的领军人物。达浦生的到来，令大家喜出望外，顿释愁思，于是一致决定聘请达浦生来负责。重任接手后，他却自我感觉经验尚不丰润，时机不够成熟，还须学习深造，为办学他决定到国外去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学习。

1921年，达浦生征得公司同仁支持，以公司成员身份，开始了他首次海外苦旅，遍游南洋各埠及印度各地。他凭通晓伊斯兰文化和办学时的一些经验，在被访国家拜会各地文化教育、商业贸易、宗教领域、民间团体和知名人士，广交朋友，增进友谊。历经七年，于1928年返回上海。达浦生感慨地回忆：“这是我一辈子中时间最长、用力最多、收获最丰的出国学习时间。在这几年里，我和当地伊斯兰学者、教徒们交朋友，向他们请教我过去在学习中不是弄得很清楚的问题，也把我的学习心得与他们交流，等于上了七年大学。”“我没有虚度光阴，一天也没浪费。”

从国外考察学习归来，达浦生的确自我感觉非常好，尤其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理解和体会，认为已经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了。他与哈德成交谈中国伊斯兰教育现状时，一致认为“教务日颓，文化落后，回教人民趋势日行于下，益思有以挽救”。两位大阿訇同时认为：“挽救之方，舍教育则无以挽回，舍宗教教育则无以启发愚蒙。”

他撰写的《振兴回教刍议》一文，面对当时情景提出：“急立广设学校，使我教民子弟无人不学。吾为中国人，当然须精研中国文字。吾为回教徒，当然深知回教精义。”他站在阿訇立场上，主张“宗教与教育合一之制”。其目的是“以教育兴宗教，以宗教助教育”的互相授受。这种教育理念，是根植于振兴民族、挽救宗教程式化颓势基础上，无疑是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的。

海外归来，他即受聘上海福佑路（穿心街）礼拜寺伊玛目。主持清真寺教务的同时，他在哈德成、马云亭等支持下，积极投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院和“中国回教学会”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上海回教青年研究社指导员。移节南来的马云亭把办学也视作当务之急，把他的五原县辖水田3000亩，慨助作办学基金。上海的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等也捐款捐地，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襄义举，终于在1928年建成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中国回教学会和上海清真寺董事会诸成员，公推达浦生任校长，马云亭为董事长。

基于达浦生教育与宗教互相授受的理念，上海伊斯兰师范学院不仅局限于培养高素质宗教人才，更主要是造就伊斯兰教育的师资和研究伊斯兰的学者。校长达浦生对课程设置上高标准要求，强调贯彻中文、阿文、波斯文和英文并重的“四文”教学。国文则必修四书，选修古汉语；宗教课程专攻《古兰经》、圣训和教法，兼学外文口语、音韵、修辞和阿文语言学，同时兼学数学、地理、历史、哲学以及上体育课，全面培养学生。

高标准高要求下，必须以高水平师资执教。上伊师得到社会各界响应和支持，师资队伍层次高、资历深、阵容强大。来自宗教界、教育界、新闻与出版界的一批穆斯林杰出学者、教授纷纷义务出教，诸如伍特公、沙善余、杨稼山、傅统先、金煦、李续川、买俊三、马以愚等著名人士以及来华的印度和埃及学者。他们各负其课，精心执教。而上海一批穆斯林实业人士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杨叔平、马乙棠、蒋星阶、马刚侯等，则从经济上鼎力资助，向学生免费供应食宿和书籍、文具辅品。1933年，学校还创办了《伊斯兰学生》杂志，“口宣笔扬，共谋教是”。杂志面向全国，向有关学校单位交流赠送。

在达浦生带领下，上伊师全体同仁本着“同乡共教”、“异地一心”、“共抱热忱，分门负担，任劳任怨，全始全终”的信念和方向，正当蒸蒸日上之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为孤城，办学经费也失去来源，由于种种原因，上伊师被迫停办。

上伊师办学十年共四期，培养了三届毕业生60余人。成绩斐然，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在普及与提高的基础上，造就了其中广为人们熟知、颇具时代影响的诸如马坚、金志晏、定中明、胡恩钧、纳忠、林子敏、马有连、林凤语等一批学者和阿訇。马坚、定中明等六人，先后被选送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

教学不能办了，面对国家救亡的严峻形势，年已63岁的达浦生，满腔爱国热忱，誓与日寇不共戴天。自筹3000银元，凭其学识优势，依然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开辟又一战场抗日救国。他只身前往印度和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宣传抗日，风尘仆仆游说国际声援，时达八个月之久才回到国内。后文另述。

