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自宁宗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上台执政以后，道学获得了平反，道学之徒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但是，史弥远并非理学的真正信徒，他既没有为“伪学”彻底平反，也没有真正重用道学一派的官员。嘉定以后，史弥远给朱熹等人的追赠和谥朱熹为“文”等些许措施，不过是对共同反对韩侂胄集团的道学一派所付出的政治酬劳而已。所以史弥远擅权以后，对恢复道学的学术地位并不热心，对道学家也仍然没有加以重用。如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佐郎李道传向宁宗奏请:“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可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原因是“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227]。此时的执政，当然非史弥远莫属。正因为史弥远对道学的这一态度，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理学正统地位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确立。相反，史弥远的晚年，由于以阴谋手段帮助理宗夺取皇帝宝座，害死了合法的帝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因此遭到竭力维护君臣父子伦理纲常的理学家们的猛烈反对，有人甚至公开要求理宗“禅位近属，以洗不义之污”[228]，史弥远更被视为名教罪人，在南宋政坛上再次掀起了一场反对史弥远的政治风暴。但在理宗的支持下，史弥远很快将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等一批所谓的理学名臣击败，并将他们相继赶出朝廷。
理宗从早年起，既受到郑清之、真德秀等理学官员的熏陶，即位后又力图借助理学思想来粉刷自己的正统地位，因而对理学可谓情有独钟。宝庆三年(1227)正月，理宗以为朱熹集注《四书》，“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下诏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同年三月，理宗在召见朱熹的儿子工部侍郎朱在时，对他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229]数月后，理宗命学士院草诏，改封朱熹为徽国公，制诏中称朱熹“传孔孟之学，抱伊傅之才”，并说“每阅《四书》之奥旨，允为庶政之良规”，再次表示自己与朱熹“深有不同时之恨”[230]，对朱熹和他的《四书集注》更是推崇备至。绍定三年(1230)，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给从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到孟子这十三位“圣贤”分别作赞辞，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道统。此时他对本朝能够继承自孟子以来道统的代表人物，虽明显有所指，但暂时尚未言明。
理宗亲政以前，尽管对程朱理学的信仰，几乎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可是由于他听任史弥远对理学家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所以仍不可能博得理学家们的好感。史弥远死后，以理学家为主的官员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他们置内忧外患于不顾，不断上疏为济王鸣冤叫屈，要求为他平反、立嗣，攻击的锋芒表面上针对史弥远，实际上涉及到理宗本人，反映出理宗亲政以后在士大夫中尚严重缺乏支持力量。
面对来自理学家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理宗要么对理学官员再次实行党禁，要么进行安抚，二者必居其一。既然理宗热衷理学，当然不可能再对理学家实行党禁，以前韩侂胄镇压道学的教训，也说明不能与理学家采取对立的态度。何况理宗也深刻认识到，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当时，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有利于巩固皇权，有必要好好加以利用。因此，他以“端平更化”为契机，对理学和理学家采取了进一步笼络和收买的政策。
理宗一方面重新将真德秀等一些有声望的理学之臣召回朝廷，对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大师的后裔和弟子、再传弟子或授以要职，或予以平反。据近人统计，理宗一朝自亲政以后，出任宰执大臣的理学之士有十一人，出任经筵官的基本上是理学之士，尤其是专职经筵官更是清一色的理学名士，历次科举考试的权知贡举和省、御试考官也都由精通理学的官员充任。
另一方面，理宗不顾理学之臣对他的不满，一再表明自己服膺朱熹教诲，并摆出一副深得理学真谛的架势。端平元年(1234)六月，理宗将朱熹生前从《礼记》和《诗经》中撷取过来用以教诲弟子的两句话:“毋不敬，思无邪。”用金字写在宫殿的柱子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231]，正如刘子健先生所说:“无非标榜门面，借用声望而已”。[232]
