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现实的批判

弗列德里希威廉四世执政之初，青年黑格尔派们相信一个黑格尔所坚信的理性和自由的时代到来了，然而很快他们发现普鲁士的各种行动并不是理性的。鲍威尔首先就批判了普鲁士的这种宗教性的国家，他通过自我意识哲学批判普鲁士国家，希望能消除这个国家的宗教性而使其实现为一个现代国家。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看来，现代国家的本质应该是真正的基督教的精神，但是普鲁士基督教国家是对现代国家精神的背叛，因为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基督教国家把基督教精神落实在国家中的时候是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即通过人对一个绝对的他者的承认，也就是说把宗教中对绝对的服从挪到对国家中绝对者的服从。在这一点上，鲍威尔和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其实是批判覆盖整个国家的宗教性。在他们看来，普鲁士国家之所以不是现代国家是因为人们必须服从君主的权力，而这显然是与宗教的异化一样。在宗教中人们服从上帝，现在人们必须服从国家，这种异化的国家和宗教是与福音书精神相悖的。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派早期以施特劳斯的实体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展开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是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对宗教的批判，这个出发点是一致的，即都是对笼罩着普鲁士国家的宗教意识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很快发现，仅仅针对宗教意识的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产生宗教的现实生活进行批判，即对国家本身进行批判，而鲍威尔在这一点上因为没有看到体现为基督教精神的现代国家也是异化了的基督教精神，从而只是批判基督教国家，而对现代国家本身并不作批判。这一点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马克思和鲍威尔对把现代国家认作为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是认同的。在德国、法国、北美自由州，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是不同的:德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就其还“不敢宣布自己成为国家的国家”来说，“这个国家还是一个职业神学家”^[6];而法国的宗教仅保留着国教的外观，虽然还是“以大多数人的宗教形式保存着”^[7];对北美部分自由州来说，国家已经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是最落后的、法国次之，北美则实现了政治解放。这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判断，马克思批判的逻辑顺序是先从德国开始，而对德国现实的批判主要见于先于《论犹太人问题》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鲍威尔没有看到在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北美，宗教仍然存在。而在马克思看来只要宗教存在，就说明现实生活是有缺陷的。现代国家虽然是基督教精神的真正实现，但是在现实中落实为政治解放的时候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而仅仅是国家本身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8]。因而首先展开对德国现实的批判，虽然德国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相比，还是落后的。按马克思的判断，“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9]。

尽管这样，马克思认为对德国现实的批判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德国已经是身处在现代世界之中了。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的过去的批判，其意义就在于这个旧制度还总是困扰着现代国家。所以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10]的批判。

那么对德国的现实的批判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大革命已经驳倒了旧制度的精神，现在剩下的只需去驳倒旧制度的外壳了。因此从旧制度的精神已然被驳倒来看，这种驳倒在法国是以一次次的革命斗争的悲剧形式实现的，但是对德国来说，就弗里德里希不再以宗教、上帝的名义行专制，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专制来说，它是喜剧性的。因而马克思认为旧制度是“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11]。德国的这种以喜剧方式结束的旧制度就是人类“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12]。所以，尽管德国的现实低于批判的水平，但马克思却仍然要对德国现实展开批判。马克思在分析了德国现实后作出了坚定有力的号召:“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13]

而与此相反，在德国有一个历史法学派却不承认德国旧制度的落后。他们认为人民要求自由的斗争就是农奴反抗鞭子的叛乱。马克思早在1842年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就批判了这个派别。这个派别强调自然状态说:“强调研究起源，但在历史观上恰恰是非历史的，它通过赋予自然状态的人以非凡的才智和智慧，把‘原始状态’看成‘一副描绘人类真正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14]因而“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15]。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其实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这二者的共同旨趣都是不要求变革现实，当然历史法学派并没有达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高度。而与此相对，另一个具有德意志狂的自由派虽然要求自由，却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不现实出发，到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自由。恩格斯早年对德意志狂作过深入的分析，德意志狂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为德国人而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则早就达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16]，因此德意志狂的关键词就是否定，否定一切外来的影响，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自由主义成果，这种否定就把“国家拖回日耳曼的中世纪，甚至拖回来自条顿堡森林的原始条顿民族的纯粹性去”^[17]。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直指德国的政治制度，而事实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已经指向了普鲁士的反动本质，他们都经历了一个由希望实现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普鲁士国家到对普鲁士国家本身进行批判的转变，只是由于普鲁士国家日益反动的本质使得自由人日渐走向保守主义，而马克思经过对自己之前观点的重新审视，而走向一条更为激进的政治批判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