1938年10月，他辗转到达西安后，重返他所熟悉的甘肃，以期积极恢复上伊师，在平凉建立了陇东师范，并任校长。陇东师范全部沿用了上伊师的教学模式。所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抗日需要，达浦生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从北大、清华聘请了一批进步学生任教，支持他们在学生中积极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并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到陇南各县，向群众进行宣传抗日活动。从而为地方当局所不容，下令强行改组学校。在外部政治和内部意见分歧双重压力下，达浦生愤然辞去校长一职，转而潜心于《伊斯兰六书》的著作整理。

达浦生在《六书》中提出了“教育者，助人类之发达，以适于世界进化之一种作用”的观点，自觉长期肩负起民族教育的使命，在旧社会成功与失败中苦苦奋斗，力争让少数民族教育在中国全民教育中占一席之地，使更多的教外人士了解伊斯兰文明。他，不愧是中国伊斯兰文明的发扬者、促进者。

（三）爱国爱教，舍身无畏事总先

达浦生诞生在清末，他跨越了满目疮痍的清晚期，战火纷飞的民国，进入独立自主、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他对自己漫长的一生，有一番真实且谦虚的概括和评价。他说：“回顾我大半生经历，无非是办了几所新学制的回民学校，写了一部著作《伊斯兰六书》。”“国难当头时，在爱国乡老的资助下，以个人身份出访了一些伊斯兰国家，表现了我们中国穆斯林抗日的决心。解放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指导下，又出访了一些伊斯兰国家，宣传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及民族团结政策，为国家为政府做了一些我应该做且也能够做到的事。乡老们给了我种种美誉，是对我的尊敬，当然，也是对我所做业绩的肯定和认可。”

达浦生身材高挑，气质儒雅，目光炯炯，一表人才；他容颜慈祥，举止谦和，性格开朗，安贫乐道。许多后辈回忆达老正道直行，生活艰苦，勤俭耐劳；思维敏捷，孜孜不倦，坚忍不拔，严于责己，不事张扬；他谈吐富有哲理，深入浅出，正义凛然，不乏幽默生动，间或插进笑话，却令人肃然起敬，又感觉轻松。故让人自然产生极想与他有更多机会接近并聊上几句的愿望。

达浦生知识十分渊博。他的伊斯兰学术、文化修养，在当时可称首屈一指。他汉学、西学造诣深厚，四书五经、《老子》、《庄子》背诵如流，对《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小说、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长篇如数家珍。他对天主教、基督教文化和社会自然科学，也有相当掌握和熟知。

达老经名奴尔·穆罕默德，1874年农历四月初十生于江苏六合。史料载其始祖姆巴勒沙，是元代由西域迁入的波斯人。他原来名叫凤轩，浦生是字。1939年在朋友的建议下，始以浦生为名。

达浦生幼年家境贫寒，靠上两代人做阿訇和母亲帮人家洗缝补浆度日。他聪明好学，7岁入蒙馆学汉文，10岁入合南寺学读阿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因他学习勤奋出色，受师长赏识。一位乡老怜其家境困苦，自愿负担他在学校伙食。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年仅二十、血气方刚的他，不甘落后，决计赴京北上，一闯广阔天地，施展效国。于是筹措川资，告别祖母和父母，绕道辗转上海，至杭州，至天津，至通州，终抵北京。在波涛汹涌、水天合一驶往天津的海轮上，他放开胸怀抒发出“大陆不知何处去，海天一色混沌中”的愤慨。

来到举目无亲的京城，经一同乡引见，拜会牛街礼拜寺大伊玛目王宽。王阿訇目光犀利，一眼便看中这个南方来的后生，当即收入门下当海里凡。王宽思想开朗，对这名外来学生喜爱有加，情投意合，融洽默契，笃似父子一般。达浦生也曾回忆，因为有王宽这样的名师教导，他自是珍惜无比，惜时如金，无论严冬酷暑，刻苦攻读不辍。在京五年，只去过一次万寿山游览。他们师徒二人生活清贫，两人仅有一套乡老赠送的还算像样的长袍马褂，谁出客谁当“礼服”穿。从不计较物资生活好坏。

达浦生为人正派，品学兼优，成绩突出。经过两年从师苦学，于1896年仅22岁时，王宽为这名高足正式穿衣挂幛，成为伊玛目。从此，他开始步入社会。

1898年发生戊戌变法。达浦生怀揣教育救国兴教的理想，次年，经王宽同意，返回故里六合任伊玛目。他力排旧传统观念，借讲“卧尔兹”，积极鼓动、宣传回民教育。回忆那段往事，达老道：“我家境清贫，入学读书不易，因此发愤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那是晚清时期，列强频频入侵，大清国势日颓，眼看中国就要亡国。所以，我读书时就想，今后学习有成，定当报效国家，使中国富强起来。我那时的思想是爱国的，但并无推翻满清的想法。”