当理宗的地位逐渐获得巩固以后，他便运用皇权，确认理学创始人的道统地位，将他们视为孔孟以后的传人。淳祐元年(1241)正月十五日，理宗下诏对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大加表彰，他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将他们五人从祀孔子庙庭，“以示崇奖之意”;同时指斥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将他的神位赶出孔庙。两天后，理宗亲临太学进谒孔子，将早先撰写的《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233]。从而正式肯定从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使程朱理学成为继孔孟以来的封建正统思想和钦定的官方哲学。
理宗崇尚理学的策略对于暂时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应该说是成功的，从此以后，南宋士大夫中不仅再也没有人对他的继承问题提出指摘，而且在他死后，还给了他一个颇为体面的庙号——“理宗”。
理宗崇尚理学，将其尊奉为封建正统思想以后，对南宋末年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从两汉到隋唐的儒学，自北宋中期起，出现了新的情况，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627—649)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问，产生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专注一派，表现在科举的经义考试中，“许引用古今诸儒之论及己见”[234]，于是各个学派互争雄长，士人的思想相当活跃，从而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对完善封建统治也不无小补。南宋前期，在大多数时候，学术思想依然活跃，士大夫中，继承伊洛之学者有之，发明王氏之学者有之，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许多人谈王霸，说义理，提出了许多反映时代要求的新思想，如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等宋学中生气勃勃的非主流派纷纷登场。面对宋学各派特别是事功之学的蓬勃发展，朱熹大为震惊，他说:“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方试官命此题，已欲其立奇说矣……遂使后生辈违背经旨，争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长浮竞薄，终将若何，可虑!可虑!”[23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学术思想的繁荣。
理学思想并不是专制思想，可是一旦被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以后，就容易成为他们的御用思想，成为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专制思想。从此以后，多数理学家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成了维护专制统治的御用文人，使理学中民主性的精华逐渐暗淡乃至被抛弃。
理学在思想界取得独尊地位以后，朱熹所撰之《四书集注》逐渐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士人“务自立说”，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宋学中的其他各派因此走向衰落，理学本身也因缺乏对立面的斗争而日渐僵化和陈腐。此后，理学官员便把持了仕途要津，在他们当中，固然有极少数人是孔孟之道的身体力行者，他们对人、对己、对国家基本上能够恪守孔孟教导去行事，但极大多数人，或是口中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或是谨守程朱矩矱，热衷章句研究，拱手高谈性命，长期脱离现实生活的浑浑噩噩的腐儒。尤其是那些借理学欺世盗名之人，他们沆瀣一气，假托孔孟，鼓动如簧之舌，以攻击异己。由于自己无能，就肆意诋毁有才能之人，治财者则被视为聚敛;坚持抗战立有战功者则被视为粗材;能读书作文者，则被说成是玩物丧志;凡留心政事的官员则被视为俗吏。他们所读的书，只是朱熹编注的《四书》及语录之类，高唱的则是“修身养性”。如果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他们所造成的最终结局，正如后来对亡国有切肤之痛的周密所说，“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236]而后已。
二、嬖宠浸盛，佞幸用事
历史上的统治者，即使早期是一个稍有作为之人，但到他的晚年就会变得昏庸和腐朽起来，最后往往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几乎是一种规律。理宗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理宗亲政后，对政治和经济虽然有所革新，力图使南宋摆脱非常贫弱的困境，但收效并不大。这是因为理宗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所谋者嫔妃近习，所信者贵戚近亲”[237]，有关措施大都半途而废，更没有能限制后宫、贵戚一丝一毫的特权。从淳祐末年起，理宗“在位既久，嬖宠浸盛”[238]，佞幸用事，完全抛弃了端平以来选择贤相，注重人才，进行政治革新的做法，而是得过且过，追求享乐，政治上更加腐败不堪。故从淳祐末年起，理宗的统治进入到了后期，也就是昏庸腐朽的时期。
此时的理宗只信任善于拍马奉承、蒙上欺下的佞人。于是一些直言敢谏的大臣，或被出知地方，或被赋与闲职。而让丁大全、马天骥之类的仕宦小人掌控朝政，为卢允升，董宋臣之类的内侍用事铺平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得黑暗、混乱就不足为奇。
