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霅川之变”和济王遇害
赵竑虽被废为济王，但仍然住在京城，史弥远“以其有逼近之嫌”，借口赐第湖州(今属浙江)，当年八月下旬就将他撵出临安府。
史弥远一手策划的废立阴谋，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愤慨，只是官员们慑于史弥远的淫威，加之理宗在上，投鼠忌器，一时竟不能置一词。但一般百姓本来就对史弥远集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非常不满，他的擅行废立，更加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于是在湖州爆发了部分群众起兵为济王夺回皇位的事变，这就是所谓“湖州之变”。因为湖州城南有霅川，故宋人多称其为“霅川之变”。
宝庆元年正月初九日，湖州含山太学生潘壬、潘丙兄弟与从兄潘甫首先发难，他们组织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数十人，各以红色半袖为号，乘夜进入湖州城，到济王府寻王，声言要拥戴济王为帝。济王闻变，慌忙改换敝衣，藏匿到水洞中，最后还是被找了出来。潘丙等人把济王拥到东岳庙，取龙椅置厅堂，将黄袍加在他的身上。济王哭喊着不肯称帝，潘丙等用刀相胁迫，济王只得答应，但要大家“勿伤太后、官家”[1]，得到承诺后，他才登上龙椅接受大家朝拜。
于是，潘氏兄弟打开军资库，拿出金帛、楮券犒军，并命知湖州谢周卿率所有官员立班入贺。在事变前夕，潘丙为寻求忠义军的支持，已派潘甫到楚州联络李全，将密谋立济王的事相告，并准备“挟王渡江北推立”[2]。李全正想挑起南宋内部的混乱，以便浑水摸鱼，所以口头上表示全力支持，并约好进兵日期，实际上却坐观成败。潘丙信以为真，事发当晚就将李全的榜文悬挂于城门，榜文历举史弥远废立等罪行，声称:“今领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大有与临安政权一决雌雄的架势，在湖州百姓中造成一片轰动。
到天明，李全之兵不至，济王看到拥立他的军队并非山东忠义军，而是少数太湖渔民和巡尉兵卒，知道事情不会成功，当即派人到临安告变。史弥远闻变，急忙命殿前司将领彭任率禁军前往镇压，待彭任赶到湖州时，济王已亲率州兵平定了事变，潘氏兄弟先后遭捕杀。
经过这场“霅川之变”，惊魂甫定的史弥远对济王更加害怕，决心将他除去以绝后患。史弥远谎称济王有病，令门客秦天锡召医生赴湖州给他看病。秦天锡到了湖州，假传圣旨，迫使济王自杀于州治，后来有人见其“口鼻皆流血，沾渍衣裳”[3]，系中毒而死无疑。与此同时，心狠手辣的史弥远还派人杀死了济王的儿子，以斩草除根。史弥远对于已经死去的济王赵竑也不肯放过，他指使右正言李知孝上奏:“乞速正济王叛逆之罪，追夺王爵。”理宗自知理亏，一时拿不定主意，出知孝奏议“与大臣商榷”[4]。后来理宗按照史弥远的旨意，还是下诏将赵竑追夺王爵，降巴陵县公，并改湖州为安吉州。
至此，理宗和史弥远开始论功行赏。杨谷和杨石并进为开府仪同三司，后来又分别封为永宁郡王和魏郡王。杨太后因为自幼入宫中为宫女，对其亲属几乎一无所知，所以除了认杨次山为兄弟，对其一家不断加官晋爵以外，其他几无可以恩荫之人，这与光宗李皇后滥封外戚有所不同。郑清之升任兵部侍郎兼史官，果然受到重用。考取进士不到二年的余天锡，则由监慈利县税籍田令超迁授起居舍人，宝庆四年(1228)，又以户部侍郎知临安府，此后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
济王遇害，解除了对理宗皇位的威胁，理宗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对史弥远来说，则是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理宗虽然不像宁宗那样不慧，但他是依靠史弥远的一手扶植，才从一个村童爬上了皇帝宝座，如果言“定策功”，史弥远的“定策功”当然最大。史弥远还利用理宗年轻好色的特点，不断将漂亮女子送进宫内，供理宗淫乐，以显示其“忠心”[5]。这一切都博得了理宗对他的极大信任和好感。宝庆元年，理宗拜史弥远为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以为酬谢。可是史弥远“六辞不拜，因乞解机政，归田里，亟出关”。理宗看到史弥远辞官的态度十分坚决，才不得不“从之”[6]。宝庆三年九月，史弥远拜少师，进封鲁国公，依然为右丞相。直到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在临死前一天，才被理宗进封为左丞相，达到作为人臣的顶点，不过此时的史弥远已经不知人事，因而谈不上辞让的问题。
史弥远擅权而“不爱官爵”，与秦桧、韩侂胄确实有很大不同，这既给他在朝廷里带来了好名声，也更加获得理宗和杨太后的信任。但是他对丞相权力始终紧抓不放，不允许有人染指，所以一直独相到去世前夕，这一点却与秦桧有相似之处。
