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鄂州之战的结束为起点，贾似道以他外戚的背景，鄂州的战功和以往在两淮、京湖等地区的不俗表现，深受嗜欲既多，又怠于政事的理宗的信任。与此同时，朝廷上下对他也多有好评。时任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度广南的李曾伯言其:“十年江汉之经营，万里巴渝之声援。网罗天下之士，翕若云从:给饷关中之军，欢然雷动。规画大，则事事备;识见远，则著著高。古社稷臣其犹劣，诸今公卿间，谁出右者……偿先正未偿之志，办他人未办之勲。”[1]此时的贾似道威信之高，人望之重足以压倒所有的外戚、近臣，这使他入朝后迅速地掌控了朝政，从此南宋社会进入到了贾似道擅权的时代。
贾似道自登上统治核心以后到理宗一朝结束的五年间(1260—1264)，在政治上通过削弱外戚和宦官势力、笼络和压制三学生员等一系列措施，独擅了朝政。借迎合理宗对理学崇拜之机，所任官员大都为“徒资虚谈”的理学之臣，他们除了高谈性命之学，相蒙相欺以外，对国事几乎一无所能，他们皆拜倒在贾似道膝下，使南宋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此时，恰值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进行长达四年的战争，蒙古对南宋的侵略势头因此暂时有所缓和，使南宋得以维持其较为平稳的局面。贾似道不知深谋远虑，同时也过低地估计了蒙(元)亡宋的严重威胁，他为了掩盖鄂州议和的真相，竟无端地扣留忽必烈派出的使臣郝经，这为后来蒙古的大规模南侵找到了口实，从而加深了军事危机。
当然，为了挽救垂危的南宋政权，贾似道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首先是推行公田法，以解决军粮不足的困难和减少楮币发行。其次是实行推排法，以招刮隐瞒田亩，增加赋税收入。复次是对武将和主管军政的大臣实行打算法，虽是为了清查战争中官物的支用情况，实际上也怀有抑制武臣和迫害异己的目的。贾似道的这些举措，损害了部分江南地主和军事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猛烈反对，但贾似道依靠理宗的支持和自己的巨大威势，将公田法等强制推行了下去，这便使他在南宋统治集团中日益陷于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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