达浦生的爱国思想不仅涉足教育领域，他还以行动紧跟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时年37岁的他，响应革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勇敢地带头剪掉自己头上封建愚昧象征的辫子。按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不崇拜偶像，为表示拥护革命，达浦生主张在学校悬挂孙中山像，遭到不少回民的反对。他便在讲“卧尔兹”时，向群众耐心解释，在非宗教场所挂领袖像的爱国意义。

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达浦生在上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哈德成、杨叔平等各界回族绅士，迅速筹建了浙江路和太仓路两处回教避难所，又千方百计筹借解决难民的衣食住宿药等困难，救助了上千名回族和其他民族难民。与此同时，他还到条件尚可的回民中，大力推销当时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以支援前线抗日。达浦生曾自我检讨说：1918至1937年，只是忙于回教伊斯兰教育，尽力培养人才而关心时局不够。他说：“中共成立，北伐战争，国共内战，西安事变，这些大事也都知道。北伐（我）倾向南方政府，反对内战，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总的来说，我是远离政治，一门心思搞教育。好糊涂啊！”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日寇铁蹄蹂躏申城，福佑路（穿心街）清真寺也被日军占领，达浦生倾十年心血建立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无奈停办，他悲愤交加。经过一番思考，达浦生决心离开上海，再度走出国门，到对中国遭受日寇侵略缺乏了解，受日本派出浪人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罪行蒙骗的伊斯兰国家，开辟一条特殊战线，游说宣传，争取这些国家的同情声援，扩大抗日救国后援力量。

前文提到达浦生向上海招商局的一位回族人士李云生，筹措了3000银元，只身走出国门。1937年12月底踏上征途，于翌年1月20日到达埃及开罗。

抵开罗时，正值各国穆斯林政要纷纷前来祝贺埃及年轻国王举行盛大结婚典礼，达浦生碰上一个广交朋友、宣传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抗日的机遇。法鲁克国王热情欢迎这位来自东方的穆斯林兄弟，单独接见达浦生交谈了数小时，鼓励他说：相信中国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达浦生还分别会见了许多埃及社团组织，出席爱资哈尔大学专门为他组织的欢迎大会，发表了演讲，然后去沙特游说并朝觐。

朝觐期间，沙特阿拉伯国王两次接见达浦生和同期到达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访问团王增善一行五人。达浦生与王增善等还应邀出席了在麦加举行的世界回教大会，他多次发表演讲并舌战日本浪人。为了唤起国际社会更多的穆斯林支援中国抗日，揭露日寇嘴脸，达浦生起草了《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印成阿文单行本广为散发。

返回开罗，他又花去两个月的时间，重新撰写长达百余页的《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详细完整地历述60年来日本侵华史实和罪行。除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分期连载外，并译成英文、波斯文多种文字，博得伊斯兰世界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938年6月8日，达浦生又进入印度，在德里等地作了九次演讲，会见了独立后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的阿里·真纳。真纳亲自将《告教友书》译成印地文，在《印度时报》等一些主要报纸上发表，以示对中国的友好与支持。印度许多穆斯林向中国募捐资金，买成药品或战需物资及数十万法币现金，交与达浦生带回中国用于抗日所需。

六十又四高龄的达浦生，为抗日只身出访穆斯林各国，历时达八个月之久。是年8月，取道南洋经香港回到国内。因获得不凡的道义和物质双份成果，在中国乃至世界一时引起震动，国共双方的高层给予他高度褒扬。国民政府派专员前往香港，迎接他回到汉口，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国民党回族高级将领白崇禧的陪同下，他接受了蒋介石的接见。当蒋介石问其有何要求时，达浦生提出以回民教育为己任，拟在大后方重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蒋介石便责成西北地区长官胡宗南给予经济支持，借以褒奖达浦生自费出国宣传抗日之功。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及时在8月8日以《上海回教长达浦生欢迎会》为题，报道了综合消息。10月3日又派记者专访，发表了《达浦生先生访问记》长篇文章，作了详细报道述评，广泛宣传介绍。报道写道：当埃及国王会见达浦生，垂询中国回民人口状况及抗战中回汉关系时，达浦生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也不能占我片土，不愿为日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听了达浦生理直气壮、必胜信念的介绍，埃王感到十分欣慰。《新华日报》把达浦生“抗战则生，不抗战必死，惟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作为警语，鼓舞抗战士气。达浦生无限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了解我，熟悉我的……共产党对我的爱国行为评价很高。”

