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趋势分析

由前文对工业旅游研究主题演化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除部分工业生产、工厂观光等工业旅游的研究之外，近20年来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遗产旅游的研究，包括工业旅游发展背景与动力、发展效应、资源—产品开发方式与策略、宏观政策与治理等领域。

2．1．2．1 发展动因

国外学者对工业旅游的发展进行了多种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

（1）工业旅游发展的宏观社会经济原因

Edwards（1996）指出工业遗产旅游产生的原因：①国家或地区正处于工业制造业衰退的过程；②休闲产业（leisureindustry）快速发展；③民众出现怀旧情绪（nostalgia）；④遗产保护运动思潮和运动活跃［1］；Tony（2003）认为工业旅游产生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背景下出现的去工业化趋势、传统工业制造业的衰退、现代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旅游市场需求改变［2］；Beaudet等（1996）则分析了加拿大魁北克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提出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由社会逆工业化以及生产电脑化、全自动化引起［3］。

（2）工业旅游与衰退地区振兴需求

David（1995）指出工业衰退地区需要利用过去的文化和自然来应对经济的下降，旅游产业等则往往成为这些地区选择的新产业之一［4］；Robert（1986）提出福特制下的原始经济活动由于制造业的衰退而逐渐消失，这些活动可作为工业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开发［5］；Piero Barucci等（1990）认为老工业城市不仅拥有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与深厚的工业文化，还具备完善的交通网络与基础设施，都有助于推动其工业旅游发展［6］；Crump J（1999）提出工业旅游发展应该注重经济价值，从而帮助减缓逆工业化发展而带来的经济衰退［7］。

（3）工业旅游与旅游者需求

Alison等（1999）和Yale（1998）认为旅游业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8］，以及工业遗产旅游的成功开发都推动了广义工业旅游的发展［9］；约翰（2001）和Wooder（1992）分别认为工厂观光旅游呼应了旅游者到制造业工厂观光的需求［10］，以及工厂企业开放参观从而与顾客建立联系的需求［11］；Lash （1994）则提出工业遗产旅游产生，源于旅游业及工业遗产保护领域的景观估价标准更加精细化［12］。

（4）重大事件与工业旅游

Carlsen（2003）认为重大节事活动的举办，能加速实现废弃工业用地和产业空间的置换，迅速启动城市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13］；Roche（1992）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大型活动与城市产业地段“微现代化（micro modernization）”之间的联系，及其与都市旅游发展的关系［14］；Kim（2011）以2012年韩国丽水世博会为例，探讨它对改造基础设施、城市废弃地段转向开发旅游项目、提升城市知名度的作用［15］；OBrien（2000）认为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改造和提升，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16］。

2．1．2．2 旅游市场

国外学者围绕工业旅游的市场特征、旅游动机、旅游偏好，以及旅游感知等开展了很多基于问卷和访谈调研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Richard等（1998）按照等级（Hierarchical）、类型（Typological）、预期行为（Plannedbehavior）、流动（Flow）、和内部人员外来人员（Insideroutsider）的标准将工业遗产旅游的游客分为五种类型，发现不同类型游客旅游动机和旅游感知有所差异［17］；Mcintosh （1999）［18］等研究者都认为传统工业区能够通过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实现对社区空间功能的转换和提升，增加公共游憩空间的供给，社区居民也因此成为工业旅游的重要目标市场。

Giuli等（1993）研究了后工业旅游过程中游客的旅游动机和期望［19］；Richard等（1992）以英国朗达遗产公园为例，探讨工业旅游者的特征，体验和收益［20］；Beaudet等（1996）提出后工业化社会中，以电脑化、自动化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与工业化时代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催生了求新、求异的工业旅游需求［21］；约翰（2001）认为后工业时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新的消费趋向的产生，求知、求新以及休闲旅游需求随之产生，工业旅游得到发展，以响应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10］；Charles等（2001）认为旅游者普遍具有怀旧情结，对过去充满好奇，这是促使他们进行工业旅游活动的根本动因［22］。

Richard等（1998）和Prentice（1993）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到访工业遗产公园的游客体验与感知，认为从总体上看，游客对工业遗产公园的满意度比较高，中年的假期及短途旅行者占游客中的多数，很多游客曾经与工业遗产公园改造前的矿场有关联，旅游目的大多是家庭休闲以及让孩子认识和体验过去、从中学习成长［17］；增长见识的旅游经历通常是工业遗产公园游客的旅游动机［23］。Alison等（1995）使用栅格分析法（ASEBgridanalysis），并以英国铁桥峡谷博物馆为例，评价旅游者对工业博物馆产品的体验和感知［24］；Bill等（1996）则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英国部分工业城市的工业旅游市场形象问题，包括伯明翰、曼彻斯特、布拉德福、谢菲尔德等［25］。