可能接受了韩侂胄擅权的教训，也可能与杨皇后这门来历不明的亲戚心存不安，所以作为外戚的杨次山父子，颇有自知之明，处事一直比较低调。杨石以为，自仁宗朝以来，虽不时有母后垂帘，但当时皇帝“或尚在幼冲，或素由抚育，军国重事有所未谙，则母后临朝，宜也”。现在理宗已是一个青年人，健康状况也不错，已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必要，若不早日复政，“得无基小人离间之嫌乎”[7]?宝庆元年四月，杨太后接受杨石建议，“手书多病，自今免垂帘听政”[8]。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朝廷的实际权力依然操纵在杨太后和史弥远手中，理宗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二、史弥远擅权的继续
尽管史弥远权势显赫，气焰逼人，但是南宋是一个讲究封建伦理纲常的社会，又是一个给士大夫以一定发言权的社会，士大夫只要言之成“理”，无论是抨击时政，或是申张大义，尚不至于造成杀身之祸。因此，借理宗虚应故事，下诏求直言的机会，朝廷中一些以理学正统自居的官员和耿直的士大夫，纷纷起来为济王鸣冤，揭露史弥远等人的罪行。
已经升任礼部侍郎的真德秀入见理宗时说:“我朝立国，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讨论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济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兴灭继绝。”[9]户部郎官张忠恕不仅上书反对杨太后垂帘听政，而且认为所以出现“霅川之变”，是由于济王“不留京师，徙之外郡，不择牧守，混之民居”之故，他要求理宗“亟下哀诏，痛自引咎，优崇恤典，选立嗣子”，这样才能“庶几无憾”[10]。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员外郎洪咨夔、大理评事胡梦昱等人也相继为济王鸣不平。胡梦昱还直接给史弥远写信，正告他:“公论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冤抑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此论不早明，他日必有反复。此抑不早伸，他日必有厉阶。”[11]
四川隆州井研人邓若水，史称他是一个“博通经史，为文章有气骨”之人。当吴曦叛变时，州县无人敢起来抗争，还是布衣的邓若水，准备起兵杀县令。他对其仆曰:“我明日谒知县，汝密怀刃以从，顾汝即杀之。”仆假装许诺。到知县那里，邓若水虽三顾示意，仆人却不敢动手。邓若水回家后，责其仆背盟，仆曰:“平人尚不可杀，况知县乎?此何等事，而使我为之。”于是邓若水仗剑徒步往武兴，欲亲手杀吴曦。行至中途，闻吴曦已死，乃还。“人皆笑其狂，而壮其志”。嘉定十三年，邓若水考取进士，时史弥远已当国久，邓若水在殿试对策中“极论其奸，请罢之，更命贤相，否则必为宗社忧”。考官将他置之末甲，可是策语已传播出去，“都士争诵之”，史弥远虽甚为恼怒，但因为邓若水抨击的是丞相而不是皇帝，因而对他亦无可奈何。理宗即位后，邓若水在《应诏上封事》中，不仅对史弥远也对理宗进行了更加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说:
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
为此，邓若水为理宗提出了三种处置方法:上策是要理宗学习西周早年的泰伯、殷商末年的伯夷、春秋吴国的季子等人的高风亮节，将帝位让给近属，“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次策是夺回被史弥远等人窃取的权力，实行亲政，“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再次策是诛杀史弥远及其党羽，“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12]。对于这样一封措辞极端尖锐且又无可指责的《封事》，四川制置司虽然不敢附驿奏闻，但内容已在士大夫中间传播，后来，当邓若水按条格改官时，史弥远便一笔抹掉了他的名字。
面对群臣的抗议浪潮，史弥远惯用的伎俩是操纵台谏，采取高压措施，以钳制反对者之口。他起用趋炎附势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盛章、朱端常等人为台谏官，然后按照他的意志，以“主济王赠典”、“首倡异论”、“欺世盗名，朋邪谤国”、“党附叛逆”等罪名对持异议者进行弹劾。结果，真德秀、张忠恕、魏了翁、洪咨夔等人或被逐出朝廷，或落职罢祠，或贬官罢新任，胡梦昱则被削籍流象州(今属广西)，后来就死在那里。宝庆二年(1226)二月，监察御史梁成大再劾真德秀，言其“有大恶五:其奏济王事，乞追封以盖逆状，趋立嗣以召祸端，改节圣语，谤讪朝廷，无将之心，与魏了翁同罪。了翁已从窜削，德秀仅褫职罢祠，欲乞一等施行”。于是下诏:真德秀再“削秩二等”。[13]
