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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的“总问题”和“认识论断裂”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阿尔都塞以“总问题”和“认识论断裂”这两个概念来表达他的思想史方法论。然而必须指出,阿尔都塞的这些有意义的提示却是以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巨大误解为前提的。使我们尤其感到惊奇的是,阿尔都塞的总问题概念何以要求“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东西。问题恰好在于,阿尔都塞若不求助于“奇迹般”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在“认识论断裂”的两端亦即在两种完全异质的总问题之间找到任何有意义的联结。

二、阿尔都塞的“总问题”和“认识论断裂”

如果说弗洛姆的著作在方法论上的主要弱点是停留于无差别的一般性上,从而使关于发展的理解成为不可能,那么在这种见解的对面,则矗立着另一个极端。作为对所谓“连贯性”的反动,这一极端把“差别”变成为一种“无任何继承关系”的“断裂”——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可算是这种观点的典型。

阿尔都塞以“总问题”和“认识论断裂”这两个概念来表达他的思想史方法论。根据这种方法,阿尔都塞认为,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属于黑格尔派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神话,因为青年马克思实际上“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首先存在着一个康德—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而后则出现为一个费尔巴哈类型的“总问题”。[9]这样的说法当然可以是“不错”的,因为它至少提示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同康德、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至关重要的渊源关系,提示了不同类型的“总问题”之间的本质差别。

然而必须指出,阿尔都塞的这些有意义的提示却是以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巨大误解为前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黑格尔的意义在这里完全陷入了黑暗之中,马克思同黑格尔之间发展起来的对立被凝固为一种“恶的”、无限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使“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及第二阶段同往后阶段的联结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使马克思思想发展之各个阶段本身的意义也发生了变质。也许,使阿尔都塞感到遗憾的是,即使在这种“总问题”的强制中,他也不得不承认“例外”: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例外恐怕是深受黑格尔总问题影响的,即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开端(《博士论文》)和尾声(《巴黎手稿》)。阿尔都塞根本就没有去理解这些“例外”的真正重要的意义,而且,根据他的总问题概念也只是把它们仅仅作为例外打发掉。

但是,就较后的那个发展阶段而言,既然马克思一开始仅仅处在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之中,那么《巴黎手稿》中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综合就成了一种“奇妙转变”——照此看来,马克思在1844年对费尔巴哈立场的坚决承诺(《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和1845年春天的突如其来的全面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只能是这种“奇妙转变”;在马克思“认识论断裂”发生的前夕,他“破天荒地”求助于黑格尔,从而产生了一种“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10]

使我们感到惊奇的并不是马克思向黑格尔求助,而是马克思何以“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并且这种求助何以会产生出“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使我们尤其感到惊奇的是,阿尔都塞的总问题概念何以要求“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东西。如果说马克思向黑格尔的求助是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那么马克思何以不破天荒地和奇迹般地求助于任何一个他偶然遇到的其他哲学家?即便在这里有人要说马克思向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或禅宗佛教求助,那么其论断方式至多也就是诉诸“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东西。如果说马克思向黑格尔的“求助”中毕竟包含着某种可以理解和应当说明的必然的东西,那么这种求助何以是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呢?

这里当然决不仅仅牵扯比喻性的说法或用词,而是牵扯整个方法论的实质。问题恰好在于,阿尔都塞若不求助于“奇迹般”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在“认识论断裂”的两端亦即在两种完全异质的总问题之间找到任何有意义的联结。如果说,弗洛姆的方法乃使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变成一种无本质差别的一般性,使马克思后来的观点预成于前此的观点(乃至更加遥远的传统)中,那么阿尔都塞的方法就是使马克思思想的“断裂”变成一种无任何连贯性、“没有任何继承关系”的个别性,使马克思后来的观点完全分离隔绝于前此的观点,从而使二者之间保持无限遥远的距离。不难理解,当这种间隔真的变成“彼岸”时,那么我们也确实只有借助于“奇迹般的”东西来了解马克思思想的“奇妙转变”了。

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对黑格尔的批判,就理论原则而言不过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批判的“重复、说明、发挥和引申”,即便马克思是以“自己的名义重复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虽然马克思思考的主题超出了费尔巴哈直接关心的范围,但两人的“理论格局”和“理论总问题”却是一样的。因此,例如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有在费尔巴哈总问题的背景下,才能够被理解。[11]是的,一般说来确实如此。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些著作放置在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之中,它们——特别是保持在它们中间的转变和发展——就能够得到充分而完备的理解吗?阿尔都塞通过这个总问题的还原不过是要我们承认: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所说的东西无非是“费尔巴哈还没有说过但可能会说的那些思想”,马克思所研究的新对象也是“从费尔巴哈的理论前提出发而被思考的”,马克思的这些著作并没有“使费尔巴哈的理论前提发生了动摇”,也没有“使它们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费尔巴哈人本学总问题的各种“化身”;《基督教的本质》是这种人本学的宗教的总问题;《论犹太人问题》是它的政治的总问题;而《巴黎手稿》则是它的历史经济的总问题(这部著作不算是“例外”了?!)。[12]