（四）宗教领军，民间使者外交忙

抗战胜利后，达浦生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旧政治协商会议，认识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经过多次接触，双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会上他还结交了许多知名人士。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采取两面手法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在达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白崇禧推荐他当选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代表大会”回教界的国大代表。出于和白崇禧的交情，达浦生勉强出席了大会，他才发现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社会贤达抵制参加。后来，对被动出席“国大”一事，竟成了他自责的难以抹去的“历史教训”，致使他很长一段时期心情显得沉痛。

1948年，达浦生从南京迁居上海，继续潜心补充修改他的《六书》，并陪侍九旬老母和一个重病卧床的儿子。是年底，国民党已陷入不可逆转的崩溃局面，开始有计划地准备向台湾转移包括人力在内的一切资源，威胁挟持各方面的头面人物，达浦生也列其中。国民党多次派人上门，有的对达浦生离间说：“只有国民党才能保护你的安全，共产党来了是不会放过你的。”有的哄骗他：“只要你肯离开大陆，所有一切均由我们负责到底。”更有甚者恫吓他：“你是被共产党看作历史上有污点的人，走为上策……”他们千方百计对达浦生进行诱骗施压不成，最后，打着蒋委员长亲自下达指令的箭牌，施以淫威，勒令他前往台湾领导回教事务，并交代说，不得违抗。

达浦生面临走或留的抉择，他确实一度陷入痛苦和彷徨。从宗教与家庭着想，他舍不得离开大陆，心中装着的多半是穆斯林。他回忆说：“大陆有那么多的亲人，有生我养我的一方热土，还有那么多爱国、爱民族的虔诚穆斯林兄弟与姐妹……”在旧政协他与周恩来有相识之交，《新华日报》对他做过专门采访，在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时也得到过共产党的支持。他反复分析掂量眼前形势：国民党专制腐败，节节失利；共产党深得人心，胜利在望。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达浦生下了决心，借口家庭累赘，坚决拒绝前往台湾。

新中国建立第二年的1950年，达浦生由沪赴京，找到学生马坚，想从中了解共产党人民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和政策。他仍然念念不忘为之奋斗大半生的回民教育事业，想与马坚商讨再投入的可能性。马坚非常尊重老师，请他在东四礼拜寺讲了一次“卧尔兹”。然而事与愿违，没想到竟引起一场所谓与党“唱对台戏”的风波。达浦生意识到自己与急骤变化的现实隔离得太久了。于是，他苦闷地很快离开了北京，从上海迁居回故乡六合，准备闭门安度晚年。

就在他为此次失败苦苦思索、似乎失去方向之际。1952年某日，中共上海市委通过上海少数民族青联会（筹）负责人金幼云，把达浦生请回上海。统战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周而复在上海大厦会见了他，转达了周总理代表中央，请他赴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并出席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是杨静仁提名推荐、周恩来亲自圈定的结果。达浦生兴奋地对人说，由于中央领导的关怀厚爱，使我终于参加了革命工作。

1952年7月，性格爽直豁达、思想开朗的达浦生，积极投入主持中国伊协的筹备工作。同年，78岁的他作为新中国宗教界著名人士，代表中国人民，不远万里，陪同郭沫若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了“世界和平人民大会”，开始了他新一轮人民和平外交活动。随即又率新中国组成的第一个朝觐团一行七人，赴麦加朝觐。由于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封锁阻扰，半途，他们被迫滞留巴基斯坦。在停留期间，达浦生与巴有关方面多次交涉，向巴社会各界宣传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对新中国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无理阻扰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的阴谋行径。然而，当时的巴基斯坦，在敌对势力高压下，坚持拒绝给朝觐团过境签证。于是，达浦生不得不率团中途折返回国。

1953年5月11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宣告成立。德高望重的达浦生当选中国伊协副主任，驻会主持日常工作，还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起，被推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翌年被选为常委，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同年，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又当选首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连膺三届。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建成，这位我国著名的民族教育家理所当然被公推为首任院长，从而圆了他苦苦求索的民族教育之梦。他是中国伊斯兰经学院的最主要的奠基人。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党和政府积极筹划新中国建设。为培养各类人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当时高教部争取了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两个名额，有关部门参照留苏学生条件，准备选送两位汉族学生。周总理听到不同意见反应后，便召见达浦生征求意见。达老直言不讳对总理说不妥，并阐明了理由。总理立即指示高教部改正，从回族学生中挑选。从此以后，凡派往伊斯兰国家的留学生，原则上从回族等少数民族中物色挑选，从而形成政策制度。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达浦生对少数民族的事务格外关心。1956年到上海视察，他想重返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旧址，即当时的敦化中学参观追思。校长金幼云趁机汇报了拟迁址重建，扩大校园的方案，并请他转告中央统战部，支持审批早日建校的愿望。返京后，他即与统战部联系。不久，在中央关怀下，在上海市有关方面和人士支持下，市政府批地60余亩，一座命名为上海市回民中学的新校园，便出现在沪太路上。