史弥远还袭秦桧故伎，大兴文字狱以迫害反对者。时临安人陈起在睦亲坊开书铺卖书，本人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陈起就将他们的诗篇汇集刊印，取名《江湖集》。因为所收诗中有刘潜夫诗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又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敖陶孙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曾景建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都被认为寓有“哀济邸而诮弥远”之意。结果书板被毁，同时获罪者有六人，后陈起坐罪流配，敖、刘等五人因郑清之的说情而免逮大理寺治罪，“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14]。二年后，史弥远病死，这次诗禁才得以解除。
史弥远采用高压手段，再一次将反对他的浪潮压制了下去。
在这以后，史弥远的心腹党羽更是遍布朝廷内外，最受他重用的有所谓“三凶”和“四木”。“三凶”是指长期担任台谏官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三人，其中又以梁成大的声名最为狼藉，史言其“天资暴狠，心术崄巇，凡可贼忠害良者，率多攘臂为之。四方赂遗，列置堂庑，宾至则导之使观，欲其效尤也”[15];李知孝是绍兴年间参知政事李光之孙，此人就没有乃祖的气节，他受史弥远指纵，不仅弹劾真德秀、魏了翁、张忠恕等人不遗余力，而且也是一个“侵欲敛积，不知纪极”[16]的贪官。莫泽为谏官时，也是史弥远打击政敌的一个重要帮凶。“四木”是指参知政事薛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胡榘、四川制置使聂子述和刑部尚书兼知平江府赵汝述四人，他们都以阿谀奉承史弥远为能事，被认为是“最用事者”[17]。此外，如出任参知政事的宣缯、郑清之以及两淮、荆襄、四川地区的大部分安抚使和制置使，也是史弥远一手提拔的亲信。
与史弥远同时代人魏了翁以为，史弥远“其上无人主，旁无同列，下无百官、士民”，其擅权程度之深，为秦桧、韩侂胄等人“所不敢，亦已甚矣”[18]。除了他杀害韩侂胄和赵竑，擅自废立以外，还有两件事情似乎也可作为旁证:一件是绍定三年(1230)三月临安府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焚烧民居一万余家，官府无数，“虽太庙也不能免”，可是史弥远相府却因有兵士全力扑救而得以独存。当时有人做诗讽刺道:“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19]另一件事表现在对武学生华岳的处置上。前面提到，韩侂胄当政时，华岳公开上书反对韩侂胄发动北伐战争，实际上除此以外，他对韩侂胄及其亲信的擅权和腐败，也揭露得淋漓尽致，如言韩侂胄“以后族之亲，位居极品，专执权柄，公取贿赂，畜养无籍吏仆，委以腹心，卖名器，私爵赏，睥睨神器，窥觇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响尔”云云，不仅言语尖刻，而且有些是莫须有的罪名，韩侂胄对此虽然大为恼怒，但最后也不过将他投入建宁牢狱了事。韩侂胄死后，华岳放还，再入学登第，成为殿前司属官，但他同样不满史弥远的擅权，想将他赶出朝廷。事情败露后，史弥远不顾宁宗亲自为华岳求情，竟将他“杖死东市”[20]。虽然“太祖有约”，“誓不杀大臣”，但华岳是一名小官，并非大臣;虽然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但华岳是一名武臣而不是士大夫，宋代又严禁武人干政。因而史弥远杀华岳，似乎并没有违反“祖宗之法”，但他凶残和无所顾忌的程度，与韩侂胄、秦桧相比，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史弥远擅权期间，南宋既不能从气息奄奄的金朝手中夺回一寸土地，也不能充分依靠忠义军以防守两淮，一切都是苟延残喘，得过且过。而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统治阶级的挥霍无度，却使国家财政再次达到十分困难的地步。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史弥远以滥发纸币的办法，加紧对百姓进行掠夺。