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

“墨经”是《墨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墨子》中的《经》上下、《说经》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是战国后期墨家的著作。其内容主要是认识论、逻辑学和科学方面。发展了前期墨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抛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及宗教意识。

在认识论方面，《墨经》以朴素的反映论为基础，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与反映；同时又肯定思维的作用，指出感觉只是认识的开始，更深入的认识要靠“心”的察辨。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强调效验。

1964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三期，刊载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一篇《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文章。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于8月24日，找来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就坂田文章发表谈哲学问题。

他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毛泽东接着又说：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390页）

毛泽东同周培源、于光远，就坂田文章谈到了他的“认识论”。所谓认识论，也就是知行观。过去人们只知道“唯物论”与“唯心论”。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论”，对哲学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和创新。他在同周培源等谈话时还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诸子，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关于知行问题，老子、庄子的思想有其相通之处，即都主张通过直觉来把握“道”。关于他们对“两个飞跃”没有讲清楚，笔者已有阐述，这里只谈墨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

在认识论方面，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认识论的哲学家，他的认识论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特色。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墨子认为认识来源于“耳目之实”，即人们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经验。墨子有出身“贱人”的社会实践经历，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对实际事物的感觉，他坚持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但同时也主张进行思维推理的逻辑活动，“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察类明故”，墨子主张察知事物的存在与不存在，“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他在教育学生时，常作一些物理、化学实验。“墨经”把知识按其来源分为亲知、闻知和说知，这种唯物的认识论已达到了相当高度。他也并不否认圣人的存在，在他看来，圣人的认识之所以高于一般人，原因并不是他们有超越感觉经验的知识，而在于他们“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即能集思广益。

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墨子提出“取实予名”，即根据客观实际给予相应的名称。他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先有“实”，然后才有相应的“名”，“名”是对“实”的反映。墨子还认为，人的认识不应满足于对事物名称的了解，而应该实际地知道事物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名是依存于实的，正确的认识不在于只知道名，而在于知道名是否符实。他指出，要做到能对事物的实际情况进行认识，就必须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这样才能使认识达到清晰，而避免满足于识“名”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的错误。同样的道理，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仁人，也不能看他是否口称仁义之名，而必须看他是否行仁义之实。

墨子还认为，要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应该建立一个检验标准。这就是著名的“三表法”。《墨子·非命上》说：“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这个标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看是否符合历史经验，认识要有历史依据；第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要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性生活经验，认识要有现实证明；第三，“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说将其言论制定为刑政加以推行，考察能否给国家人民带来利益，认识之正确与否要看实际效果。“三表法”既有唯物因素，又符合逻辑辩证方法。用“三表法”作为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可见墨子是根据经验和客观效果来判断事物的真假是非。他反对主观，相信客观。这说明墨子关于真理的观点，是朴素的经验论的。

墨子的认识论，是唯物的经验论的认识论。但在《天志》《明鬼》《尚同》等篇中又主张尊天事鬼、上同于天，等等，则又使他的认识论倾向唯心的宗教迷信，反映出他的唯物经验论的认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墨子否定儒家的天命观，而代之以“天志”说，这个有意志的“天”，对天子的善能奖赏，对天子的过能惩罚，是凌驾于天子之上的监督者。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的主宰。天的意志是兼爱，反对“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因而“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天志”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有利于对抗周代以来的天命论的宿命思想，强调人“力”对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决定作用。力就是自强，以自己有主体性的行为去奋斗。但是，墨子承认“天志”的存在，即在人力可以达到的最大范围之外，存在着上天的意志，这个意志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规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告诫人们认识“力”的有限性，而不要把它主观任意化。这种思想虽然有进步因素，然而毕竟会倒入唯心主义泥潭。

墨子又提出“明鬼”的主张，教人们敬事鬼神，进而形成一种落后的宗教观。墨子认为鬼神是存在的，而且他们是“赏贤罚暴”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墨子主张祭祀鬼神，这种祭祀不但可以取得鬼神的欢心，使他们兴利除害，使人们得到福祉，同时，这种祭祀还可以使群众相聚联欢，使乡亲邻里更加亲近和睦。很明显，墨子的“天志”与“鬼神”观，是一种还未成熟的客观主义的善的宗教的思想。在认识论上，与他的唯物经验论是不协调的，某些方面甚至是对立的。

总之，墨子强调经验论的认识论，强调认识来源的客观性，名与实的一致性，检验是非的实践性，人的主观能动精神，等等，都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还要看到，墨家学说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为其后学所发展，而其中的宗教迷信成分则为他们的后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克服。墨家在认识论上，比中国古代其他学派贡献都大得多。

但是，墨子及其后学只是天才地猜测到认识对客观存在的依赖，朦胧地意识到检验是非要凭历史经验、现实经验和实际效果，环境和视野迫使他们不可能把握认识“两个飞跃”的客观规律。这就是毛泽东所评价的，他们也“没有讲清楚”认识“两个飞跃”的基本规律。

在《毛泽东品老子》一书的有关章节，已解释过毛泽东对认识“两个飞跃”的理论探索过程。这里只是再把毛泽东关于认识总的规律迻录于此，看毛泽东是怎样“讲清楚”这个问题的。

《实践论》系统地阐明了人类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在文章最后，毛泽东作了小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6—297页）

1963年5月，毛泽东写作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他又指出：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

这就是说，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即“知行”关系问题，直到《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产生以后，才讲清楚。

毛泽东研究哲学，特别注重认识论。五四运动以后，他很少讲宇宙观、本体论。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他自始至终紧紧抓住认识和实践，亦即知行关系问题。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他甚至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这句话是即兴而发，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如果单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是认识论，这一点是无可疑问的。

毛泽东对墨子哲学还是高看一眼。他认为先秦诸子中老子、庄子、墨子和两汉以后的一些古代哲学家都“没有讲清楚”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两个飞跃”，但是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这是墨子高于其他哲学家的地方，也是毛泽东与他产生学术共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