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制造”的含义

第二节　“浙派制造”的含义

在三因素模型的基础上,本节将归纳总结“浙派制造”的基本含义。在我们看来,“浙派制造”描述的是这样一批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它们在企业成长历程中,在产业技术战略、产权制度和组织管理体制等方面,先后经历了一些共性的转变,从而顺利实现了企业规模从小到大的持续扩张。

一、“浙派制造”的成长早期

图总-2描述了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在其成长早期的概貌。

图总-2　“浙派制造”成长早期的三因素特征

1.技术因素

市场供求关系是催生浙江民营制造企业的第一驱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极度短缺的市场供给孕育了大量的市场机会。

2.制度因素

在浙江省,一批先知先觉的创业者抓住了当地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契机,以组建乡镇集体企业为途径,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使二者转化为生产力,使企业自身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在这个发展阶段,这批浙江乡镇集体企业的基本特征是采用一种模糊产权的企业制度形式,企业的有效运作主要是通过基层政府组织(代表)和创业者(经营者)这二者的共同控制来实现的。

3.组织因素

从经营活动的组织管理角度看,这个时期,浙江民营制造企业的规模比较小,自有技术资源非常有限,主要依赖外生技术资源,生产那些资本与技术含量较低、低品质和低附加值产品(“三低”产品)。

审视浙江民营制造企业成长早期的三因素互动关系,可以看到,最初的浙江民营制造企业,是在普遍短缺的市场供求关系的驱动下,通过实行模糊产权这种特殊的企业制度安排,组织和开展经营活动,成就了一个个企业组织实体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具体而言:

首先,技术因素中的短缺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决定企业组织特点及其成长路径的决定性因素。在企业成长早期的时点上,市场体系发育并不充分,产业竞争环境是非常不成熟的,供小于求的市场格局比较普遍。因此,大量规模较小、经营活动的组织程度较低的企业,只要它们能够制造出产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都可以迅速地壮大起来。概括地讲,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技术因素层面的短缺市场,是主导企业成长的决定性因素——不论采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安排,不论采用什么样的企业组织形式,能否在短时期里制造出满足短缺市场中的强劲需求的产品,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成败。

其次,在这个发展阶段,制度因素层面的模糊产权安排,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性因素。前文指出,产权因素应该是与技术因素相适应的,才能确保“技术决定组织”的市场经济规则发挥出应有的效力。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模糊产权而不是清晰的产权,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微观企业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正是因为浙江各地的政策环境相对宽松,给予了以模糊产权为核心的乡镇集体企业制度足够充裕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才使当地企业家们的创业活动有了行为依附的载体,使他们能够紧紧围绕一个企业实体,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动员,捕捉市场机会,并使这些努力凝结及表现为一个个企业的持续成长。

最后,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由于企业规模总体较小,因此,组织因素对企业成长的作用相对次要。一般而言,只要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的,企业组织即能够自觉自发地向着适应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方向调整和发展。

二、“浙派制造”的当前态势

图总-3描述了当前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一定规模后的总体状况:

图总-3　“浙派制造”具备一定规模后的三因素特征

1.技术因素

市场供求关系仍然是推动浙江民营制造企业成长的最重要的驱动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工业领域的中低端产品的短缺经济特征日渐式微,随着这些传统工业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大量浙江民营制造企业面临继续寻找新的、高回报的市场机会的挑战。此时,可选择的持续成长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不再局限中低端工业产品领域,而是适时迈向中高端工业产品领域;二是转向房地产、金融等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慢一些、投资回报水平更高的非工业领域。根据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关键性资源的不同,可供选择的成长途径也分为两种:一是主要依靠企业组织自身积累的产品与服务提供能力,向高端的产品与服务领域拓展和延伸;二是依靠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优势,捕捉高回报的市场机会。实践表明,不少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同时在这两条道路、两种途径上,谋求发展。这就使企业的战略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是产业布局战略上的“散点型”的特征,这主要是由技术因素中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企业技术路线上的“资本替代劳动”的特征,这主要是由技术因素中的产业及企业技术条件来决定的。

2.制度因素

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的相应变化,浙江乡镇集体企业中,原本行之有效的模糊产权下的共同控制的均衡格局开始被打破,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改制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在有关政策的支持下,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推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基层政府组织淡出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创业者或经营层逐步获得了企业的绝大多数股权。随后,一小部分企业积极谋求上市,成为力求遵循现代公司治理规范的公众公司。

3.组织因素

这个时期,不少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已经达到十多亿元、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规模,企业在技术、营销和生产方面可供组织的自有资源数量不断膨胀,这使得大量的科学管理技术与方法有了用武之地。在集团组织管理方面,一些企业尝试推行了控股集团主导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矩阵制、事业部制,并试图在高度集权与适度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

审视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当前状态下的三因素互动关系,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并日趋成熟和完善,这是主导这段时期浙江民营制造企业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市场化改革的步步深入,一方面,在技术层面,迫使企业从原来参与的(因为历史原因而有利可图的)中低端制造业转向中高端制造业以及非制造业领域,形成了散点型的多元化产业布局与“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并存的双重特征;另一方面,在产权层面,又推动企业走出不稳定的“模糊产权”状态,使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资本化为核心的改制变成企业的必然选择。伴随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企业在技术、营销、生产等方面的组织管理体制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就是在上述三因素演变的过程中,企业在技术层面与产权层面的积极变化,最终通过组织层面表现为企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成长。

经历过这个发展阶段后,产权因素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正在趋于稳定,与此同时,企业规模迅速扩张,这将使得组织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出来。我们在企业调研中深切体会到,当前,一批上了规模的浙江民营制造企业普遍面临如何更好地实现大企业有效组织运作方面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