淳祐十一年(1151)十一月，理宗以参知政事谢方叔代替刚刚去世的郑清之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同时拜参知政事吴潜为右丞相。吴潜是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的进士第一人，为人性格直率，敢说敢做，不太考虑后果。他在拜相前一年入对时，向理宗说:“国家之不能无敝，犹人之不能无病。今日之病，不但仓、扁望之而惊，庸医亦望而惊矣。愿陛下笃任元老，以为医师，博采众益，以为医工。”[239]但理宗并不以为然。吴潜为相不足二年，就以“水灾”被罢相。谢方叔虽然也是一位老臣，但私心极重，他在未任相时，连篇累牍的奏疏，说得头头是道，一旦登上相位，便私交内侍以固宠，并让“子弟干政，若谗余玠之类”[240]。宝祐三年(1255)七月，谢方叔被弹劾罢相。八月，理宗擢参知政事董槐为右相兼枢密使。董槐自嘉定六年(1213)中进士后，历任县主簿到知州、安抚使等地方官，时间长达近三十年之久，无论在审刑、御将、理财、用兵以及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有显著政绩，是南宋后期的一位能臣。他出任右相后，“苟可以利安国家无不为”，“任人先取故旧之在疏远者”，于是遭到后宫、戚里和近习的不满。侍御史丁大全虽为进士出身，其妻却是阎妃家中的婢女，他凭这层关系，勾结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夤缘以进，颇为得宠。丁大全想与董槐私相结交，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遭到董槐的拒绝，“乃日夜刻求槐短”。宝祐四年六月，丁大全上章劾董槐，极其诋毁之能事。“喜狎佞人”[241]的理宗，据此将董槐罢去相位。罢相的诏书尚未下，丁大全就迫不及待地调动百余士兵包围董槐宅第，以御史台牒迫令董槐离家，并以将董槐带往大理寺治罪相威胁，连夜将他赶出临安府。在宋代，如此对待一个即将卸任的宰相，可谓仅见。
丁大全的横行不法，引起朝野的极大愤慨，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测祖、曾唯、刘黻、陈宗等六人上书进行揭露，丁大全发怒，削陈宜中学籍，将他编管到建昌军(江西南城)，并立碑学中，戒诸生不得“妄议国政”，以后凡有上书，必须先经前廊太学生看详，并牒报检院备案方可。陈宜中等人虽然受到迫害，却因此获得“六君子”[242]的美称。丁大全“自是志气骄傲，道路以目”[243]。但他继续获得理宗重用，董槐罢相不久，在任命参知政事程元凤为右相兼枢密使的同时，丁大全被升任签书枢密院事，进而又升任参知政事。
卢允升、董宋臣是最受理宗宠爱的两个内侍。董宋臣最初不过是一个小宦官，稍迁为东头供奉官，此人工于心计，极善逢迎，尽量投理宗所好。如理宗要摆樱桃宴，当时市面上尚无樱桃，他就派人到绍兴府买得百粒，请理宗尝鲜。理宗想赏荷，但大池荷花尚未开放，他就从别处借来盆荷放入池中，“云锦炯然”，宛如池荷一般。某日，理宗叹道:“宫女翠花俱敝矣。”不数日，董宋臣就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翠花插到了宫女头上。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宦官进竹丝灯，照明度甚佳，理宗看了大喜。董宋臣对理宗说:“明日臣亦进此灯。”那宦官退而笑道:“吾经年乃成，岂一夕可办?”董宋臣当即买来广布数匹，“翦以为灯，顷刻而成”[244]宝祐三年(1255)，理宗命董宋臣主持佑圣观的建造，他为了满足理宗纵欲的要求，不仅将佑圣观建得富丽堂皇，而且还建起了梅堂、芙蓉阁和香兰亭供他享用。从中可以看出董宋臣“佞技”之高。他因此而大得理宗欢心，受宠程度超过了资历比他老的卢允升。
卢允升、董宋臣等内侍，依仗权势，强夺民田，招权纳贿，“声焰熏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至结凶渠以致大祸”[245]。当时虽然有官员不断揭露他们的罪行，但理宗总是百般庇护。直到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上台执政后，卢、董等人的势力才受到遏制而有所收敛。
马天骥也是进士出身，《宋史》本传仅载其仕履和三次被论罢，但不详其所以。据有关史籍记载，他在任平江府发运使时，献给理宗女儿的结婚礼物有罗钿细柳箱笼百只，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里面放了一百万贯的楮币，“理宗为之大喜”[246]，于是官运亨通，由礼部侍郎除同签书枢密院事，看来确实也是一个佞臣。
丁、马两人谄事阎妃，勾结内侍，窃弄权柄，作威作福，根本就没有将丞相程元凤放在眼里，当时有人就在朝门上写道:“阎、马、丁、当(董)，国势将亡。”[247]。丁大全在阎妃和卢允升、董宋臣的支持下，谋夺相位，程元凤感到自己无法行使相权，被迫于宝祐六年四月辞相。这样，丁大全终于代替程元凤登上了右相兼枢密使的宝座。
开庆元年(1259)十月，丁大全因封锁蒙军渡过长江进围鄂州的消息，遭人弹劾而罢相，但仍以观文殿大学士判镇江府。贾似道掌权后，为了笼络朝中的官员和太学生，以表示顺应民意，于景定元年(1260)六月将丁大全编管南康军(江西星子)安置，三年十一月再贬谪到新州(广东新兴)，后来死于道上。景定五年(1264)四月，马天骥也被罢为祠官，不久，又以贪赃罪夺职罢祠。