南宋楮币始行于绍兴元年(1131)，但高宗一朝发行的包括关子、公据在内的各类楮币，尚不足二百万缗。从孝宗朝起，为解决军需困难，才开始大规模印造楮币。据统计，孝宗时全国共发行会子二千万缗，是绍兴年间的十倍。开禧兵兴，增至一亿四千万缗。到绍定年间更猛增至二亿九千万缗[21]，若加上伪造之数，数额更加巨大。由于大幅度折阅旧会子，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掠夺，楮贱物贵，剥削加重，使理宗一朝的民变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嘉熙四年(1240)有大臣上书说:“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酝成之，如养护痈疽，待时而决耳。”[22]
绍定年间(1228—1233)，史弥远由于病情日益恶化，不得不深居简出，长期卧床。尽管这样，因为他的“威势已成，遂至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笫，人莫知其存亡”[23]。史弥远像历史上的所有独裁者一样，直到临死之前，仍然死死抓住政权不放。
对于史弥远的擅权，当时士大夫们的评价各异:一种以为是正常现象，正是体现了“权在宰相，而天子垂拱仰成焉”[24]这种三王五帝时期的政治局面。从反对声浪之少来看，持这种观点者恐怕不在少数;另一种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如绍定三年(1230)，通判镇江府蒋重珍上疏指出:“今临御八年，未闻有所作为。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为人之主，而自朝廷达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25]应该说，在宋代的政治体制下，宰相如果才能卓著，又能秉公行政，在皇帝暗弱的情况下，由他长期擅权，并非是一件坏事。反之，如果宰相考虑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只知苟且偷安，而不顾国计民生，他势必会结党营私，压制不同意见，即使本人不贪不滥，也会对政治造成重大损害。史弥远的擅权，当属后面的一种情况。
史弥远擅权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皆远远超过了秦桧，可是在元人所撰《宋史·史弥远传》中，全部内容只有二千一百余字，还不足秦桧本传的五分之一，特别是嘉定元年以后的十七年间，除了有关史弥远官职的除授以外，几乎没有其他记载。宋代士大夫喜撰私史，对南宋末年权相贾似道的记载很多，但对史弥远的记载却很少。这些看起来都使人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还是能够找出其中原因:其一，南宋中后期的史臣和史学家几乎是清一色的理学家，他们看人论事既有严重的门户之见，又十分注重道德层面:若从杀死韩侂胄，恢复对理学官员的任用，为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及其追随者平反、泄愤来看，史弥远无疑是理学的功臣，必需大加表彰。但是，若从矫诏立理宗，无辜杀害济王赵竑来看，他又是不折不扣的名教罪人，必需对其大张挞伐。面对评价像史弥远这样的人物，理学史臣不可能不发生困惑而难以下笔。其二，从南宋在史弥远统治下，政治腐败加深，国势衰落日甚，小人用事，后来又排挤和打击理学官员来看，他的罪行显然十分严重。但是，史弥远本人及其家族并没有像秦桧那样贪污、腐化，也没有为子弟、姻亲谋私利，却又值得肯定。考之宋代有关史籍，人们看不到史弥远本人有任何贪浊的记载，在他擅权的数十年间，官职除授不私所亲更是其突出的优点。如宗室赵善湘履官颇有政绩，一子又为史弥远婿，故“日夜望执政”，史弥远以为:“天族于国有嫌，高宗有诏止许任从官……某与善湘姻家，则又岂敢。”周铸是他的密友，史弥茂是他的兄长，周篆是他的外甥，都是史弥远心腹之人，人们以为此三人必可获得显官，“然铸老于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26]。史弥远之子宅之、宇之，都没有考取进士，在他病危之前，竟无一人出仕显宦。即使小如皇帝所赐之玉带，限于资格，亦不轻易让人佩带。总之，与秦桧、韩侂胄等南宋其他权臣相比，人以为史弥远虽“专持国柄，然爱惜名器，不妄与人，亦其所长”[27]。史弥远的这些表现，也使理学史臣很难对他作出切实的评价。其三，南宋史臣在为史弥远撰写国史列传时，正是郑清之长期当国之际，郑清之要为史弥远隐恶扬善，理学史臣就不可能对他作更多的揭露。其四，也是最主要的，即在史弥远死后，理宗仍然是他最有力的保护伞，这使一般士大夫在揭露史弥远罪行时，投鼠忌器，产生顾虑。
