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说恩师

高山仰止说恩师

汤国来

在一次教研活动的间隙，蔡澄清先生向省中语会的同志介绍我时说：“很有意思，他们三个（指陈军、孔立新和我）一个比一个小一岁，陈军62年出生，孔立新63年，汤国来64年。”我在一边既很激动，又很惭愧。激动的是，这么些年来追随先生搞教改，能得先生厚爱，视我为校外弟子中较“出色”的一个，奖掖勉励，不吝首肯，真是荣幸之至。惭愧的是，三人之间，年龄虽略有参差，但在教学教研方面的成就却不可同日而语，我成绩甚微，尤不足与陈军、立新接踵比肩。三人行，二位兄长亦是我的老师。

记得那是1991年下半年，当时我在南陵县一所乡镇职业高中任教。虽说是职高，但学校为生存计，开的课仍是普通高中的一套，为的是学生毕业后仍可参加全国高考，所以学校的眼光也还盯在高考升学率上。其时语文教改在全国已然进入80年代热潮后的冷静反省期，我们那里是“热”既不热，“冷”却有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点滴尝试。凭着年轻人的热情，我从孔立新那里借来了蔡先生点拨教学的有关论述，一边揣摩体会，消化吸收，一边运用于教学实践。就这样，在蔡先生的理论指导下，我完成了古诗词点拨教学的较全面的探讨，上课一改古诗词教学要么逐句串释，以消解古诗词独特韵味为代价换取学生“字字落实”的“经师”授课的积弊，要么不分教学对象，把中学古诗词教学弄成大学文学赏析课的虚泛疏空（对中学生而言）的不足，在指导学生诵读的基础上作一些点拨，教学实中见活，很受学生欢迎。我将教学情况写成一篇文章，并未多加考虑，就冒冒失失地寄给了蔡先生。很快，蔡先生托立新将原稿捎回，并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记得他肯定了我的探讨，主要指出了文章在教例解析方面的不足；还有受篇幅限制（原稿也已有5000余字），有些做法未及展开，说得不甚清楚。先生热情鼓励我根据教学实践再作修改补充。我于是便“修改补充”。这一“补充”，便将文章篇幅翻了一番，拉成了近万字的长文。送给先生看，先生并不以为长，说当长则长，当短则短，长得有分量，还是好的。那是1991年寒假中的一天，我去芜湖参加师大函授的面授，抽了一个晚上带上文稿去看先生。冬日的黄昏阴晦寒冷，一中校园也早脱却繁花重影，显得枯瘦简澹，寂寞冷清。问了三个人，问着了先生的住处。敲开门看，先生正在吃晚饭。我自报家门，先生很高兴，推开饭碗，“呵呵”地笑着将我迎进屋。那是我第一次见先生。先生身材高大，穿的好像是烟草黄色的皮夹克，系着领带，像他做的学问一样，齐整有序，一丝不苟。先生那年已近花甲，鬓间丝丝缕缕已见染霜，面容清癯，蔼蔼然儒雅亲切。先生跟我说语文教学，说点拨法，言谈间不时停下，征求我的意见。他的眼光亮亮地看定我，极诚恳、极认真的神态，这种平等的态度让我有些局促，因为我实在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意见”，只得旋转眼光去看别处：客厅的壁上悬着两张条幅，其一署名“钱梦龙”，其一署名“陈军”。