2．1．2．3 发展效应

工业旅游链接了二、三产业，响应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要求，同时呼应了转型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更高层次需求的转变，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多重组合效应，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有：

（1）区域和城市层面的宏观经济效应

众多研究者认为，工业旅游能够从宏观上为各地区带来旅游经济收入［26］，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在繁荣经济、贸易、促进就业等方面有显著作用［27］，而且，在自然资源禀赋不占优势的区域，投资于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能够减轻旅游热点地区的承载负担，进而平衡和优化旅游业的空间结构［28］。Calvin等（2001）和Charles等（2001）分别研究了英国卡莱纳冯工业区［29］，以及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工业遗产旅游的经济影响［30］；Binney等（1978）对伍德斯托克、阿伦德尔等工业衰退地区的工业遗产旅游收入进行分析，发现工业遗产旅游为这些地区赚取大量外汇，其价值达到至少5亿英镑［28］；Billington（2004）对美国“黑石谷”棉花加工工业区的衰落—景观再生—工业遗产旅游开发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作为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开发典范，其工业遗产旅游发展持续向好，吸引大量私人投资，至2004年，其私人投资已超出国家公园管理局投资的15倍［31］。此外，也有研究者关注工业遗产旅游发展的就业提振作用，Peter（1987）认为工业旅游劳动密集，产业链也较长，因而为一些欧洲国家工业衰退地区带来大量就业机会［32］；Harris（1989）则进一步反思工业遗产旅游的就业促进作用，提出工业旅游对于衰退地区的经济振兴效应有限，并不能完全解决因工业衰退引发的失业问题［33］。

（2）工业遗产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导引与文化重建效应

传统工业城市和区域在经历经济衰退，环境质量下降之后，开展有活力的新经济活动在政治上具有优先权［34］，旅游业往往成为城市转向新产业的政治优先选择。工业遗产是工业社会变迁中社会形态、工业文化、发展经验等历史沉积物的物化表征（Pardo等，2014）［35］，表达着深刻的社会学涵义，其内化的原真性的社会文化价值是区域和城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Coupland等，2014）［36］。工业遗产旅游对旧有工业空间的改造利用，往往整合了零售商业、公共休闲游憩空间，能够为社区提供生活的“利便”空间与就业机会［18，37］；Mac Nulty（1985）进一步指出高失业率地区更容易接受工业旅游开发，说明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的依赖性对其接受工业旅游开发的程度有正向影响，尊重社区利益，将社区居民纳入工业旅游发展过程并分享收益，更利于获得社区支持［38］；Vladimir（2009）认为凋敝的老工业地段通过工业遗产旅游得以更新，能够吸纳在产业与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人员，这与社会经济重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39］。此外，工业遗产内在的文化脉络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也是工业文化得到认知、重视、留存、重现的过程。工业遗产旅游空间既为游客和居民提供了工业文化重建后的特色空间［40］，同时也是工业文化展示和传承的载体［4142］，因而凸显城市文化特色［43］，而且成本相对新建空间更为节约，按照欧美国家的估算，废旧工业空间改造与新建空间相比，至少节省五分之一到一半的费用［44］。

（3）提升环境形象和改善环境教育的环境效应

衰退工业区与城市老工业地段发展工业遗产旅游过程中，工业棕地的改造和治理，通常比新土地开发更有意义［45］；工业棕地对环境造成污染、社区衰退和城市破碎化，工业遗产旅游对棕地的适应性再利用，能够提升环境质量，转变负面环境形象、维护生态安全［46］；NaeWen Kuo等（2005）以台湾为例，立足于工业生态学视角，分析了工业旅游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及其管理［47］。另一方面，工业旅游开发经营主体越来越发现有必要建立自身的环境友好形象，同时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推行环境理念和环境意识［48］。Jeferson（1995）发现企业日趋意识到有责任遵循环境保护法规和响应环保主义者的期望，采取环保措施，借工业旅游打造环境信誉［49］；Geoff（1996）对苏格兰威士忌酿酒厂游客中心进行调研分析，构建了具有普适性的酿酒业“工业旅游绿色评价图解表（Schemetic for a green assesement for industrial tourism）”，并指出工业企业在游客中有意识地建立“绿色信用（green credit）”，能够提高企业形象的美誉度，增加收入［50］。

（4）地方精神与城市形象效应

工业遗产将工业发展的过去附着于当下，展现了过往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知识，对于创造地方象征具有重要作用（Graham，2002）［51］。研究者对全球化—地方性语境中工业遗产旅游对城市精神、文化、形象的构建与重塑展开研究：