三、理宗亲政与“端平更化”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杨太后去世。六年十月中旬，史弥远病重，到二十四日也随之病死。至此，二十九岁的理宗才得以“亲揽朝纲，赫然独断”，结束了他即位以来“渊默十年无为”[28]的历史。
史弥远之死，使理宗失去了一个大恩人，所以当史弥远病重之时，理宗就下诏进封他为太师、左相、鲁国公。十六日病危解政，再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史弥远死后，理宗又赠他为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把本应归还朝廷的宰相赐第，仍赐史家，改作家庙。理宗对史弥远的厚赏，不仅是对他“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29]的报答，也是理宗以不合法的手段“入继大统”的一种自我肯定。更有甚者，理宗还专门下了一道“保全故相史弥远”的御笔手诏，不仅史弥远以前的罪行一律不准追究，就是对其儿子史宅之等人，也要臣僚“毋复据挠，务存大体”[30]。也就是说，论事之臣，凡涉及三十年来史弥远及其家人的所作所为，都不允许有所论奏。这个手诏，看似理宗在保全史弥远，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因为理宗知道，廷臣一旦起来清算史弥远的罪行，“挖出萝卜带出泥”，将会涉及到自己不合法的继承皇位和杀害济王等一系列问题，会使理宗感到难堪和不可收拾。
在除史弥远为左丞相的同时，理宗以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为右相兼枢密使，次日，又以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和陈贵谊并为参知政事，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对其子弟也大加封赏。
理宗从小生活在民间，耳闻目睹百姓的种种疾苦，在他亲政之初，较少腐朽性，也想有所作为，以革去积弊，一新政治。同时，由于史弥远擅权时期排斥异己，特别是与理学官员的严重对立，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也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为此，他也有必要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内部矛盾。于是改翌年为端平元年(1234)，开始采取一些有别于史弥远擅权时代的政治措施，以使各股政治势力趋向平衡，史称“端平更化”。
“端平更化”的核心，是在依靠以郑清之为首的拥戴派的同时，斥逐史弥远的某些劣迹累累的亲信，起用曾经遭到史弥远排斥和打击的一些有声望的官员和理学名臣，无论以前他们在济王事件中采取何种态度，一律不予追究，以示“端平”，以平息反对派的不满。于是，理宗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李韶等一些有声望的官员，“大者相继为宰辅”，洪咨夔、王遂都由理宗亲自任命为监察御史，一改史弥远党羽操纵台谏的局面，时人号为“小元祐”。[31]
在被召的一些官员中，惟有崔与之虽然先后以参知政事、右丞相召，但皆以老病辞而不至。理宗深知崔与之的道德和才能，乃访以政事，何者当行，何者当罢?崔与之告诉理宗:“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无越于次。”又谓:“(帝王)大抵独断，当以兼听为先;傥不兼听而断，其势必至于偏听，实为乱阶，威令虽行于上，而权柄潜移于下矣。”[32]崔与之根据史弥远擅权所造成的弊政，提出理宗要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员和不可偏听权臣一人的意见，很有针对性，这对理宗前期的施政具有一定影响。
端平元年正月初一日，理宗下诏“求直言”，群臣纷纷入对。一天，徐侨以太常少卿应召，理宗见他衣帽褴褛，动情地说:“卿可谓清贫。”徐侨说:“臣不贫，陛下乃贫耳。”理宗反问他:“朕何为贫?”徐侨回答道:“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才;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他认为执政大臣无能为力，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徐侨的一席话，说得理宗“为之感动改容，咨嗟太息”。次日，理宗下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警告群臣要“以朋党为之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33]。又赐徐侨以大量金帛，但徐侨拒绝接受。