平等待人，没有架子，是蔡先生的一贯作风。我和先生书信往还频繁，前几年每月总要收到先生的两三封信，有一段时日则更多。当初接到他的信，念着很不习惯，因为他在信里不用“你”，总用“您”：“您的钻研精神很好”、“您的大作”……让一位尊敬的导师一口一个“您”地给我写信，我感到十分不安。起先想着可能是先生客气，待日后向他请教得多了，情况也许会有些改变。岂料先生一以贯之，给我的先后数万字的书信篇篇称“您”。直到今天，先生给我写信依然用“您”不用“你”。其间我曾不止一次请他无须“高抬”像我这样的后辈，先生并未理会，也未作半字说明。如此时间一长，我也就只得随先生呼去，不再心存惶惧了。是不是先生有意以“您”来显示其“疏”呢？不是的。几年来，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学习上，蔡先生一直都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我。在一封信里，他动情地说：“我已年迈，个人已无所求了，只希望陈军和您能青出于蓝，也就十分高兴了。”这样意思的话，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捧读先生的来信，每每看到先生殷切的目光，令人动容不已。新年前后，我总能收到先生寄给我的贺年片，上面写着鼓励的话。我为人疏懒，尤不留意这些事，年前想着一定“抢先”祝福先生，临近却又忘却，直到先生的贺年片已握手中，这才生出“又迟了”之叹。蔡先生对待我这个初露头角的学生如此，则其接遇友朋的情形可知。有一年春上，我托一位在芜湖工作的同学给先生捎去一斤茶叶。那位同学将茶叶送到先生家后，未多寒暄便匆匆告辞了。蔡先生特地写信给我，一是批评我不该乱花钱买什么茶叶，再是让我告诉他我那位同学的工作单位和姓名，他要写信谢谢他。去年全国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在庐山开会，邀请蔡先生给大会作学术报告。我们要给他买二等舱的船票，他坚决不依，说，把我一个人搁在那边，倒不如跟大家在一块热闹。结果他跟我们一样挤三等舱。大家靠住船舷留影，站在甲板上看雪浪花飞，躺在简陋的床铺上说语文教学，谈天说地，蔡先生十分开心。到庐山后，蔡先生依然要和我们一块住普通间，直到会务组的同志说早已为他预订了房间，做好了安排，方才作罢。在庐山的那几天，蔡先生白天听报告，见朋友；晚上又被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朋友围住，每晚都要到十二点后方才歇息，又不能很快入眠，弄得疲惫不堪。第三天晚上，我们几个商量，要将先生“救出来”。可当我们吃过晚饭赶到他的房间，那里已是高朋满座了。我们无法，只得退避一边，听他们谈话：先生的嗓音分明已有些沙哑，而第二天上午便是先生的节目———作报告。

蔡先生对青年教师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孔立新写过一篇《乐为人梯助后生》的文章，登在1992年第9期《语文教学通讯》杂志上，写了一些，但远不是全部。先生对青年教师尤其是对在农村工作的青年教师的关心，令每一个与他交往的人从心底里感佩。他说农村学校条件差，在那样的环境下想做一些事，本身就极不易，“我们不去关心，谁去关心？”他是全国农村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现为“研究中心”）的最早发起人之一，并积极指导筹建安徽省青语会。对这些群众性组织，他不仅热心倡导，而且慷慨解囊，给予经济上的资助。蔡先生曾跟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涡阳县有一位民办教师，有一天忽然寄给他一封信，让蔡先生帮助他解决“民转公”的问题。“这个事情政策性很强，他又在涡阳，”蔡先生对我说，“我实在毫无办法，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去办。”事情无从办，蔡先生很遗憾，说起来连连感叹。从这件事情上，可见老师们对蔡先生的信赖。对青年教师寄给他的论文，只要有些可取之处，他都指导修改，寄给有关报刊，尽量争取发表。这些年来他为别人寄稿的邮费，加起来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我写的论文稿，几乎无一篇不是由他寄出去的。有的文章一寄不中，稿子退回后，他必辗转再寄，直至找到可以容留的地方为止。稿子发表了，编辑部省事，稿费往往直接寄给他，他必亲自去邮局取出，送给对方。记得我的一篇短稿，刊物发表后，给他寄来稿费21元。他一下犯了难：两千字的文稿，才21元。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稿酬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还特地将汇款单复印一份，夹在信中一并寄给我。我在回信中说，文章之事，早已烦劳不置，何苦又添些忙碌。他说这是你的劳动报酬，当然应该尊重。当我还在那所职业高中悠然度日的时候，他已在为我的工作操心了。1994年上半年，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信很长，满满写了四页信笺。末了谈到我的工作问题，说：“您干脆到我们学校来工作吧。”从农村职业高中到省重点中学，这本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蔡先生却说做便做。他开始为我的工作调动四处奔走了。从市教委，到市人事局，到分管市长，以他的威望、影响，终于说通了关关节节，市里终于答应以“特殊人才”调我到市一中。对于这一过程，蔡先生轻描淡写，只偶尔发两句轻喟；但我知道，在目前的人事机制下，其间种种曲折，自是一言难尽的，“跑断腿，磨破嘴”，庶几近之！———岂知天不从人愿，该年因为工资调整，人事冻结，遂使蔡先生的种种努力未能成为现实。紧接着，我由县里作主，调到了县一中。每每想及此事，都令我感慨唏嘘：未能到先生身边工作，不能更直接地聆听先生的教诲，辜负了先生的一腔热忱，真是我的终生遗憾！

