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文存》简介

张昌山

1940年4月1日，一份名为《战国策》的半月刊在昆明国立云南大学出版发行，自此，一个被称为“战国策派”的著名文化思潮应时而生。其核心人物是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林同济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雷海宗教授、外文系陈铨教授、哲学系贺麟教授，以及曾任教于云南大学的何永佶教授等。1941年7月，《战国策》在出版17期后，因空袭频仍，印刷迟缓，物价高涨而宣告停刊（《〈战国策〉停刊启事》）。期间曾出版过3期上海版《战国策》半月刊。之后，他们与重庆大公报社商定，自1941年12月3日起，每周三在该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停刊，共出版31期。此外，雷海宗等主编的《今日评论》（昆明）、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重庆）等也发表过战国策派学人的不少论著。

战国策派是一个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文化流派。撰稿人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中除上述核心人物外，还有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郭岱西、丁泽、陈碧生、沈来秋、王迅中、洪思齐、曾昭抡、陶云逵、梁宗岱等数十位人物，他们大都具有留学经历，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主要在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任教。他们在改造国民劣根性、反对国民党政治腐败、坚持抗战等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在如何进行战时文化重建等方面，意见不尽相同。人们对其进行评论时，一般是围绕林、雷、陈、贺、何等核心人物进行阐述。

20世纪40年代，中国正处在血火交并、存亡继绝的时期，却又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深刻的历史反思的年代。战国策派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它的核心观念在其代发刊词《本刊启事》中做了高度概括的表述：“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k）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对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现实世界格局与中国处境及中国未来的文化重建等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里略举二三。

战国时代的重演是林同济他们在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中引出的文化命题。他们借用和发展了“文化形态史观”，并以它作为分析中国历史与世界格局的框架。林同济将各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三大阶段。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等五个阶段，并在深入分析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胡汉血统融合、印度佛教进入和汉人南迁对中国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中国文化演变独具“两周”的理论，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他们认为，当下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中国要在这个激烈无情的战国时代图生存，必须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将“大一统型”文化转变为活泼健全的“战国型”文化。

批判官僚传统，着力改造国民性。他们将中国文化衰败的原因归结为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林同济认为，先秦时期由“大夫士”向“士大夫”的转变，深刻地影响到传统体制的运作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结构。中国社会政治史是由大夫士到士大夫，即由贵族武士型转到文人官僚型。士的精神的变化，促使社会精神从“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观转变为“孝、爱、智、生”的四德中心论，凑成一种“柔道的人格型”。于是，政治日益僵化，文化渐失活力。雷海宗认为，募兵制渐变为雇佣制，兵在社会价值观念中逐步失去地位。他对“无兵的文化”造成的民族性格弱点进行批判，提倡恢复“兵的文化”。他们强调，面对新的“战国时代”，必须从改造国民性着手，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尚力”精神，培养出一个健康的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

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的构想是由他们的哲学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派生出来的。陈铨是其口号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创作了长篇小说《狂飙》，剧本《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无情女》等作品。民族文学的核心命题是文学的民族意识。他强调，一个民族能否创造出一种新文学，能否对于世界增加一种新成绩，先要看这一个民族自己有没有民族意识。在陈铨心目中，民族文学应是一种“盛世文学”而非“末世文学”。其文学观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陈铨认为，文学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文学的盛衰，关系国运的隆替。林同济呼唤富有活力和创造力、表现原始强力的文学，从而开辟一个“特强度”的崭新局面。

《战国策》半月刊一出现，战国策派学人的主要观点一经提出，就受到关注，争论不休，并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术公案。1940年年底，著名记者范长江到昆明特地访问战国策派学人，撰写通信《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客观上使其观点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战国策派思潮，响应者不少，批判者众多，由于与现实政治的种种联系，受到过不少评论家的强烈抨击，被定性为一个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反动思潮，成为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反面教员。这一倾向性观点一致沿袭下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战国策派思潮进行重新评价，对战国策派思潮学术史进行再反思，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潮，推出了一批新成果。除原有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著）、《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林同济编）、《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雷海宗著）等著作外，温儒敏、丁晓萍新编了《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有多篇博士论文都以战国策派为研究对象，如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南开大学）、魏小奋的《战国策派：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北京大学）、宫富的《民族思想家与国家叙事——“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与文学形态研究》、路晓冰的《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山东大学）、高阿蕊的《战国策派的美学思想初探——以陈铨和林同济为代表》（西南大学）等，还有多篇博士论文涉及战国策派思潮的内容。而写战国策派思潮的硕士论文及学术论文则更多。上述著述中，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是新时期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桑兵、关晓红主编的《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则列专章用一百多页的篇幅阐述“战国策派与各方争论”，对战国策派做学术史的关照和探讨，给人以启迪。港台及国外学术界亦未中断过对战国策派思潮的研究。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中，台湾学者马启宏的《战国策派之研究》，以及王尔敏在《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中对“战国策派”的论述值得关注。

战国策派文化思潮出现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历史，经历虽然已很坎坷，但作为具有鲜明学术个性和丰富思想内涵的学术文化流派，人们的关注与研究将会继续，争论不会停止。或许，这就是思想的价值与学术的生命所在。

自《战国策》半月刊出版及“战国策派”出现以来，先后出版过几种文集，皆为选编本，且错漏不少，不利于学术研究及文献的保存与流传。本书系第一个文献汇编全本，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完整。收录了《战国策》半月刊及《大公报》“战国”副刊上的所有文章，并附上有关作者的几篇书序，完整地展现了该学派的思想来源、结构与特征。二是准确。比照不同的版本作校勘，将引文与原文作比对，对印刷错误作校订，尽力为学界贡献一个文字准确的原始文本。二是精良。本书作为大型丛书“滇云八年书系”之第一种，编校者和出版者都特别重视，编校、设计、装帧、印刷环环紧扣，按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出版发行。本书一问世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读书》杂志、《中华读书报》等发表专题研读和推介文章，2014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被推荐为300本“新书+好书”之一。本书的学术价值将会持续不断地呈现。

作者简介

张昌山，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教育部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副主编、云南省中华传统道德研究会会长、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等多个学术职务。主要从事档案学、民国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在档案学、民国文献与学术史、云南文化、行政管理学等领域多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