与此同时，洪咨夔、王遂等人不断上章弹劾“三凶”、“四木”和史弥远的其他党羽。当年六月，“三凶”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被流放，“尽追爵秩”。“四木”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亦或死或遭贬逐。沿江制置大使赵善湘、以资政殿学士主持宫观的袁韶、出任京湖制置使十余年的陈赅、弃沔州遁归的四川制置使郑损，也以“谄附弥远，险忮倾危”、“纳赂弥远，怙势肆奸”[34]等罪名被罢废。惟有对史弥远，理宗不仅不允许群臣言及其过失，还赐碑额“公忠翊运，定策元勋”[35]八字予以表彰，对参与拥立的郑清之、余天锡也继续信任有加。
在群臣的一再奏请之下，理宗下诏恢复了济王的官爵，重新安葬，以时祭祀。早已在绍兴府削发为尼的济王妻吴氏，亦特赐法号，命绍兴府每月供给衣资缗钱。但不同意部分官员提出要给济王立嗣的请求。本来这是一件非常简单和完全应该的事，所以遭到拒绝，这与理宗本身没有子嗣有关，如果为赵竑立了后嗣，万一理宗一朝撒手人寰，朝廷大臣很可能会拥立赵竑后嗣继位，这是他绝对不愿见到的。
十月，理宗任真德秀为户部尚书。真德秀是一位身负重望的理学大师，他“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其议论听起来很有政见，而且人也长得端庄，史称他“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故人们“无不以公辅期之”。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真德秀入见理宗时，除了进呈他的《大学衍义》，以及讲述了一番十年前早已说过的“祈天永命之说”[36]以外，对如何挽救危机四伏的南宋社会，“略无一语及之”。真德秀与时相郑清之的关系颇好，故千方百计为郑清之后来的端平开边辩护，认为此次入洛之师的失败，是因为“府库不足，犒赏事不可行”之故，他受到人们的指责，是“和、扁代庸医受责”[37]，颇是冤枉。端平二年三月，真德秀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一个多月后，因病改除他官，不久就去世。
同时被召的魏了翁，进为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他在入对时，首言“明君子小臣之辨”，次论“故相十失犹存”，再及“修身、齐家”等事，其他有“和议不可信，北军不可保，军实财用不可恃”等等，共十余事。魏了翁还朝半年间，前后向理宗上了二十余道奏疏，但这些奏疏中提出的建议，不是太迂阔，理宗不喜听，就是影响到当权者的利益，无法贯彻。反对者“相与合谋排摈”，说近臣中只有魏了翁“知兵体国”，理宗信以为真，于端平二年十一月任命他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38]，大有任用恨晚之感。但军事并非魏了翁所长，他自己也承认“军旅之事未学，矧是危难而受任”。经过他的多次奏请，两个月后，理宗才将他从江州(江西九江)行府召回。接着，理宗要他以军事参赞的身份跟随丞相往前线督视军马，结果魏了翁以此项任命“历代所无之故事”[39]为由再次拒绝接受。理宗无法，最后只能让他出知地方。嘉熙元年(1337)三月，魏了翁去世。
洪咨夔也受到理宗重用，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但他汲汲于别“君子、小人之分”，具有浓厚的宗派观念，关心的是为济王平反、立嗣等不急之务，对如何革新政治并不感兴趣，加上他长期患病，所以对挽救危机也不可能有所建树，他早于魏了翁九个月去世。
端平年间(1234—1236)，理宗本想让有理学名臣之称的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等人一展抱负，以改良政治，增强国力。但数年间，在外是端平入洛之师的失败，在内是社会矛盾的加深，“更化”的效果并不好。当时就有官员指出:“近士大夫专以议论相尚，未尝真见利害之实。故自更化以来，美意虽多，实政未究。”[40]理宗也以为:“端平更化之初，贤者布在朝廷，不曾做得一事。众弊，愈不可为。”[41]理宗对此叹息道:“虚论诚无益于国。”[42]由此可以看出，自朱熹以来，许多理学家尽管声名显赫，但他们只会空谈性命道德和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议论，而缺乏安邦、治国的真本领。南宋理学家这种能言不能行的毛病，以后愈演愈烈，除了助长清谈之风以外，对政治可谓毫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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