我知道，蔡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有些喜欢的，但人前人后，我很少听到他对我们（包括孔立新）的赞许。这些年来，他关注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我们。受市报朋友之邀，我经常在市报上写些散文、随笔之类的小文章，他看到了，先是说锻炼文笔，可以适当写一点；看得多了，他便不安起来，写信提醒我：不可荒芜了正业！他最不满意的是我和孔立新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常常皱着眉头，要我们学说普通话，说做语文教师，普通话说不好，是说不过去的。其实，我在课堂上说的“普通话”，自己觉得差不多，学生也还能接受，只是跟他在一起比较随便，就放开了。一次市教研室开会，我有意拿腔捏调，用普通话发言。我注意到，蔡先生笑眯眯地听，眼里满是诧异，那意思分明是：这个家伙，也还会两句普通话嘛。对我们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上课，蔡先生一般不大提多少意见，他总是以和善、亲切的笑，将他长辈的关怀、鼓励明白无误地传递给我们。在论文交流会上，我提出点拨教学“点”与“拨”的不同，他畅快地大笑；在我执教的点拨实验课上，他笑吟吟地听着；在课后的讨论会上，他朗朗地大笑着。蔡先生的笑，完全是一种长辈看到晚辈还算说得过去时的那种舒心的笑。师生怡怡，他的笑声中满含着鼓励，令人振作，催人奋发。

80年代至今，经蔡先生培养、扶植而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省内省外已很有一批。我常常感到奇怪：一些本来默默无闻的教师一经蔡先生指点，往往便能脱颖而出，很快成长为各地语文教学的行家里手。我想，这里除了蔡先生悉心指教、热情扶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蔡先生崇高人格的无声召唤。在点拨教学的研究中，蔡先生提出过“道”与“术”的关系问题；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上，蔡先生正是“道”、“术”并举：授教学之“术”，传为师之“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以他那高尚的品德，超绝的风范，执著的求索，渊深的学养，昭示着为师之道，为人之本。在蔡先生那里，后学者看到的是一个高大稳健的人生，是一条奋进不懈、求实求真的人生路。这一人生启示，人格“点拨”，无疑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动力，促使青年人敬业乐业，不断学习，开拓进取，从而渐臻成熟。

蔡先生很爱用一句成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面往往还要加上两句：坚持努力，必有所成。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就用了这些话，后来又常常提及，以示鞭策。他自己正是以一腔“精诚”，去攻开语文教学的“金石”的。桐城出才子，蔡先生是宿松人，属古桐城地面，天资颖慧自不待言，只是以中师学历蔚成大家，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这与他的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也是中师毕业，虽说80年代学风大炽，辗转求学也费了不少劲，一步捱一步，举步维艰，更何况先生求学的50年代！先生旧学渊深，恐于进一步求“新学”的途中也费劲不少。先生不仅“求学”，而且“治学”，卓尔成家，其间必然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心力。跟先生谈话，感觉他总能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往往三言两语，便能廓开迷惑，启人心智。比方说“主导”、“主体”之辨，先生说：“这要放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考察。教学是教师与学生双方互动的动态结构过程，从教师的教这一面说，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教材是媒体；从学生的学这一面说，学生是主体，教材是客体，教师是媒体。”又如“工具”、“人文”之争，先生说：“‘工具’‘人文’，应放在不同层面去考察，它们是辩证统一的，不是截然对立的。”这些话，虽则简短，却极精辟。“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没有对语文教学内在规律的深入探求，没有长期坚持不懈的深入思考，是断难如此举重若轻、容与轻倩的。先生主张语文教学应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反对简单化，反对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他写过一篇《哲学阳光下的花朵》，涉及“观念论”、“教学论”、“方法论”、“继承论”、“效益论”等八大方面，既可视为先生对语文教学的见解总纲，又可视为先生辩证治学的经验，夫子自道，且文采流动，光亮照人，全不似出自六旬老人之手，十分为我宝爱。他的点拨教学理论更是融通往古、整合百家、辩证推求以成一家之说的。其体大思弘，戛戛独造，尤足傲视学界。“其用物也弘，其取精也多”，当人们犹在为“文革”纷争而感叹岁月蹉跎的时候，先生已独处斗室，著成鲁迅作品的教学专著；当人们犹在为语文教学耗时费力所得无多而苦寻良方之际，先生已提出了语文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规律及操作，并以“年段分科教学实验”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以智慧之犁拓开板结的土壤，以辛勤的汗水浇开宁馨的春花，先生如是，后生小子敢不勉力为之！

