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国策派”代表作《野玫瑰》的批判

陈铨在提倡“民族文学”的同时，也进行文学作品的写作，长篇小说外，写了几部剧本，《野玫瑰》是他的代表作，连载于《文史杂志》第1卷6、7、8期，1942年3月在重庆公演，反响不一。重庆的戏剧界和文化界200余人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向教育部提出抗议：撤销对《野玫瑰》的三等奖的奖励并禁止公演。

《野玫瑰》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觉描写和表现“特工”的戏剧。主要人物是王力民、夏艳华、刘云樵、王安、曼丽、警察厅长。王力民是夏艳华的丈夫，北平伪“政委员会”主席，警察厅长是他的帮凶。夏艳华是国民党特别安排到王力民身边的特工，云樵和王安也是，但是直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才公开身份，共同行动。四幕剧情都是在王力民的家里展开的。王力民在家中秘密部署逮捕北大教授、游击队长薛汝康行动，消息泄密，逮捕行动失败，王力民追问女儿曼丽，她承认知道这件事，并告诉过云樵，云樵是王力民前妻的侄儿，他与艳华年龄相仿并曾相爱，但未成眷属。艳华为此对云樵解释说：“当时我已经加入了政府的间谍工作，同你结婚，我的工作就不能继续进行，我心里虽然爱你，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不得不忍心抛弃你”，“政府知道他的重要，命令我去刺杀他”，“我就只能嫁给比我大几十岁的人”。而云樵潜入王力民家，也是为了获取情报，他因此被日本宪兵队通缉，在艳华的精心策划下，巧施计谋，让警察厅长送走了云樵和曼丽，又用假爱做戏，借王力民之手，杀了他，当力民最后知道这一切都是艳华的策划和安排，他气急败坏，双眼失明。服毒自杀前，他对艳华说：“你是我平生遇见的最厉害的对手。”艳华说：“力民，你最厉害的对手，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民族意识。它像一股怒潮，排山倒海地冲来，无论任何力量，任何机智，都不能抵挡它。”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情节，在陈铨的笔下一气呵成，在公演的时候，获得一片喝彩声。

然而，不同的、完全对立的意见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是颜翰彤，他的《读〈野玫瑰〉》中，明确地指陈剧本是“战国策派”思想毒素的潜藏物：王力民是一个背叛了国家民族利益，投到敌人怀抱的奴才，但是，对这样一个不可宽容的罪人，作者却将他写成一个“‘争于力’的‘英雄豪杰’”。“‘争于力’的学说在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应声虫，‘争于力’的‘英雄豪杰’，在有民族意识的，反法西斯的，力求民主进步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是找不出的。”因此，只能说这部戏剧是在“战国策派”文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一部有毒的作品。（载1942年3月23日《新华日报》）

剧本是这样描写王力民的：他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当了大汉奸，做了北平伪“政委会主席”，与人民为敌，逮捕、暗杀抗日群众，是一个背叛国家、民族的叛徒。但是，剧本却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争于力”的强者，这个“强者”在多处这样地表述自己，“我有铁一般的意志，我要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个天下。世界上的力量，能够摧毁我的身体，不能征服我的内心，我要别人服从我，尊重我”，“我从小孩起，就很自负，看不起任何人，我自己知道，我的聪明才智都在他们上面，我不容许有任何人在我的上面。后来长大了，从事政治，还是一样的脾气”，“我计划的事体，没有一件不成功”，“我是一个最骄傲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时代环境不容许我做一个‘治世的能臣’”。王力民的这些表白，就把一个不能做“治世的能臣”便做“乱世的奸雄”的阴暗的内心世界做了深刻的揭露。

剧本除了描写这个“争于力”的“奸雄”的人生观、政治立场外，还着力描写王力民对女儿的深挚的爱：女儿也向云樵泄露了要逮捕游击队长这样的机密大事（这件事云樵是从窃听器中得到的），他不追究；面对女儿的强烈谴责，“你的行动，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你不爱世界上任何人，你根本不爱我！”，“你的政治是不择手段的政治”，“至少国家民族，不应当背叛”，他都不予理会，因为他那颗深深的父爱之心在左右着他。

方纪在《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一文中，提了一个问题：这个把大汉奸写成了一个有坚强意志、感情、有良心，让人觉得不可恨、不可憎而可怜的剧本，却“骗取了许多观众天真的喝彩声。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惊异的事情”。（载1942年4月8、11、14日《时事新报》）这种“喝彩声”不是观众的“天真”，而正是王力民这个艺术形象带给观众的结果。应该说，王力民这个艺术形象，比起同类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反面人物，却是一个较为丰满、生动而具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他有“奸雄”凶残的一面，又有对女儿父爱情深的一面，这就把反面人物的内心复杂的情感表现了出来，唯其如此，才有观众的“喝彩声”。

