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建构想的“战国策派”

“战国策”派，因其流派的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1940年4月1日，《战国策》半月刊在昆明创刊，陈铨、林同济主编，第二年7月停刊，出了17期。1941年12月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副刊《战国》，至1942年7月停刊，共出31期。

围绕在杂志和副刊周围的基本上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陈铨和林同济外，还有贺麟、雷海宗、陶云逵、岱西、梁宗岱等。他们以这两个刊物为中心，以“权力意志论”的哲学观、“历史形态学”的历史观为理论基础；宣扬“战国重演论”和“尚力政治论”；鼓吹“暴力”政治、“英雄”崇拜和“权力”欲。

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式的火拼”的时代，因此主张要“建设道地的‘战国式’的国家”，把“整个国家的力量，组织到最高度的效率以应付战国时代势必降临，势已降临的歼灭战，独霸战”。为此，他们制定了一个“抗战建国方略”：一切为战，一切皆战；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用“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

“战国策”的文化重建的构想，是在抗日救亡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他们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希图在抗战中调整、重建中国文化，促进国力的增强，民气的振奋，民族的振兴，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是“战国策派”文化构想的重头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核心意思的表述：“‘战国’必须是我们入手的途径。要取得世界和平的资格，先栽培出能作‘战国之战’的本领。”因此，“我们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年来的祖传文化”。文章认为：战国后，中国二千年祖传的文化，是大一统皇权制度下的文化，它在岁月的侵蚀下早已“活力颓萎”，人们面对“战国时代”的来临，却还在“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我们“悠悠度过了二千年‘大一统’的意识生活”，欧战之后“高歌‘公理战胜’，以至‘9·18’苦赖国联，其思想都出于一条的路线。置身火药库房，却专门喜欢和人家交换‘安祥古梦’，这恐怕是我们民族性中包含的最大的危险”。因此，文章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回到战国时代去，栽培出“战国之战”的本领。（载1940年4月1日《战国策》创刊号）

为栽培“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战国策派”在多篇文章中传递着几个方面的观点：

一是提倡“力”，赞美“力”，鼓吹“力”。

林同济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力！》他说我们这个古老古怪的民族对“力”缺乏理解，而将“力”视为“残暴贪婪的总称。‘力’字与‘暴’字，无端地打成一片。于是有力必暴，凡暴皆力”。如果“一个民族不了解，甚至于曲解误解‘力’字的意义，终必要走入堕落自戕的路径，一个文化把‘力’字顽固地看成仇物，看做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即使“不被人家格杀，自家也要僵化若尸”。而我们的先民是赞赏“力”的，后来我们对“力”发生歧视，轻视，仇视，而崇尚“德感主义”。我们现在“急急需要”的是“与我们的‘德感主义’针锋相对”的“力的宇宙观”的提倡。（载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

二是崇尚“英雄崇拜”，养成“英雄崇拜”的民风。

陈铨的《论英雄崇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章认为：“人类社会上无论任何方面的事业，创造，领导都只有靠少数的天才，他们是群众的救星，他们是宇宙伟大的现象。天才就是英雄”，“英雄是群众意志的代表，也是唤醒群众意志的先知”。为此，现在就要改变教育方针，打破中国士大夫阶级腐化的风气和“五四”以来个人主义的变态发展，“发扬中国民族潜在的精神”，“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这就是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载1940年5月15日《战国策》第4期）

三是主张恢复战国时代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重振民族精神。

雷海宗是这个意见的主导者，他以别样的视觉，运用中国战国时期“兵”的文化来阐发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关键是一个“兵”的问题。“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不能做主，完全靠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因此，秦以后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是一种“无兵的文化”的社会。一般而论，兼文武的社会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因此，“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中国的兵》载清华1卷1期，；《无兵的文化》，载《社会科学》1卷4期）

从战国“兵”的文化中，挖掘并提出重振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重振民族精神的武德，以应对日本的侵略，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重建的构想，一种独特的文化构想的视角。

“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发表过多篇文章，涉及多方面的问题，重要的代表性的文章有：陈铨的《浮士德精神》（载1940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论英雄崇拜》（载1940年5月15日《战国策》第4期）、《尼采的道德思想》（载1940年9月15日《战国策》第12期）、《文学批评的新动向》（载1941年7月20日《战国策》第17期）、《指环与正义》（载1941年12月17日重庆《大公报·战国》）、《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载1942年5月20日重庆《大公报·战国》），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载1940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力！》（载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第三期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载1940年11月1日《战国策》第14期）、《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历史观》（载1941年12月3日重庆《大公报·战国》）、《寄语中国艺术人》（载1942年1月21日重庆《大公报·战国》）、《民族主义与20世纪》（载1942年6月17、24日重庆《大公报·战国》），雷海宗的《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载1942年3月4日重庆《大公报·战国》第14期），陶云逵的《力人》（载1940年10月1日《战国策》第13期），何永佶的《论大政治》（载1940年4月15日《战国策》第5期）。