与丁大全罢相的同时，吴潜和贾似道分别被理宗任命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吴潜第二次任相后，力主清算丁大全一伙的罪行，因此受到丁大全同党的忌恨。理宗无子，想立弟赵与芮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但吴潜不同意，密奏道:“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248]理宗为此十分恼怒。忽必烈进围鄂州时，理宗问吴潜如何对付蒙军的入侵，吴潜从理宗的安全考虑，建议迁都。理宗又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吴潜慷慨激昂地回答:“臣当死守于此!”理宗的猜疑心甚重，听后当即掉眼泪说:“卿欲为张邦昌乎?”[249]丁大全的党羽趁机制造谣言，说吴潜企图先为济王立嗣，再想立济王嗣子为太子。又因为吴潜之弟吴渊为政严酷，有“蜈蚣”之号，于是他们就散布童谣:“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250]理宗联想前事，对吴潜更是恨之入骨，遂于景定元年(1260)四月初一日罢去了他的相位。
三、奢侈腐朽，怠于政事
理宗晚年，国家尽管危机四伏，但他却认为自己的帝位已经稳固，蒙古多次南侵也都没有得逞，因而沾沾自喜起来。每日只顾饮酒赋诗，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其表现宛如北宋末年的宋徽宗，统治的腐败便可想而知。对于理宗的嗜欲怠政，元人王恽做诗讽刺道:“拱手深宫四十年，只将诗酒斗清妍。料应一片江湖梦，不到谢玄淝水边。”[251]说理宗虽然自鸣清高，但与既有政治才能又以棋酒自娱的谢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谢玄在“清妍”中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而理宗却因此白白断送了南宋江山。这时的理宗不仅重用佞臣，让他们为自己的腐朽生活奔走效劳，而且大肆施恩宗室、外戚和后宫，让他们的子弟出任州郡长官，这些人“荐引奔竞”，“贿赂公行”，所至“赃罪狼藉”，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他们为了邀宠固位，又袭蔡京、童贯故伎，“以奢侈导上意”，从而助长了理宗腐朽性的发展。
理宗在宋代帝王中也以好色闻名。他即位后，故相谢深甫之孙女和贾涉之女先后被选入宫中。因谢深甫曾有援立宁宗皇后杨氏的功劳，故杨太后执意要将容貌并不出众的谢氏立为理宗皇后，使甚有殊色的贾氏后来只能做到贵妃。理宗对此颇为不满，于是置皇后谢氏于不顾，专宠贾贵妃，还为她修建功德寺。淳祐七年(1247)，贾贵妃去世，阎贵妃又以色得宠。此外，理宗还不顾群臣一再劝阻，每年都要从民间挑选大量女子充实后宫。宁宗末年，后宫除有职掌名位者外，有夫人号者六百人，到理宗淳祐年间竟增加到一千人。理宗对这些人的廪给“泛赐无节”，当内藏库的财物用完后，就动用封桩库和左藏库的蓄积，使时人有“何其不节耶”[252]之叹。庞大的后宫，成为南宋后期财政入不敷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宗虽有那么多的嫔妃，仍然不感满足，还经常将民间的妓女召入宫内供他淫乐。官妓唐安安，“歌色绝伦”，最受理宗爱幸，她经常出入宫禁，富冠都城。工部侍郎牟子才不敢公开批评理宗，只能骂他手下的人，为此他上奏道:“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理宗知道自己的行为太不像话，要丁大全转告牟子才:“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牟子才出知太平州(安徽当涂)，建李白祠，亲撰赞语刻于石上，谓:李白所以受到唐玄宗的斥逐，那是因高力士为报脱靴之憾，故意激怒杨贵妃所致。唐朝宦官势力之盛，就是从高力士开始的。“其后分提禁旅，喋血宫廷，虽天子且不得奴隶之矣”。并刻高力士脱靴图于石上。这些显然寓有规劝和警告理宗的意图。有人拿了拓本给董宋臣看，董宋臣大怒，持图向理宗哭诉，同时与丁大全合谋，嗾使御史诬劾牟子才在知太平州的“过失”，牟子才因此被降两官。董宋臣等还不肯罢休，向理宗挑拨道:“牟某在当涂骂官家。”理宗看图，笑道:“乃骂汝，非骂我也。”董宋臣说:”彼谓陛下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理宗听了果然很不高兴，秘密向与牟子才有隙的知安吉州吴子明调查他在太平州的情况，吴子明回奏道:“臣尝至子才家，四壁萧然，人咸知其清贫，陛下毋信谗言。”[253]经他说了实话，才使牟子才逃过一劫。
理宗还热衷于宫室的营造，所建禁苑、芙蓉阁、武林园等亭、台、楼、阁都华丽宏伟，非常壮观。他还别出心裁地将宫室建于西湖之上，号西宫，并打造御舟，“以备游幸”。理宗不仅自己奢侈无度，而且对外戚、宗室亦滥施恩赏。理宗无子，只有贾贵妃生有一女，对她钟爱异常。景定二年(1261)，理宗以杨太后有拥立功，将公主下嫁其侄孙杨镇，进封周国公主。为了能时时见到公主，特别为她在嘉会门内盖起豪华宅第，“飞楼阁道，密迩宫苑”。负责建造宅第的官员因此有功，被减去三年磨勘，每个工匠也都得到犒赏。杨镇被封为庆远军承宣使，他的所有亲戚“皆推官加封，宠异甚渥”。[254]
对于理宗这种腐朽的统治和奢侈的生活，许多官员一再上疏直谏，如监察御史吴昌裔指出:当今社会“近类宣(和)、靖(康)之时，安危乐亡，直可凛凛”。他希望理宗“去谗远色，以扶植人才;克己节用，以爱养邦本。罢营缮土木之费，专以修车备器为事;省闲慢文书之务，一以备边御寇为急”[255]。著作佐郎高斯得也上奏说:”臣观自顷以来，祖宗典则之旧，浸以隳废，坏法乱纪之风渐不可制，窃为陛下忧之。宫邸无故而妄求进秩，不问也;嬖宠恃恩而豪夺人田，不问也;戚畹葬埋过于侈汰，以溷有司，不问也;宦寺怙势，颐指气使，驾朝使而倾之，不问也。而宗藩之横，则又甚焉。”[256]杜範的奏议与高斯得简直如同一辙，他说当时是“命令朝更而夕变，纪纲荡废而不存”。朝政的败坏已经达到了“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257]的程度。吴昌裔、高斯得、杜範与前面的牟子才等人，他们的奏议用词不可谓不尖锐，如果在明、清两朝，很可能会遭到杀身之祸，但理宗看后居然能够坦然处之，这不能不说是宋代政治的一大特点，也反映了理宗的“纳谏”气度。不过，批评由你批评，积习依然故我，这与真正的拒谏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理宗朝后期，由于对蒙战争的扩大，军费支出更加浩繁，“三冗”也越来越严重，财政入不敷出，往日设置的国用所之类，仅成空名而已。宝祐四年(1256)九月，监察御史朱熠上言:“(国家)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日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边郡则有科降、支移，内地则欠经常纳解。欲宽民力，必汰冗员。”[258]理宗口头表示采纳，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措施。
