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发展，发展，再发展，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永恒不变的政策主题。当邓小平当年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时候，发展就注定成为中国领导层的主调子。邓小平所设想的当然是一种好的发展。他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打破当时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体制，为中国的发展谋求一条出路。但先富还不够，好的发展还要求“共同致富”。如果把邓小平的话转换成现代学术语言，那么可以说，好的发展就是一种参与型发展。尽管发展要求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且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必须能够参与发展的过程并且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也就是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利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生产手段来谋求发展，另一方面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

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的发展经历了那么多年后，早已经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坏的发展道路。在崇尚市场经济的神圣性数十年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富裕和公平，而坏的市场经济则造就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在高速发展和繁华富裕的表象下面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之所以走上坏的发展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一种参与型的发展，而是一种排他性的或者垄断性的发展。不过，这里的主要根源恐怕不在市场经济本身，政府的政策要负起一大部分责任。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好坏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好坏。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府从政策、资源等各个方面向一些人和一些地区倾斜。没有人会怀疑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在短短的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改变了贫穷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导致了一大批企业家的产生，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

本来，人们希望这些先富者能够充当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从而克服旧体制的弊端，造就一个新的公平体制，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局面。但一旦当这些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之后，他们本身很快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克服旧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和旧的既得利益者一起变成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垄断了重要的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使得经济的发展具有了排他性和垄断性。

政府在这里做了些什么？政府本来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遏制发展走上排他性的方向。如果发展成了排他性的，政府就要通过各种立法和政策来纠正这种现象，努力造就参与型发展。但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对排他性经济推波助澜。这不仅是因为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体，而且也是因为官僚体系有能力参与发展过程，分享发展成果。也就是说，政府本身就是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与社会少部分人和政府系统相比较，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人被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这不是说，这些社会群体没有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是说，他们分享不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或者说他们在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少于他们所作的贡献。这些社会群体从一开始就贡献于国家的发展。很难想象没有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参与，国家会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廉价劳动力迄今为止一直是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作为劳动者，他们并没有能力分享发展的成果。政府本来是要协调劳资关系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要么本身就是资方，要么就是和资方站在一起。这些年来，保护资方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了不少，像私有财产合法化和私营企业家入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政府迟迟没有把劳动保护提到议事日程。尽管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中国劳工工作状况的很多方面还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写的阶段。可以相信，不管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如果没有好的政府政策，这种情况很难得到改变。

坏的发展也正在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衰败。最近几年官方也承认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对这种状况越来越不能忍受。少部分人在短时间内或者是依靠不当的方式，或者是利用不当的政府政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很显然，那些不能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群体是不能接受这种状况的。这些社会阶层在不能得到政府的有效帮助，或者对政府产生失望情绪的情况下，就要用各种方式来争取得到他们认为应当得到的利益。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如此看来，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乃是当务之急。政府已经显现如此意愿，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众多的既得利益面前，政府能容易达到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