“战国策派”的“战国时代重演”论，是他们的核心命题。他们在多篇文章中就战国时代的文化反复加以论述，目的是想从“战国文化”中获取活力，以改造颓萎的没有活力的社会。同时他们也张扬尼采哲学的权力意志论和英雄崇拜论，似乎是在表达“战国策派”的某种联想，他们崇尚“力”和“力人”，是想以此来增强民族的活力。他们在文化重建的构想中，还就“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化、文学发表过意见，还提倡民族文化运动等等。

“战国策派”的种种议论，在国统区文化界、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受到批判。但批判的文章很少，同“战国派”在《战国策》和《大公报·战国》上60多篇重头文章相比，火力欠弱。这些文章是：茅盾的《“时代错误”》（载1941年1月1日《大公报·战线》），胡绳的《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载1941年1月1日《读书月报》2卷10期），张子斋的《从尼采主义谈到英雄崇拜和优生学》（载1941年3月10日《学习生活》2卷3、4期合刊），愈之的《新策士葬送了希特勒》（载1941年9月15日《野草》3卷1期），汉夫的《“战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载1942年1月25日《群众》），《“战国”派对战争的看法帮了谁？—斥林同济〈民族主义与20世纪〉》（载1942年7月31日《群众》7卷14期），欧阳凡海的《“战国”派的文艺理论》（载1942年4月15日《群众》7卷7期），李心清的《“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载1942年6月9—11日《解放日报》），曹和仁的《权力意志的流毒》（载1942年7月25日《文化杂志》2卷5号），余土根的《指环的贬值》（载1943年3月1日《野草》5卷3期），吴德的《“力”学原理》（载1943年1月7日《新华日报》）。

这些文章，从几个方面展开对“战国策派”的批驳。

第一，关于“战国重演”论。

汉夫说：“战国策派”理论文章的要害“是替法西斯侵略者张目”，他们所论说的今日的世界是“战国重演”论，是极其荒谬的。今日中国的抗战和民主国家的以及一切反侵略国家的战斗，与战国时代“相互争夺土地，谋商业范围之扩大”的混战、残杀、拼合完全不同。这主要反映在战争的性质上。这里有着正义的一方面，即民主国家方面，他们进行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侵略，主张并维护民族独立自由的正义战争，这个战争是有着各国人民各民族的参加和支持的”。非正义一方面则是法西斯侵略国家方面，他们进行的“是掠夺横暴，征服奴役其他各民族，剥夺国内人民的民主权利的非正义战争，是遭受各国人民和民族的诅咒和反对的”。这和战国时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茅盾在这个问题上更明确地说：“今天抗战中的一个中国人如果只知有战争而不知战争有性质的不同，不了解我们的抗战是自卫的求解放自由的战争”，“那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时代错误》）

第二，关于“力”和“争于力”论。

汉夫说：“战国策派”的“力”的谬说，其本质可以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去认识。对内而言，“就是民主已成过去，统制（治）笼罩一切的意思，是理智应用已成过去，强力统治横行一时的意思”，“力就是正义”。所以“战国策派的‘争于力’的国内政治观，完全是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的一套”。而他们的对外主张，“也是暴力的，主张侵略的”。在他们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正义的存在，只有靠力才能生存，而且国家为生存，总是要对别的国家战争的，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德、日、意的侵略战争是必然的”。这些论调“不是替法西斯侵略者张目是什么？不是散布‘中国必亡论’是什么”。（以上载1942年1月25日《群众》7卷1期）

第三，关于“英雄崇拜”论。

这个问题的批判，主要的看法，认为战国策派关于英雄崇拜的提出，是同他们关于“力”“力人”的说法相一致的，其目的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但是，贺麟于1941年7月在《战国策》17期上发表文章，既批评了同伙在《论英雄崇拜》一文中的意见，也反驳了批评者的意见。他说：“其实英雄崇拜，根本上是文化方面，道德方面，不是政治问题。站在政治立场去提倡英雄崇拜不对，站在政治立场去反对英雄崇拜亦是无的放矢”，“就教育方面而言，假如抹煞英雄崇拜，就无异于抹煞人格教育……所以我们认为精神的交契，人格和人格的感召，是英雄崇拜的真义所在”。这意见在反驳了他人的批评之外，又对陈铨的论说加以纠正和补充。

左翼文艺对“战国策派”派的批判是正确的，必需的。但是在批判的过程中，言词未免过于偏激，指摘其言论“是一派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的为虎作伥与谋反的谬论”，“是在那里宣传法西斯主义”，“是对中国抗战有害的”。当然是缺乏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