真正说来,这种总问题的还原实际上就是所谓“断裂”的反面、总问题之间绝对差别或绝对异质性的反面;也就是我们在弗洛姆的方法论倾向中所见到的那种无差别的一般性。而这一反面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断裂”不可能真正克服绵延的“连贯性”;所以阿尔都塞的方法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亦即从总问题之间绝对异质性的顶峰一下子跌入总问题内部的无差别性或绝对齐一性;而使这种二律背反得以调和的便只能是某种“奇迹般的”东西了。

因此,在这种总问题的还原中,正如我们在弗洛姆的那种倾向中所见到的情形一样,马克思本人的意义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特别是马克思思想的过程和发展完全陷入了黑暗之中。《论犹太人问题》或《巴黎手稿》不过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一个传声筒。更加重要的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本身被压缩和凝固在一个僵硬的结构平面上,而且(借用当代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平面具有“无限的致密性”,在它中间没有任何一点“空无”可以同其他的总问题接近、过渡和联结起来。然而,真正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完完全全属于费尔巴哈总问题的马克思如何可能“清算”自己的信仰,如何可能采纳一个新的“总问题”(正像完完全全属于康德—费希特总问题的马克思如何可能进入到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之中一样)?为什么同样属于而且更加纯粹地属于这个总问题的费尔巴哈本人却没有采纳一个新的总问题?最后,还可以问一下:是不是仅仅由于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原则应用于某个新领域就在这个总问题内部制造了裂缝?阿尔都塞完全正当地否认了这一点;因为如果单纯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就能在总问题中制造裂缝从而引导到新的总问题,那么“断裂”就变成了一个纯粹属于个人兴趣的问题了。但是真正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个总问题还是这个总问题;我们一点也看不出,如果不借助于“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东西,如何可能实现从此一总问题向彼一总问题的“拼命跃进”。

这种奇迹般的“跃进”就是阿尔都塞所谓的“认识论断裂”。依据这个概念,阿尔都塞正确地指出了例如《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差别,特别是二者之主导概念的具有原则高度的差别;前者的理论体系依据于“人的本质、异化、异化劳动”这三个基本概念,而后者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则建立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三个崭新概念的基础之上”。[13]

但是,这个概念的大转换究竟使新体系新到什么程度呢?新到“断裂”的程度。这“断裂”的含义有二,其一是继承关系的取消:“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14]这确实可以叫做“断裂”,但要把它叫做“辩证的飞跃”,我们却颇感踌躇,因为无论在黑格尔还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这种“飞跃”究竟在什么地方是辩证的呢?也许是因为这个“断裂”毕竟有一个反面,即总问题内部的绝对无差别:就像马克思“整个地”、“一下子”接受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一样,《巴黎手稿》“原封不动地把政治经济学接受了下来,丝毫没有触动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概念的内容和体系”。[15]如果有谁愿意把这样理解的“飞跃”——它的前提是总问题内部的绝对无差别和总问题之间的绝对差别——看作是辩证的,那么我们对此只能感到惊奇。

“断裂”的第二层含义因此就是一种突然性,一种灵感般的、启示般的、醍醐灌顶般的或手枪发射般的“突如其来”。阿尔都塞说,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和不可逆转的事件,这个事件可以被称作是历史大陆在科学理论中的“突然出现”。至于这种“突然性”,就是“某些科学家引证帕斯卡的话,说他们经过‘漫漫长夜’的摸索而达到‘豁然开朗’的一天的意思”。[16]然而无论如何,帕斯卡由“豁然开朗”赋予漫漫长夜的“摸索”以如此丰富和重要的意义,而阿尔都塞对总问题的还原哪怕些微地给出过这种意义吗?无论是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或《巴黎手稿》,都不过是费尔巴哈总问题之停滞的诸多表面。这情形不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而是在黑暗中停顿滞留,把自己封闭并且硬化在这个黑暗之中。突然有一天,其中的一位斗士“破天荒”地、“奇迹般”地向这个黑暗的彼岸求救(另一个黑暗),结果却争得了一个在所有黑暗之彼岸的光明,纯粹的光明,与任何一个黑暗都“没有继承关系”的光明。这样的“认识论断裂”,如果不借助于唯灵论的天启或其他的某种“直接知识”,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确实,我们在所谓“空前的”、“不可逆转的”、“突然出现”等耸人听闻的字眼外,恐怕很难学到什么真正有助于理解的东西。[17]

我们并不想把阿尔都塞关于“断裂”的说法“贬低到等于零”,因为它至少对于那种无本质差别的“连贯性”来说是一种解毒剂;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阿尔都塞本人要把“黑格尔的逻辑精神”贬低到等于零——不止是零,而且是“害人不浅”的纯粹幻觉。尽管阿尔都塞似乎要把黑格尔当死狗来打,把他的理论称作“假理论”,我们却仍然愿意指出阿尔都塞所谓“总问题”——“断裂”的某种合理性,因为这种合理性真正说来不过是黑格尔“逻辑精神”——虽则只是其片段——的合理性。