一是工业旅游复兴城市文化特征和地方精神。工业遗产并未虚构城市的工业历史，而是反映了城市文明发展过程中拥有特定记忆与特征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博弈斗争，因此内化了城市及地方的文化特征与精神。Mcnulty（1985）［52］和Summerby（2002）［53］认为工业遗产旅游能够凝练城市形象、构建城市地方身份和场所精神；Philip等（2006）认为在工业衰退地区选择发展工业遗产旅游时，工业空间由生产场所向消费场所的转换过程就涉及一系列文化的变迁［54］，工业生产文化建构为消费文化；JonsenVerbeke（1999）提出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再利用强调地方的文化、历史与精神差异，工业遗产的话语以旅游为载体，通过回忆重塑，地方特征的商品化消费化建构得到表达［55］；Jones等（2001）认为从工业废弃景观向工业旅游转向的历程中，工业遗产旅游产品的生产消费“嵌入”和复兴了城市与地方文化特征，从而深刻地反映出地方文化变迁历史，能够以文化可持续的方式维护地方文化价值，满足国际化游客的“地方性”需求［56］。

二是工业旅游凝练城市意象和重塑城市形象。Alison等（1999）讨论了伯明翰Soho House的旅游开发，探讨其在后工业社会中，如何通过工业遗产旅游重塑城市形象，推进城市复兴［57］；Harris（1989）认为工业遗产旅游能够转变公众对工业衰退地区的形象感知，改善和提升地区形象［58］；Hall（1987）［59］，Andrew等（2002）［60］提出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对工业城市的城市形象和品牌的塑造与推广具有积极影响；Murphy等（2006）通过对格拉斯哥旅游和文化从业者的访谈调研，发现英国后工业城市的地方背景使其城市形象独具特色，这也是各城市工业旅游发展获得成功的共性因素之一［61］。

2．1．2．4 资源与产品开发

工业遗产资源在社会各方力量的作用下，转化为直接面对旅游消费者的旅游产品，这一转化过程及其结果，以及经市场检验后的反馈与调整，是工业旅游持续发展的核心，研究者针对资本—制度作用下资源价值的判断、产品开发模式等进行研究，主要包括：

（1）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特征及开发方式

Pat（1991）在《从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旅游》这本专著中探讨了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分类方式，并阐述了铁桥峡谷发展旅游的历程［62］；Miles（1987）［63］， Prentice（1993）［64］，David（1994）［65］，Michelle（1998）［66］，Michael（2002）［48］， Robert（2007）［67］，Isabell（2013）［68］，分别对苏格兰、英国、瑞士、玻利维亚、美国、加拿大以及斯威士兰和南非的矿业旅游开发进行研究，分析其在全球语境下的个性化资源类型特征及开发方式；Alison等（1999）则对多种族城市的工业遗产旅游进行研究，探讨在特定资源条件下，如何协调资源利用涉及的不同主体［57］；Jose等（2012）［69］，Paz Benito等（2012）［70］从产业技术史、地方认同的角度分析了西班牙橄榄油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此外，Grete等（2013）以三个挪威的工业城市为例，研究特色工业遗产资源的利用与城市规划之间的互动关系［71］；Claver等（2013）分析了西班牙的不可移动工业遗产资源，提出工业遗产资源的分类标准与分类原则［72］。

（2）资本与制度作用下的工业遗产资源价值评价及其开发的空间形态

工业遗产旅游因其涵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意义而获得发展契机，发展过程中，资本与权力往往介入到工业遗产空间的再生产活动，形成工业遗产旅游的消费空间与制度安排空间。其中，资源价值的判定通常是工业遗产资源能否获得最终开发的必要条件。Ung等（2010）对澳门的工业遗产旅游发展进行分析，认为工业遗产资源在开发前应判断其旅游市场价值［73］；Garaca（2014）认为具有独特性和解释力的工业遗产资源，才具有开发价值［74］；Andreea等（2013）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罗马尼亚城市为例，分析工业遗产的保护价值与资本转化［75］；Xu等（2013）采用物元模型（matter-element model），研究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的旅游价值，提出这一价值判定的基础是区位、科技、情感和审美价值［76］。此外，在资本制度介入工业遗产的空间再生产后，工业遗产资源及其内涵的工业历史与文化出现商品化和消费主义转向，工业遗产融入城市旅游系统［43］，成为城市服务经济的组成成分［77］，重塑了优化了城市功能和生活服务空间［78］。这种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在空间形态上主要显示为：公共休闲空间，包括城市景观公园［79］、博物馆［80］等公共游憩服务空间；文化创意产业区，将工业生产空间转化为新产业空间；多元功能区，对工业遗产空间进行改造和综合利用，整合遗产文化保护、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形成复合服务空间［81］；区域一体化开发区，融入区域综合整治振兴计划，形成空间协同形态［34］。

