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之英译

一、《墨子》之英译、介绍与研究概况

乾嘉以来，《墨子》受到了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毕沅、孙诒让对该书的整理和训释，为《墨子》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民国以还，经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大力提倡，《墨子》及墨学研究遂风靡中国、日本和欧美，成为20世纪先秦学术和汉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西方汉学的《墨子》研究比较活跃，文本和思想讨论较为深入。

(一)《墨子》的英译与“兼爱”等概念的翻译

英语世界的《墨子》研究，是以第一手文献的翻译及简介开始的。1927年，梅贻宝根据孙诒让的《间诂》翻译了《墨子》，1929年出版了《墨子的伦理及政治著作》一书。⁽³⁾除了《墨辩》及《备守》两部之外，梅书翻译了其余各篇(即《概论》、《十论》、《墨语》)。20世纪60年代初期，华生(BurtonWatson)选译了《墨子·十论》的大部分著作;⁽⁴⁾陈荣捷(Wing-tsit Chan)在《中国哲学资料书》中全译了《兼爱中》、《天志上》、《非命上》三篇，并以“功利主义”、“非攻”、“非乐”、“节葬”、“尚贤”、“尚同”为主题对《十论》相关篇目作了节选翻译;⁽⁵⁾葛瑞汉(A. C.Graham)翻译了《墨经》四篇;⁽⁶⁾最近艾乔恩(Ian Johnston)补译了《大取》、《小取》两篇;⁽⁷⁾艾文贺(Philip J.Ivanhoe)也选译了《尚贤上》、《尚同上》、《兼爱下》等内容。⁽⁸⁾当今欧美学者引文一般根据梅贻宝和葛瑞汉译本，并参考华生的翻译。

在《墨子》英译过程中，“十义”的术语翻译多有变化。例如“天志”，早期译作“will of Heaven”，后来也有“intention of Heaven”等译法。又如“兼爱”，梅贻宝、华生、陈荣捷等译作“universal love”，但20世纪70年代后该译法逐渐受到怀疑。葛瑞汉认为，梅氏(指梅贻宝，后同)对“兼爱”的翻译虽然较为便利，但却使人颇多误解。“universal love”一词不仅非常模糊(“兼”暗示着“为每个”而非“为全体”)，而且又太富于感情色彩(墨子的“爱”是利民远害而不动情感的愿望)。在葛氏(指葛瑞汉，后同)看来，墨子是性情冷峻的人，他倾听正义的呼声，而非诉求于爱心。⁽⁹⁾因此葛氏将“兼爱”译作“concern for everyone”。⁽¹⁰⁾方克涛(Chris Fraser)则译作“inclusive care”。方克涛说“兼”(一起、共同)包含有社会里的每个人在整体中的意味，“爱”与英文中的care一样，其含义有些复杂、含糊，因为它可能指一系列的态度，从强烈的喜爱(strong affection)到不带感情的超然关怀(detached concern)。在《墨子》文本中，“爱”字通常指的是一种对客体的幸福(welfare of its object)所具有的不动感情的关心(dispassionate concern)。要实现社会秩序，展现“仁”的重要美德，人们必须不排他地相互关爱，关心他人的生命、家庭和社区，如同关爱自己的一样，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以求有利于他人。此外，还有将该术语译作“impartial caring”或“co-love”的。又如，“非命”之“命”这一术语，英译一般为“fatalism”(宿命论)，不过有学者指出此一英文概念与墨子所非之“命”，其涵义并非很切合。

(二)葛瑞汉的《墨子》研究及墨家分派的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葛瑞汉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将西方汉学的《墨子》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葛氏在史料的掌握、文献的运用、语言的考证和思想的分析上，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力。据罗思文(Henry Rosemont)所辑《葛瑞汉论著目录》介绍，葛氏的研究论文有《杨朱与墨子的对话》(1959年)，《墨家“小取”的逻辑》(1964年)，《〈墨语〉诸篇的语法》(1971年)，《〈墨子·大取〉篇所重构的后期墨家伦理学，逻辑学观念》(1972年)，《对墨家光学的系统研究》(1973年)，《后期墨家辩论中的“必”与“先”概念》(1975年)，《〈墨经〉的组织》(1978年)，《从〈墨子·十论〉看早期墨家分派》(1985年)，《利己的正当性:杨朱学派、后期墨家与庄子》(1985年);专著主要有《后期墨家的逻辑学、伦理学与科学》(1978年)，《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1989年)两书。⁽¹¹⁾就所举两专著来说，前者乃西方研究《墨经》的主要著作，也是西方迄今唯一一部研究《墨经》的重要著作;后者则是其晚年的代表作，其中包括了《激进的回应:墨子》、《从墨子到后期墨学:在理性功利中再受磨炼的道德性》、《后期墨家对于理性的辩护》等研究内容。葛氏的这些论著，成为西方汉学研究《墨子》的基础，而学者亦征引频繁。