不过，人们也应该看到，在南宋，由于外部威胁始终存在，国家财政始终处于严重的拮据状态，加上在君主“与士大共治天下”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对帝王有着一定的监督之权，因而从退据德寿宫的太上皇帝赵构，到后来的理宗、度宗，他们的腐朽程度与其他朝代的多数帝王相比，不能算深，范围也大致上局限于宫廷内部，因而他们对政权所造成的危害性，还是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四、崇奉道教
宋代是儒、释、道三教并重的社会。道教从总体上来看，在当时虽无儒、释传播之广和信仰之众，但有时候统治者为了达到某些特殊目的，却更多地倚重于道教。北宋的真宗和徽宗，南宋的理宗，可以说是有宋一代对道教特别崇奉的三位皇帝。
理宗崇奉道教的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他即位以后，无力克服摆在自己面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只好依赖于佛、道两教，希望其能起到劝善佐治、防治灾害的作用。尤其认为道教乃赵氏始祖玄朗所创，不妨好好加以利用。二是道教宣扬有所谓长生不老之药、白日升天之能，这对于已经日益衰老的理宗而言，变得尤为渴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进入南宋，三教合一的趋势越加明显，无论佛、道都更加世俗化，容易为一般民众和上层社会所接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理宗一朝对道教的提倡尤力，宋末人邓牧以为:“理皇优情六艺，旁通百家之书，尝有契于神情之旨，故于老氏独厚。”[259]
道教的经典很多，如《道德经》、《太平经》、《抱朴子内篇》、《黄庭经》之类，但这些道经有的深奥难懂，有的篇帙浩繁，有的修炼复杂，皆不宜于道教的传播。大约在孝宗朝初年，道徒李石根据已在民间传播的内容整理创作了《太上感应篇》一卷，当时只有一千一百七十七字。稍后，四川隐士李昌龄又为这篇经文作传注八卷。由于《太上感应篇》通俗易懂，修炼简便，它糅杂了释、儒、道三教的思想，实际上是一部通俗宣传劝善惩恶的民间善书，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仰。绍定六年(1233)八月，太一宫道士胡莹微在理宗的授意下，刊印了这部经文，辅以佑圣(玄真)像一轴，理宗当即写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260]八字列于卷首，加以推崇，并由名儒真德秀作序和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大加鼓吹。于是，《太上感应篇》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人手一册的程度，成了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和民间的第一善书。
理宗最尊奉的道教神祇是真武。古人将天空中的恒星分为二十八宿，再将二十八宿分为四大块，并用“四灵”加以命名，亦即:前朱雀(南)、后玄武(北)、左青龙(东)、右白虎(西)。两汉以降，人们又将这种对“四灵”的崇拜，转化成为两种意思:一种成了军旅、祭祀时旗章的标识或排列阵图时的方位，一种成了道教尊奉的神祇，并同时具备了天神的长相。“玄武”指龟、蛇两种动物，道教称他们是职掌北方天界的天神。到宋真宗时，为避赵氏“圣祖”玄朗之讳，将“玄武”改名为“真武”，并尊为“真武帝君”。有宋一代大规模地奉祀真武的活动开始于北宋真宗朝，到理宗时则发展到狂热的程度。首先是在临安六和塔创建供奉真武帝君的真圣观，理宗为真武像题词，丞相郑清之作赞，大肆赞扬其“无边的法力”和“佑宋的功德”。同时将淳熙三年(1176)由孝宗旧邸改建为道宫以奉真武的佑圣观加以重建，殿门楼阁匾额皆为理宗题写，并作赞曰“于赫真武，启圣均阳。克相炎宋，宠绥四方。累朝钦奉，显号徽章。其佑我宗社，万亿无疆。”又御书《黄庭经》以赐，皆刻石后殿[261]。在理宗的倡导下，全国普遍建立起供奉真武的道观，或在道观中增辟真武殿，各种关于真武显圣的传言，更是层出不穷。
理宗还继续兴建和改建其他宫观。仅在临安府城内外新建和重建的宫观，除真圣观和佑圣观以外，还有天庆观、西太乙宫、开元宫、龙翔宫等近二十所，超过历代所建全部宫、观的总和[262]。这些宫、观大都规模宏大，耗资甚巨，如淳祐四年(1244)，理宗下诏把位于中瓦街的沂王府改建成道观，历时三年才告完成，赐名“龙翔宫”。在它旁边又别作南真馆，以作为道士居住之地，赐田多达一千顷[263]。龙翔宫建于中瓦街以后，迁走了当地三分之二的居民。理宗到龙翔宫的道路原来比较曲折，宝祐元年(1253)的一场大火，把龙翔宫四周的街道烧得一片精光，这样不仅道路取直了，理宗还趁机在废墟上建起园苑。当时有人题诗嘲讽道:“龙翔宫阙壮皇都，銮辔萦回枉德车。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辟通衢。”[264]宫观里的祈祷和祭祀活动也大为增加，以前国有大事只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三处，求雨、消灾也仅祷于这三处。然而从理宗朝起，又增加了宫观一处，全国宫观众多，仅此一项浪费就十分惊人。
