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的“民族文学运动”

“战国策派”的文化重建构想的论作，多数是围绕历史研究和文化批评而展开的，以历史为依托是这个派别活动的特点，所以他们的论作，都往往把你带回到战国那段历史去。他们在做这样的文化构想的同时，又提出了“民族文学”的口号，甚至希望形成一种文学运动。“民族文学”的构想是他们整个文化重建构想的一部分，一个派生物。

“民族文学”是由陈辁提出的，1941年至1942年，他发表有关文章多篇：《文学运动与民族文学》（载1941年11月10日《军事与政治》）、《民族文学运动》（载1942年5月13日《战国》副刊24期，又载1943年7月1日《民族文学》1卷1期）、《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载1942年5月20日《战国》副刊25期）、《民族文学运动试论》（载1942年10月17日《文化先锋》1卷9期）。

陈铨于1943年7月1日又在重庆创刊了《民族文学》月刊，从事“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他创作并发表了长篇小说《狂飙》，剧本《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无情女》等。还就文学问题发表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戏剧深刻化》等。

陈铨的“民族文学”论，有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民族文学的内涵的界定。

“文学是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时间和空间对文学有伟大的支配力量。时间就是时代精神，空间就是民族的性格。抛弃了这两个条件来谈文学，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要能够永垂不朽，必须要把自己表现出来”，表现出自己民族的“特殊的血统，特殊的精神，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传统风俗”。因此，“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

这是说：文学受时间（即“时代精神”）和空间（即“民族性格”）的支配，而民族的血统、精神、环境、风俗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内涵所确定的，不可或缺的。

其二，关于“以全体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时代”。

而今是一个大战国的时代，这个时代，应是“以全体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时代”，其“时代精神”是“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集体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对于祖国，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对于祖国的自由独立，他们有无穷的渴望。他们要为祖国生，要为祖国死，他们要为祖国展开一幅浪漫、丰富、精彩、壮丽的人生图画。”

这是说：当今的大战国时代，是最能增强“民族意识”的时代，也是最能改铸“民族性格”的时代，而“民族文学”的展开，对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关于“盛世文学”和“末世文学”。

陈铨说，文学有“盛世文学”和“末世文学”之分，“盛世文学”是指肯定人生，表现人类伟大精神的文学，多半是一种壮美的文学，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作品；“末世文学”是指否定人生，抛弃精神，注重形式的文学，多为幽美的文学，如六朝文章、晚明小品。他说“民族文学”就是“盛世文学”，他期盼着一个伟大的盛世文学的时代的到来。

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一文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关于盛世和末世文学的另一种说法：民族文学艺术要克服那种柔弱平和的风格，那种“不可思的安眠力”，因此，“我劝你们不要一味画春山，春山熙熙惹睡意。我劝你们描写暴风雪，暴风雪冽冽搅夜眠”，在暴风雪中“寒无衣，饥无食，一望迷迷无际—无人，无动物，无一切，只有那无情的空间弥漫了那无情的暴风雪”。写出“可以撼动六根，可以追着灵魂发抖”的文学作品。

其四，关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

陈铨说：“要创造一种新文化，使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发展它特殊的性格，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运动。”“中国二十年来的新文学家，没有多大成绩，固然有其他的原因，然而他们崇拜外国偶像，彻底仿效外国人，不顾时代精神，抛弃民族性，就算自己是天才，这种态度，已经足够毁灭自己，何况他们根本不是。”而三十年代的文学，又去模仿俄国，描写的对象，“永远离不了阶级斗争”，这一时期，“全国的民族意识最薄弱”。当前提出的“民族文学”则“以民族为中心”，“中华民族第一次养成极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第一次看清楚自己，中国的文学，从现在起，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其五，关于“政治和文学”的关系。

“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

对于“民族文学运动”，陈铨倒是颇用了一番气力，也发了几篇文章，但应之者几乎没有，所以没有形成什么运动。而给以批判者也很少，有点分量的文章是戈矛的两篇：《什么是“民族文学运动”》（载1942年6月30日《新华日报》）、《再论“民族文学”》（载1942年7月10日《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