简单说来，葛瑞汉的墨学研究以《墨经》为重点，而对《十论》等有所论及。他认为墨家有早期、后期之分，《墨辩》六篇乃后期墨家的作品，根据《十论》在语言学及思想上的区别，他认为每一组之上、中、下三篇差不多是同时并存，而由处于南北不同地区之不同派别的墨家进行相互辩论的结果。此派系，即是“正统派”(Purist)、“保守派”(Reactionary)和“妥协派”(Compromising)三派。⁽¹²⁾他又认为，墨家始终强调“功利的道德性”之重要，而后期墨家以“理性”为其思想的基调。

在葛瑞汉前后，渡边卓(Watanabe Takashi)、白妙子(Brooks A.Taeko)夫妇、方克涛(Chris Fraser)等人按照时间演进的理论来处理每一个“triplet”的上、中、下三篇的文本差异问题。白氏夫妇认为，这个演变的过程大约从公元前39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80年，然后才发生了“墨离为三”的分派事件。白妙子认为《兼爱》三篇包含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上篇单纯地反对战争，下篇转而接受正义的战争;白牧之(Bruce A.Takeo)将三篇分别贴上了“原初”、“适应”和“同化”的演进论标签。方克涛具有相近的看法。方克涛对葛瑞汉、白妙子有关《十论》上、中、下三篇的成篇问题作了深入的评论，认为每一论(each triad)之上、中、下三篇的形成基本上与年代有关，上篇出现最早，其次为中篇，下篇形成最晚。⁽¹³⁾戴卡琳(Carine Defoort)领导的研读小组亦不同意葛瑞汉的看法，认为“核心篇目”(core chapters)是墨家学派内部演进的结果，然而:(1)在不同的“triplet”中，演进的次序是不一样的;(2)在墨家思想中，演进是“激烈的”(而非总是“妥协的”)，或者是“天”作为墨家思想基础之趋向得到不断增强的结果。戴卡琳本人更具体地从语言特征、文风和思想差别上对《兼爱》三篇作了十分详细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上、中、下三篇分别着重论述了“相爱”、“兼相爱，交相利”和“劝兼”的思想，并认为它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为具体、成熟的，从“自爱”到“相爱”，再到无条件的“兼爱”，这是一个逐步演化并最终归系于“天”的过程。⁽¹⁴⁾就《十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天志》诸篇，凯仁(Karen Desmet)考察了“天下”、“王公”、“万物”三个复合词在每一个“triplet”中的出现或分布情况，并据其考察结果而赞同白妙子夫妇和渡边卓提出的演进理论，而不赞同葛瑞汉将其看做同一时期不同派别作品的观点。不过，凯仁认为并非所有的“triplets”如白氏夫妇所云，皆是按照上、中、下三篇的顺序来演进的，她赞同渡边卓的意见，认为有一些“triplets”乃是按照上、下、中的次序形成的。对于渡边卓的具体时间考证，凯仁并不完全同意。渡边卓将一些篇目的形成时间推至汉初，在她看来，这显然太迟了。⁽¹⁵⁾黎辉杰(Hui-chieh Loy)使用“Gedankenexperiment”(思想实验)的方法，对“尚同”一义的前提条件与主张之间的联系作了分析和推论，突出了《尚同》三篇具有“论证”的共同形式，并不关心其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或发展。⁽¹⁶⁾黎辉杰与葛瑞汉、戴卡琳等的研究方法及旨趣相异。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还有一些相关研究著作值得注意，例如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s)、陈汉生(Chad Hansen)、何莫邪(Christopher Harbsmeier)的相关论著。今不赘述。