理宗还给一些所谓的神仙和道教祖师加封。如封天师道祖师张道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显佑真君”[265]。封茅山派祖师大茅君茅盈为“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君”，中茅君茅固为“定箓右禁至道冲静德祐真君”，小茅君茅衷为“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真君”，并赐威仪十二件，官会十万贯给三茅祖宫崇禧观[266]。宝祐五年(1257)二月，加封真武帝君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福德衍庆仁济正烈真君”[267]。此外，理宗还给一些死去的重要道士追赠封号。
对于当时一些道派首领，理宗也赐赠封号或委以官职，对女冠吴知古尤加宠信。她经常出入宫禁，其侄吴子聪、吴子明夤缘以进，一个知閤门事，一个知安吉州，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牟子才上疏反对吴子聪出任知閤门事，说他“依凭城社，势焰熏灼，以官爵为市，缙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268]。理宗只得让吴子聪改知澧州。
对理宗挥霍民财的佞道举动，一些有识见的士大夫纷纷上疏进行劝阻和抨击，在前期可以太学生刘黻为代表，他尖锐地指出:
陛下春秋尚少，贻谋垂宪之机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后嗣何观?自十数年间，创龙翔、创集庆、创西太乙，而又示之以逰幸，导之以祷祠，蛊之以虚诞不经之说……且西太乙之役，佞者进日:“太乙所临分野，则为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祈禳之说，西北坤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败降者相继，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乙于长安，至晚年以虚耗受祸而后悔方士之缪，虽其悔之弗早，犹愈于终不知悔者也。[269]
可是理宗晚年比北魏武帝更加昏庸，他为自欺欺人，对道教的尊奉不仅不少加收敛，在程度上反而超过了对朝政的关心。官员程元凤说他“临御逾三十年”，“龙翔未几而集庆，集庆未几而延祥，土木繁兴，丹艧华丽”，尽做“有损无益”[270]之事。淳祐七年(1247)，太常博士牟子才也在奏疏中指出，尽管当时连年水旱灾害，饿殍遍地，他却深居内廷，“迄无声闻”。能够听到的只是:“今日醮内庭，明日祷新宫。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倚靠于衲子(和尚)，听命于黄冠(道士)，是皆无益之举。”[271]更加不幸的是，理宗这种信佛佞道的举动，后来也为他的继承人度宗所仿效，结果是败坏了朝政，损伤了国力，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五、赃吏猖獗
贪赃枉法始终是专制社会里无可救药的顽症，并且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南宋尽管理学家众多，“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被士大夫们挂在嘴边，喊得震天响，但赃吏之多，与其他朝代并无两样。孝宗乾道七年(1171)，据权礼部侍郎周必大奏称，当时是“循良者十无二三”，而“贪残、昏缪者常居六七”[272]。可是到了理宗朝，已发展到“赃吏满天下”[273]的程度。成书于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其中所载事涉官员犯罪的案件，可以说无一不是与贪赃枉法有关。南宋后期不仅赃吏多，贪黩的数额也十分惊人。如宝祐元年(1253)，时任浙西、江淮发运司主管文字的赵时廷，在担任湖南管账时，勾结转运使陈登，以“和籴取盈斛面，干没籴本自入己者”[274]之法，贪污铜钱达到八十余万贯。从中可以看出，南宋国家对民众的剥削所入，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到了赃吏的腰包。前面刘克庄、贾似道等人所提出的“裕财之道”，主张先从惩治赃吏着手，此说不是没有道理。
南宋特别是后期的赃吏所以如此之多，人们不难从当时的经济、法律、社会、制度和思想等诸多方面找到它的原因，并从中获得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一，大多数官员俸禄过低而负担沉重，不足以养廉。
清代学者赵翼有“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275]这样一段近于夸张性的描述，以此说明宋代官员俸禄之高。实际上，此话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情况如果指的是宰执大臣，确是如此，但对一般中下级官员特别是选人和小使臣而言，则并不符合事实。就以选人而言，他们大约占了全部文官总数的五分之四左右[276]，所任大多是基层的官职，如州县的判、司、簿、尉，各级衙门的干办公事，坊场、河渡、盐钱监的监当官之类，他们都直接与百姓相接触。据南宋《禄令》所载，有相当一部分选人的月俸只有十贯左右[277]。这些还只是名义上的收入。在南宋，官员的俸禄除一部分要折变成毫无用处的他物以外，由于物价飞涨，楮币贬值，实际到手的俸禄更少。早在绍兴三年(1133)五月，高宗承认:“自元丰增选人俸至十千二百，当时物价甚贱，今饮食衣帛之价，比宣和间犹不啻三倍，则选人何以自给?而责其廉节难矣”[278]。至理宗朝，官员许应龙以为:“今之楮币折阅已甚，以镪计之，不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养廉?”[279]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官冗，中下级官员大都要等上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勉强获得一任差遣，监当官则要待阙十二年以上[280]，而在守阙、待次期间，俸禄全无。而作为官宦人家，包括婢仆在内，人口往往多达十几人甚至数十人，排场、应酬也绝非一般人户可比，故家庭负担普遍沉重。