上世纪50年代，面对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冲击，达浦生的心情感到压抑。对马寅初的“人口论”的错误批判，他认为言过其实。对“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尤其是对他的学生马松亭阿訇以及庞士谦等一批回族知名人士被打成右派，痛心不已。因此，他曾写打油诗告诫提醒孙子达杰：“管住你的嘴，看住你的笔，闲暇多读书，有空常回家，溜溜你的腿。”

1955年4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亚非26个新兴独立国家、包括东道主印度尼西亚在内的12个伊斯兰国家在万隆举行的首脑会议。耄耋之年的达浦生，以总理宗教事务高级顾问的身份，随团同时赴会。在飞机上，总理对这位82岁的宗教领袖关怀备至，途中将自己的床位让给老人休息，令他非常感动。

达浦生的与会，其作用是一般外交官无法替代的，因而显得特别重要。会议期间，但凡总理与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见或会谈，必有达浦生作陪。而总理则在各个场合为他向客人热情介绍，澄清并消弭一些国家对我国宗教政策的误解和谣传，促进了与会国对我国的信任和友谊。周总理关切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与沙特费萨尔亲王、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等协商，最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穆斯林过境入境难题，朝觐大门终于畅通无阻。

因为达浦生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外交经验，他那大伊玛目风度，赢得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以及印尼人民的钦佩和尊敬。后来他和纳赛尔、费萨尔、苏加诺成了老朋友。通过参加万隆会议，他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也结下了诚挚的友情。

7月29日，达浦生率20人组成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仍借道巴基斯坦，从陆路前去麦加，圆满完成了官方组织的新中国首个朝觐团的朝觐功课。

也是这年，被受访国称为“和平使者”的达浦生，又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了印尼。苏加诺在茂物宫亲切接见了他，他的留影曾被长期挂在总统府里。嗣后，达浦生再度踏上18年前访问过的埃及开罗。纳赛尔一见面就对达老说：“我们认识，是老朋友了。你是周恩来先生的穆斯林顾问。”总统特地向达浦生赠送了一本亲笔签名的精装豪华本《古兰经》。达浦生还以中国叙利亚友好协会会长身份，访问了大马士革，途中又访问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看望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他广泛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印度首都，数千穆斯林为他假著名的德里清真大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请他发表演说并上殿领拜，给他以极高荣誉。印度一些知名人士赞叹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有这样杰出的打“阿林”，了不起！

有资料显示，在中国伊协成立头三年外交活动尚未活跃的初期，身为常务副主任的达老，不顾年迈，不怕辛劳，以满腔爱国热忱接待了15个伊斯兰国家的政要和其他国家贵宾，达140余人次。他千里迢迢出访中东、中亚和北非计16国，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的形象，展示中国人民的风范，无一不凝聚着老人的一番心血。

1957年国庆节，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见他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便风趣地问道：“先生有何健身妙术，如此老当益壮？”达浦生实话告知：“按伊斯兰教规，每日五次功课做礼拜，数十年总不间断。”毛泽东闻言，禁不住欣然大笑，颔首赞许。

进入60年代后，老人开始屡感力不从心，基本上就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也不参加人大、政协工作。1965年6月21日，达老因病归真于北京，享年91岁。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总理送了花圈，新华社统发了他逝世的消息。根据老人生前遗愿，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

最后的话

从大量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不乏有各种颂扬达浦生大阿訇之词：他是爱国爱教的一生，宗教家的一生，伊斯兰学者的一生，伊斯兰思想家的一生，高风亮节、瑰意琦行、性守正直、光明磊落的一生，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团结的一生，回族教育家的一生，与时俱进、追求光明和进步的一生，无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一生，为国为教无私奉献的一生，致力于传播与服务伊斯兰事业的一生，还有一代宗师、吾教典范……

其中任何一条话语冠于达浦生阿訇，都真实不虚，当之无愧。我以为，在我们稀缺并亟须有像达浦生这样的阿訇巨擘的年代，唯真心实意、脚踏实地以他为楷模，像他那样行为，即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这也是笔者在达浦生诞生135周年之际，复述老人生前光辉人生的心愿和目的。

（本文笔成，当谢南京六合伊协老前辈常志远先生提供大量资料素材）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