(三)《墨子》网络介绍与新近学术动态

21世纪以来，网络传播飞速发展，英语世界的“墨子”或“墨家”网络词条信息较多，其中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一处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它由“墨家”(Mohism，2001年10月21日发布，2009年7月16日修订)和“墨经”(Mohist Canons，2005年9月13日发布，2009月5月4日修订)两个词条及“《十论》的意义和写作年代”的补充文件构成，它们都是由方克涛撰写的。在内容上，“墨家”词条包括:(1)墨子与墨家;(2)十义(ten doctrines);(3)对客观标准的追寻(“法”的概念);(4)认识论(“三法”及证验的问题);(5)逻辑与论证;(6)政治理论;(7)伦理学理论;(8)宗教;(9)墨家的历史影响和衰落。另外，文末附有相关参考文献。“《墨经》”词条包括:(1)背景与概况;(2)文本;(3)伦理学;(4)语言哲学;(5)认识论;(6)同异;(7)争论与逻辑。另外一处较有价值的网文，见《互联网哲学百科全书》(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是由黎辉杰撰写的(2007年11月7日上传)。黎辉杰在文中对“墨子”作了13个方面的内容介绍或说明:(1)历史背景;(2)《十论》;(3)“十义”;(4)“墨子之言”(Mohist Doctrine)的目的和特点;(5)道德认识论;(6)墨家道德观的基础;(7)兼爱(Impartial Concern);(8)道德心理学与人性;(9)政;(10)节用、节葬;(11)非攻与义战;(12)天与鬼神;(13)参考文献及进一步的阅读资料。

近七八年来，戴卡琳教授领导的鲁汶大学研究小组与来自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者一起组织《墨子》研读会，他们的研究先从“核心篇”(Core Chapters，即《十论》)开始，近年扩展到“概要篇”(Summaries，即《杂论》，或称《亲士》下七篇)和“对话篇”(Dialogues，即《墨语》)。他们重视运用语言学，特别是术语注解(terminological exegesis)的方法来研究《十论》，考察其形成时间的问题。2005年6月和2009年6月，鲁汶大学汉学系先后召开了两次与《墨子》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工作会名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论证与说服”(Workshop:Argumentation and Persuasion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其中包括三篇直接以《墨子》为主题的研究论文。第二次工作会名为“《墨子》的多面相:墨家思想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Workshop:The Many Faces of Mozi:A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tudy ofMohist Thought)，主要包括了一个英语演讲、九篇英文论文、四篇中文论文和一篇关于日本《墨子》研究的中文综述。

2006年春，黎辉杰答辩通过了《〈墨子·十论〉的道德哲学》(The Moral Philosophy of the Mozi“Core Chapters”)的博士学位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7年4月，凯仁答辩通过了《好事成三:对〈墨子·十论〉三层结构的文本分析》(All Good Things Come in Threes: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Three-fold Structure of the Mohist Ethical“Core Chapters”)的博士学位论文(鲁汶大学)。这两篇论文都是研究《十论》的，黎辉杰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讨论了墨子的道德哲学内涵，凯仁则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了《十论》的文本结构，以期解决所谓上、中、下三篇的写作时间先后问题。

近年来，除戴卡琳、方克涛、艾乔恩、黎辉杰等学者长期从事《墨子》的研究之外，许多其他学者亦有偶为之作。而这些众多的偶为之作，主要集中在对《十论》的理解和《墨辩》的讨论上，而从政治、伦理、宗教和逻辑学、认识论等角度来作论述的。其中一些论文不乏新颖、独到的见解，但也有一些论文的观点属于陈词滥调，或缺乏必要的真实性。

总之，英语世界从翻译和介绍开始，至葛瑞汉形成了《墨子》研究的高峰。戴卡琳等在葛瑞汉和渡边卓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十论》每一“triplet”的形成作了考察，认为它们的形成乃是一个时间性演变的过程，然而并非每一下篇皆晚于中篇而形成。从内容上看，长期以来人们对《十论》或“十义”的相关解读或论述非常丰富，但是对《十论》上、中、下三篇的内部比较研究则明显不足。另外，对于《墨语》、《杂论》、《备守》部分及秦汉墨学问题的研究，英语世界亟待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