对这个剧本的另一个批判重点是夏艳华和以她为代表的国民党的“特工”。有两种意见：谷虹在《有毒的野玫瑰》一文中，指摘说，把王力民写成了一个“意志坚强的英雄”，而把艳华这样的反间谍人员写成“只会谈恋爱”的人物。这看法自然是有失偏颇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剧本“美化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这样的见解能够理解。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已经能客观地公正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各自的作用和贡献，那么，对于《野玫瑰》中的这样一株“野玫瑰”—勇于牺牲自我、牺牲爱情去秘密进行抗日工作的特工人员，得到表现，得到描写是不应该受到指摘的。不从夏艳华活动舞台的历史背景出发，把她混同于那些逮捕、暗杀进步人士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一概扣之以“罪恶昭著的法西斯特务”，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有一段很能表现艳华为国为民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对云樵）“像你们这样工作的人，单是不怕死有什么价值？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怕死不怕死，乃是怎样去死，对于民族国家，才是最大的利益。”这是艳华在抗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同日寇和敌伪汉奸进行斗争的精神表现，是值得肯定的，否定这样一个形象的意见是脱离了当时的抗日现实的。

对于《野玫瑰》这两个人物，陈西滢有他的评价，他认为：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颇为成功的。抗战以来的“汉奸戏”、“间谍戏”，把汉奸的十之八九写成了脓包，《野玫瑰》没有“犯这毛病”，剧中的大汉奸王力民没有被写成脓包，而是一个有才智，有他自己人生观，有铁一般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的对手，女间谍、特工艳华就显得更加突出、成功。陈的文章这样说：艳华“她才力超人一等”，“她的意志的坚强更是超人一等。她为了替国家服务，牺牲色相，‘同一个仇人朝夕相处，还要花言巧语博得他的欢心，使他相信我’”。她更难承受的是，她得因此而抛弃一个她深爱的人，让他“以为她是一个没有心肝，没有情感的女人，以为她是只知道权威利禄，不知道国家民族的女人。她却让他误会，让他恨”。“她是野玫瑰，‘野玫瑰’开得多有精神！虽然没有人欣赏她，她并没有憔悴。”文章也指出：艳华“这样的一个女人似乎不是血做的，肉做的，也只有尼采式的超人才做得到”。（《野玫瑰》，载1941年1月《文史杂志》2卷3期）陈对剧本是肯定的，对男女主人公的描写当然也是肯定的，虽然其中也有批评，但同完全否定这个剧本和人物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当时重庆的一家报纸的“一个报道者”叫林少夫，他在《野玫瑰自辩》一文中，报道了饰演王力民的演员汪雨等的意见。汪雨说：有人“说作者袒护王力民，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故说《野玫瑰》含有毒素，自命为‘剧人’而对剧本的歪曲，何能竟至于此！也许在他们的创作公式中，所谓汉奸永远是曹操式的人物罢？（即是有个一定的脸谱）”。这个剧本“寻出汉奸的最基本的病症，而对症下药，‘个人主义’无疑的即是那病症。王力民正是有着这个病的人，他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求满足个人的幻想”。

雨田在《我们选择了野玫瑰》中说：“这是个雅俗共赏的间谍剧，情节曲折动人，对汉奸丑恶有一极深刻的插穿，不但使观众明了间谍工作者的伟大，且于汉奸终于得到报应而死的时候，感到正义胜利的快意。”（载1942年7月2日《新蜀报》）

《野玫瑰》唯其是“战国策派”骨干陈铨的作品，所以受到严厉的批判，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历史会慢慢地给它一个公正的客观的评价的。其实，这部剧作，说到底，它不过是“战国策派”“争于‘力’”、“强”者思想的一个标本，一个体现。让我们看看在剧本快将终了的时候，力民和艳华的几句对白：

力民：我是一个“不容许有任何人在我的上面”，“我计划的事体，没有一件不成功，三十年来，我还没有碰着一个敌手”。

艳华：“现在你可碰着敌手了！”

力民：“谁？”

艳华：“就是我！”

“争于‘力’”的王力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没有谁是他的对手，他于是在以他个人的凶残之“力”，助日本侵略者为恶、为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民族的罪人。剧本在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同时，描写、塑造了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甘愿牺牲自我的夏艳华。她是力民的对立面，她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运用自己作为“特工”的谋略和手腕，完成了任务，杀了王力民。她是一个真正的“争于‘力’”的强者，“战国策派”心目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