两汉以降，官员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即使寒人地主出身，也多为殷实之家。在唐代，每个官员依照品位高低，可授六十顷至二顷不等的永业田，故当时中下级官员的俸禄虽然也不高，但不至于出现饥馁的情况，致仕后也少后顾之忧。东晋陶潜所以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唐代一些官员与朝廷政见不合，不惜挂冠而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中尚有“田园”可归。可是宋代官员既无永业田的授予，家庭也不一定是地主，多数官员靠的只是俸禄。如南宋人周煇自言:
煇顷侍巨公，语及常产。公云:“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至丧失气节。有田方为福，盖福字从田、从衣。”虽得此说，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浅薄，不亦宜乎![281]
按巨公者，系周煇之父邦，他仕宦虽长达三十年，却不能改官，始终只是一个俸禄低下的选人。因为没有寸土，所以自感“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浅薄”。宋代科举取士取消了门第限制，使一批勉强得以温饱但并非富有家庭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另有一批依靠父祖恩荫得官的选人，由于家道中落，传到他这代，也不一定会有很多土地和财产。故在宋代，像周邦那样是官僚却不是地主的现象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本人是一位清官，由于俸禄低下，生活往往十分艰辛，甚至酿成悲剧。史书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晦庵集》卷七六《金华潘公文集序》谓:
然公平生廉介自将，自老至少，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尺而已。其清苦贫约，盖有人所不堪者，而处之超然。
按潘公即潘良贵，是南宋颇有气节的一位士大夫，他历官提点刑狱、中书舍人，后以徽猷阁待制(从四品)提举亳州明道宫。良贵“出入三朝”，官职不可谓低，可是生活依然如此清贫。
又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九《送赵仕可序》载:
仕可虽宗室子，发迹书生，一寒无援，家又无升合之田，居官得俸，入才支出，官满日归，依然故贫。数其登科之岁，于今且十有四年，其不能无望于寸进，固人情也。
赵仕可虽系宗室子，由于世系渺远，恩荫早绝，已经沦为一介贫士。他登科已有十四年之久，仍无寸土可恃，居官之日，尚有俸禄可支，官满俸停，生活之艰辛便可想而知。
又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四《陈公居仁神道碑》记陈居仁知建康府时的事迹谓:
先是，观察推官柳某死，贫不能归，乳妪挟二子行丐于市，公闻之，给以粟帛，命士人教养之。
再如理宗朝的宗室赵与欢，虽系进士出身，且终官至资政殿学士(正三品)，已属高官行列，因居官清正廉洁，死后亦无余财，早年理宗所赐之“金带犹质钱民家云”。[282]
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俯拾即是，在此就不赘举。
众所周知，“仓廪实而知礼义”，这是中国古代一句有名的格言。有人因为历史上不乏“贫贱志不移”的人，更多“饱暖思淫欲”者，因而对这句话颇持批判态度。但是，道德、情操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仓廪实而知礼义”，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官吏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如果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合理的俸禄作保证，就难以责他廉洁和守职。宋代特别是理宗朝大多数官员的俸禄很低，除少数具有高尚情操者外，多数人为了生存，就容易走上贪污受贿的道路。虽说俸禄过低并不能成为官员贪赃枉法的理由，而且许多官员的贪赃枉法并非因为俸禄过低所致，但对于朝廷而言，官员俸禄的高低却是一个不容不考虑的问题。
第二，思想道德教育苍白无力，最后势必完全落空。
宋代特别是南宋，统治者为减少赃吏，清明吏治，对读书人和士大夫也进行一些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前面提到理宗亲自撰写两铭，刻石颁行全国，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至于用理学思想对人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更被广泛地贯穿于治家格言、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等各个场合，被公认为是人们立身行事的准则。但是，这些思想道德教育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最后都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毫无作用可言。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多个方面。
一是理学家所提出的这些道德标准，大多脱离实际，特别是被他们奉为圭臬的“去人欲，存天理”一说，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人们根本无法遵行。众所周知，合理的人欲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讲人欲，任何人包括理学家在内都不可能生存。他们所宣扬的这些道德标准，看起来要求很高，实际上形同废话，也就失去了教育作用。