（3）工业遗产旅游产品的类型与构成

工业考古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工业遗产资源转化成的产品类型也十分丰富，能源业、矿业、制造业、传统手工业等发展历史中留存的各种生产空间与工业住区等都可以开发成为旅游产品。Edwards（1996）将矿区旅游吸引物划分为四种类型：生产过程（Productive attractions），工业运输（Transportat tractions），工艺过程（Processing attractions），社会文化（Social-culture attractions） （图2-5）［1］。Hospers（2002）提出工业遗产旅游产品的构成包括，工业遗址、交通运输和社会文化［43］。J．B．Knight（1997）则认为工业博物馆是工业旅游的重要产品，并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工业博物馆为例，分析其工业艺术展示和教育功能［82］。

图2-5 工业遗产旅游吸引物构成

资料来源：Edwards JA，Joan Carles Llurdés i Coit．．Mines and quarries：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2）：341-363．

2．1．2．5 公共治理

公共管理政策法规、制度安排、各利益主体博弈合作等公共治理方式，是工业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支撑，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工业旅游的政策研究

Noyelle（1984）提出在工业衰退城市，城市公共发展政策需要强化对旅游等服务业的扶持，以加速经济运行与转型［83］；英国等国家政府陆续制定专项政策扶持工业旅游发展［11］，为能源生产、汽车制造等产业的工业旅游发展提供制度空间［84］；Mihye等（2014）探索用文化政策发展工业遗产旅游，认为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政策要深入挖掘其文化价值，引导公众形成共同的文化理念与遗产价值观［85］；Alonso等（2010）研究阿拉巴马的Langdale棉纺厂，认为工业遗产旅游发展的最主要挑战是资金，需要国家主导的资金政策扶持，并与私人投资形成资金合作和共同经营的合作网络［86］，如英国伯明翰等传统工业城市就采用公共引导政策，吸引私人部门进行投资合作，由政府部门监督资金利用，形成长效合作机制［87］。另一方面，为平衡外部投资者的唯收益论倾向，政府也需要设计补贴和基金等支持政策，给予私人投资者一定补偿［88］。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在工业旅游发展中注重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合作，Robert（1986）研究北爱尔兰政府的旅游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发现其决策主体由经济发展部、旅游部和当地民众共同构成［5］；Tony（2003）在对南非Kwa Zulu Natal煤矿区开发工业旅游的历程进行分析后，提出运用公共合作政策引入外部资金，建立合资企业和实行社区合作等是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Paz等（2012）认为西班牙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要建立政府机构、学术团体、本地社区之间的利益合作体系，将工业记忆、地方认同与旅游开发相互协同，从而获取社区支持［70］。为使工业旅游获得市场认知，各国政府部门也纷纷制定营销政策，打造地区整体工业旅游概念形象，如英国“参观工业生产现场”专项营销活动，美国约克郡提炼“世界工厂旅游之都”形象，荷意大利都灵提出“都灵制造”形象口号等，从地方整体层面营销工业旅游［89］。

（2）工业旅游与城市区域的综合规划研究

工业旅游的产业融合性特征与地方振兴效应，要求各地方将工业旅游发展规划纳入城市或区域的社会经济规划，从而实现发展目标、发展秩序、发展方式的协同。德国政府在鲁尔区实施区域性综合整治与复兴计划（IBA），加快了区域内工业废弃地的改造与适应性再利用，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复兴［90］；Jeong等（2014）对工业遗产文化旅游区的无地方性进行探讨，提出要尊重工业遗产的地方性意义，充分理解城市或区域发展的外部驱动因素（发展背景、政策导向、基础设施、城市文化），以及内部驱动因素（城市区位、地段风貌、生态环境），并结合地方的规划内容与发展方向，遵循“收集土地权属信息—分配改造意愿空间—确定再开发地块—构建调控机制”的路径，完成工业生产空间向旅游消费空间的转型规划［91］。从具体规划方法和规划重点的角度，Caffyn（1996）认为在工业旅游规划中应该向旅游者推广“绿色信用”，体现企业的环境责任，并强制企业实施环境认证计划［92］；Dodd（1998）提出在制定工业旅游规划时，要关注工业旅游点的区位，在选择工业旅游经营主体时更注重旅游者的时空距离以及交通可达性［93］；Mary（2005）认为工业旅游规划中，要强化对人类学规划方法（Anthropology-planning Approach）的应用［94］；Esteban（2007）研究西班牙南部地区的矿业遗产旅游，发现工业旅游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定位对其发展的影响，提出工业旅游规划社区认同度评价指标体系［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