先生胸怀宽阔，淡于名利。他说过他的为人之本是六个字：正直、勤奋、淡泊。对功名利禄，赞誉非议，先生一概淡然处之。有一年，我看到一篇教学研究文章，文中涉及蔡先生的“曲问”，但多有误解，且扬此抑彼，发语偏激，“火药味”很浓。放在另一个人身上，说不定就会大光其火。我向先生请教，先生尽管亦认为那篇文章推断轻率，欠公正客观，但表示“毫不在意这类批评”，“不必计较”。我要写商榷文字，他劝我“不必在此类事上花费精力”。后来，安徽师大教学法教授倪三好先生著文评述蔡先生的点拨教学理论，未及细审，反以那篇文章“多少切中了蔡老师在探讨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以讹传讹，十分遗憾。先生凡事不喜张扬，尤反对突出个人。他从教四十周年的时候，有人主张搞一个纪念会之类的活动，他坚辞不依，信中对我说：“耽误大家时间给你一个人搞庆祝，成什么样子！”他也有生气的时候，说及当今某些青年人的浮躁，每每皱眉，十分忧虑。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激动地批评个别青年教师“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一点也不客气。但更多的时候，和青年人在一起他都是儒雅甚或朗朗地笑着。我记得在一节点拨实验课后，大家批评激烈。执教的是一位年轻女教师，面子上很下不来。蔡先生于心不忍，多少有些回护。谁知大家并不买账，唇枪舌剑，不依不饶。他无可奈何，看着那位女教师，忽然笑将起来，那意思是：你看，我也没办法。那一回，我从他的笑声中甚至读出了天真。我想，只有超脱一切荣辱，心中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笑声。

先生自奉甚简。三个孩子都在外地（一个孩子在美留学），他跟周老师清淡度日。先生不嗜烟酒，与朋友交，一般清茶一杯，并无酒食征逐，我在先生家吃过几次饭，桌上三四个菜，大家边吃边聊，十分随意。先生身体不好，荤菜吃得少。有一次我去吃饭，周老师特地从街上买回一只蒸酥鸡，肥美硕大，昂昂然不可一世。蔡先生一点不沾，周老师也吃得很少，基本上是我一人报销了。学校招待上面或兄弟学校来的客人，蔡先生能不陪则不陪；不陪不礼貌，也只象征性地喝点饮料（他好像只喝“雪碧”）而已。和我们在外吃饭，总是由他“买单”。他有一个理论：你们年轻人花钱的地方多。去年庐山开会，下山回芜湖，却购不着船票。九江那地方有点怪，轮船公司到各地的船票全“套”给了个体饭馆，要买船票，须得先去饭馆吃一餐。这明明就是“宰客”的勾当。蔡先生掏出百几十元，说：“‘宰’就‘宰’一回吧，难得大家在一块。”

有庐山期间，我们跟先生一起抽空游览名胜。先生兴致很高，花径，锦绣谷，仙人洞，美庐……走马观花，留下了一些照片。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尤令我珍视。那是在庐山会议会址前，正值“五一”，游人汹汹，留影须得排开人众，才能抢得“镜头”。繁昌罗文林君忙中有乱，相机“咔嚓”一按，竟将侧边的蔡先生也印在我的“独照”上了。只见蔡先生左臂搭着外套，右臂平伸，正努力将游人拨向一边，为的是给我留下“亮相”的空间。看着这张照片，我十分感慨。几年来，在我的成长、发展道路上，正是仰赖蔡先生的一手扶持，多方呵护，方才得以蹒跚举步。而像我这样得到蔡先生热情提携、大力举荐的青年教师，又岂是区区几个！蔡先生创立点拨教学法，其功厥伟；而他培植新人，奖掖后进，亦是功德无量。

高山景行，世人慕仰；先生之恩，山高水长！

（载《蔡澄清：点拨教学法》，湖北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之一，2001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