二是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深奥化和抽象化，缺乏对他们基本素质的要求。一个人思想道德的高低好坏，应该通过人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加以体现，如果落实到一般官员身上，无非是“勤政爱民”四字。可是，一些理学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这些极为普通的思想道德要求伦理化，鄙薄一切日常的政事和做人准则，尽说一些套话和空话，他们要求君主“祈天永命”，要求士大夫“正心诚意”，只讲义不讲利，如此等等，以彰显自己“理论”的高深莫测，借以贬低那些务实、勤政的官员。正如陈亮所言: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日“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日“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283]
当时最为典型的是理学官员对史嵩之的态度，按理说有“将才”之称的史嵩之，守边十余年，政绩显著，为官廉洁，善于发现和推荐人才，尤其是他力主联蒙灭金，为南宋报了百年之耻，理应受到表彰。可是因为他并非理学之徒，因此反而受到许多人的无端攻击，监察御史王遂甚至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284]说得比贪官污吏还要可怕，这对于一般勤政的官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三是言教与身教相脱离，使受教育者对这些教育完全失去了信任感。那些宣扬思想道德教育之人，从最高统治者本人到许多理学官员，表面上道貌岸然，满嘴“仁义礼智”，但这都是用来教育别人，于自己却毫无关系。当思想道德教育成了一种骗人的说教以后，它就完全失去人们的信任，起不到任何的教育作用。
第三，执法不严，没有形成对赃吏的威慑作用。
尽管贪婪并非一定就是人的本性，但许多人确实会犯这一毛病，不仅贫困的官员会贪污，就是宰执大臣、家财万贯者也很难保证他不会贪黩害民。所以在给官员以合理的俸禄和加强对他们进行切实而有効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使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和预防各类贪赃枉法活动，显得尤为必要。
宋代的赃吏虽越来越多，但法律对赃吏的惩治，正如前面李心传所言，却经历了一个由严变宽，乃至放任自流的过程。如北宋初年所制订的《宋刑统·职制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匹绞，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285]当时惩治赃吏的法律不可谓不严厉，因而在太祖、太宗两朝，不断有关于赃吏被处决的记载，吏治也相对较好。但从真宗朝起，赃吏一般不再处死，而多以配流和籍赀代替。进入南宋，不仅取消了处死赃吏的条款，而且对犯赃罪官员的惩治也越来越宽厚。理宗亲政后，虽惩办了几个赃吏，但对极大多数赃吏根本就没有触动，“州县之黩货不知盈厌者自如”。“纪纲法度，多颓弛而未张;赏刑号令，皆玩视而不肃”[286]。理宗朝后期，皇帝昏庸日盛，宦官、外戚用事，“官以贿成”[287]，对赃吏更加放纵，甚至对犯有“印卖虚钞”罪的官员，亦作出“不欲玷其素履，姑免申奏”的判决，对其他的贪赃枉法罪就更加不论。
既然惩治赃吏的法律已形同虚设，它就失去了对官员威慑和惩罚的作用，于是赃吏就像疥癣之疾那样迅速蔓延开来，最终出现无官不贪的局面。
南宋对赃吏的执法不严，除统治者有法不依和对贪官的放纵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一是频繁地实施恩赦，成了贪官污吏的护身符。中国自秦汉以来，国家每有庆典或遇重大灾异、变乱时，常要颁诏实施恩赦。恩赦的种类很多，有大赦、曲赦、德音等名目。“大赦者，不以罪大小皆原。其或某处有灾，或车驾行幸，则曰赦某郡以下，谓之曲赦。复有递减其罪，谓之德音者，比曲赦则恩及天下，比大赦则罪不尽除”[288]。在众多恩赦中，以三年一次的郊祀恩赦为最普遍。进入南宋，恩赦更加频繁，有时候犯罪者一年内可得数次恩赦和减刑的机会，因而一些赃吏往往可用“犯在赦前，特从宽宥”一说，得以逃避惩罚，使赃吏更加胆大妄为。
二是宣扬法意与人情并行，赃吏可以利用“人情”，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到宽宥。《宋史·刑法志序》谓:“国既南迁，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颇专行，而刑之宽猛系乎其人。”在南宋士大夫中普遍宣扬执法时要“酌以人情，参以法意”[289]。“法意人情，两不相碍”。这里所谓的“人情”，除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以外，实际上就是“关系”。贪官污吏通过钻营、请托、行贿编织成某种关系网，使他们在作奸犯科时变得有恃无恐。所谓的“人情”，还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黄榦曾说:“当职身为县令，小民之愚顽者则当推究情实，断之以法;于士大夫则当以义理劝勉，不敢以愚民相待。”[290]公开道出了官员们在执法时对“愚民”和对当官者的不同标准。如果说，恩赦是赃吏的护身符，那么“人情”便成了赃吏的保护伞。
以上便是造成南宋后期赃吏猖獗而又始终不能得到整治的众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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