阿尔都塞以他的总问题概念,尖锐而且不无成效地批驳了肤浅的“分析目的论”的思想史方法。他说,在某些批评家制造出“两个马克思”的对立时,另一些人则坚决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他们把马克思同他的青年时期调和起来。这种调和或者采取“源泉论”的形式,或者采取“提前论”的形式。前者主张由起源去衡量发展,后者则认为终结规定着阶段和过程的意义。二者之共同的理论前提是:(1)分析性前提——可以把任何思想结构或理论体系拆散并还原为各自的组成部分;(2)目的论前提——它把先前的观念交给后来的观念所确定的真理性标准(“历史的秘密法庭”)去做出判决;(3)第三个前提——作为前两个前提的基础,它把观念的历史看作自己的组成部分,“观念世界本身就是观念自身的认识原则”。[18]应当说,阿尔都塞的这一批判是有一定意义的,它作为对某种整体性或整体意义(结构方面的,但决不是历史方面的)的维护,确实打击了某些肤浅的形式主义或折衷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只是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拆散并分解为各种“成分”:唯物的和唯心的、黑格尔的和费尔巴哈的、思辨的和现实的、彻底的和不彻底的,如此等等,并且始终外在地停留于这种成分之疏远的抽象性上。

但是这一点并不能证明阿尔都塞的立场就其整体来说就是正确的。而且,被批判的三个前提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有必然的关联,也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是毫无意义的幻想形式。尽管它们确实一再出现在肤浅的、形式主义的思想史家那里,但要把“分析目的论”的原罪纯全归咎于黑格尔,却是没有根据的。就第一个前提而言,如果说有一位哲学家曾经最坚决最始终一贯地反对把整体肢解粉碎为它的断片,那么这位哲学家就是黑格尔;进而言之,分析性的前提只有在它把拆散整体看成是最终目的并且仅仅停留在分离隔绝的断片上,才是导致“荒唐结果”的不合理的东西。然而,只要理解试图超出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分析就是绝对必要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阿尔都塞不是借助于分析,他是否可能在一方面把马克思《莱茵报》以前的作品归入康德—费希特的总问题,在另一方面把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归入费尔巴哈的总问题?

就第二个前提而言,目的论在沃尔夫的那种粗陋的形式中,以及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辩神论”的形式中,当然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关于目的的理解形式都应当被取消,也决不意味着思想史研究中的任何一种“前进”或“逆溯”都是非法的。例如,当马克思把“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作为方法论的要求提示出来时,是否因为“人体”是“猴体”的“未来完成式”,从而这把钥匙就是幻想形式呢?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看作是“历史的秘密法庭”或与神学目的论有关的东西呢?阿尔都塞同样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完全不根据费尔巴哈总问题中的马克思,他是否有可能对康德—费希特总问题中的马克思做出有意义(特别是关于思想之发展方面的意义)的判断?而且,如果他根本不了解、不依据“认识论断裂”后的马克思,他有什么权利把马克思在这一界限前的理论叫做“意识形态”,而把这一界限后的理论叫做“科学”呢?难道对“意识形态”的判决不正是根据“未来完成式”的“科学”做出的吗?

至于最后一个前提,也许可以称为唯心论的或思辨唯心论的前提。当它把观念世界本身看作是观念自身的认识原则、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归结为“观念历史的产物”时,这种幻想形式无疑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决不是使作为过程的思想史完全归于消失;相反,它要为思想或观念的递嬗演变找到一个现实的基础,从而在这个基础上使思想史过程得到合理的、批判的理解。任何一种思想、意识或观念,不仅植根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基础之中,而且具有自身的形式和逻辑。[19]如果完全取消意识自身的形式和发展逻辑,那么确实任何人都不会由于把它们独立化或实体化而陷入唯心主义的幻觉,但同时任何一种意识形式,从而意识本身也就统统化为乌有了。

由此可见,阿尔都塞的批判在一定的意义上确实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但是当他把这些前提不分青红皂白地归之于思辨唯心论的“幻想形式”并且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当死狗来打的时候,他不过使自己陷入同样的“幻想形式”之中。这一点在所谓总问题之间的“断裂”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为了反对“分析目的论”之肢解马克思的著作(使其“整体意义”消失),阿尔都塞诉诸“总问题”;为了抵制“分析目的论”的那种无原则差别的“连贯性”,阿尔都塞诉诸“认识论断裂”。但是,难道说由于“意识形态”和“科学”(作为“断裂”的两端)被区分得如此斩钉截铁就不可能隐藏着肤浅的理解吗?我们不是在分离隔绝的总问题中间只看到一种无情的、“无继承关系的”断裂,并且在这“断裂”中只看到奇迹般的手枪发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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