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哲学的批判

对德国现实的批判的必要性在于让现代世界看到旧制度的缺陷而抛开旧制度，但同时德国还以哲学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性的建设。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对这个原本的批判还要结合副本进行批判，即批判德国哲学。因为“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的同时代人”^[18]。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其实是一个德国人引以为豪的判断。他在历数了德国制度的落后之后，认为德国人幸好不是西徐亚人，因为德国是以哲学的方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其他的思想家一样，对德国思辨哲学的功绩是认同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比了卢梭的自由和康德的自由，海涅在《论德国的宗教和历史的发展》中也拿德国的康德和法国的罗伯斯庇尔做比较。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清楚交代的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正如黑格尔认为卢梭的自由还是抽象的，因而实现出来的后果是恐怖的，这样的抽象自由只有经过康德哲学重构成为理性的自由后才是具体的自由。同样，柯尔施认为黑格尔在他的时代以哲学的方式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建构，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所参与的是法国大革命后的现代社会的构成，把国家理解为最高的伦理实体。这种用概念去把握现实的方式本身就已参与了现实。因为革命、改革往往是具有破坏性的、是变动不居的，而概念的把握就是让这个变动的破坏性成为建设性的，这是德国哲学的贡献。

那么如何对待哲学和现实的关系呢?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个理解是属于生活的一部分的。因此既不可能置哲学于不顾，也不可能直接消灭哲学，而这正是德国的实践派和理论派的错误所在。实践派的错误是不理解它所要批判现实中的一部分就是哲学，这就要触及包含在其中的哲学，就要以哲学的方式同哲学打交道。因此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19]。该派忽略了德国人一向是戴着睡帽参与现实的。另一个相反的错误是理论派的错误，也就是鲍威尔等人的错误。他们要站在一种高于现实的哲学层面来批判现实，理论派不明白他所坚守的哲学是属于这个现实中的一个环节。该派的局限性就是只用哲学同现实作斗争，“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20]。这也是马克思早年在《莱茵报》时期与自由人决裂的原因，自由人日益把批判本身当作目的，马克思明确谈到过对自由人的态度:“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说，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教育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灭。”^[21]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哲学是需要物质基础的，解放的事业需要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盟。马克思既不认同实践派，也不赞同理论派，他把哲学本身看作现实的一部分，对现实的批判必然要对自身采取批判的态度。

因为对德国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达到了现代世界的中心，也因为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哲学的集大成者，并且黑格尔的法哲学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是为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辩护的，从而在马克思看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成为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