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社团流派，与一般文学社团流派比较起来，它的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而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的一个派别；二、它的成员虽然大多是美、英留学生，但还有一些政客、资本家、银行家、军人等，他们中有搞文艺的、政治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的等。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松散组合。在《新月》创刊时，在“敬告读者”中说：“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信仰这个主义，有的信仰那个主义”，“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新月·敬告读者》）这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表现得明显的社团。
“新月社”一些成员于1928年3月10日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这就是后期新月社的开始，到1933年6月终刊，共出43期。“新月社”的主要成员，都执掌过编辑任务。
第1卷1号至第2卷2号，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主编。发表了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诗《秋虫》和《西窗》等，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和《文学与革命》；
第2卷3号至第5号，由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和徐志摩编辑，除发表文艺作品外，也选登一些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论文；
第2卷6、7号合刊至第3卷1号，由梁实秋主编，他发表了他的论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与牛》、《普罗文学一斑》。这几篇文章，否认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对置文学的阶级论，攻击“普罗”文学运动，挑战鲁迅；
第3卷2号至第4卷1号，由罗隆基主编；
第4卷2、3号由叶公超编辑；
第4卷4号至7号终刊，由叶公超、胡适、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罗隆基、邵洵美编辑。
从这个编辑的情况看：《新月》不是一个纯文艺性的刊物。每期不同的编辑的文学爱好、艺术主张、政治态度等倾向，决定着每期所选登的内容。《新月》虽不是一个纯文艺刊物，但还是以选用文艺作品为主，影响也较大，在它上面发表作品的有七十多人。内容包括闻一多、徐志摩的诗，以及以他两为代表的广大诗人群体，如饶孟侃、朱湘、孙大雨、邵洵美、卞之琳、陈梦家、林徽因等人的诗歌；沈从文、凌叔华的小说；余上沅、陈楚雄的话剧。还有冰心、郁达夫、巴金、靳以、臧克家、鲁彦、欧阳予倩等文艺界的新老作家的作品。《新月》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诗，多名篇佳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发生过特别的影响。
《新月》在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方面只有很少几位作者：梁实秋、胡适、罗隆基等。梁实秋是“新月”的首席文艺理论批评家，他在这期间，在“新月”书店出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在《新月》上发表数十篇文艺专论，并编为《偏见集》。在当时都颇有影响，他的文章理论色彩浓。宣扬的是“人性论”，否定阶级论，特别是“普罗文学”。因此与鲁迅发生激烈的论辩，为这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
《“新月”的态度》是《新月》月刊的发刊辞。由徐志摩执笔，主旨是“新月派”成员共同一致的意见。
徐志摩，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写诗，1925年出版了诗集《志摩的诗》，在诗坛上逐步产生影响，茅盾因此作《徐志摩论》，高度赞誉他“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钱杏邨在《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中，也说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他的诗，大部分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所肯定。他和闻一多为代表的一代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上作出过重要贡献。
但是，徐志摩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他的政治倾向不可能不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表现出来，他的诗《西窗》、《秋虫》等的政治倾向就很不好。而他的《“新月”的态度》，则彻头彻尾的亮明了他的资产阶级政治倾向。
这篇“态度”，是这样开篇的：“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广义的，现代刊物内容的一个简称），比作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诱，我们把它们列举起来看看：一、感伤派；二、颓废派；三、唯美派；四、功利派；五、训世派；六、攻击派；七、偏激派；八、纤巧派；九、淫秽派；十、热狂派；十一、稗贩派；十二、标语派；十三、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不折辱尊严的原则。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我们也看到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举的许多门类。我们不说这些全是些‘不正当’的行业，但我们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多是与我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先前我们在思想上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
“即如我们上面随笔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纤巧’，‘淫秽’诸宗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纵）当然的发展，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运来的投机事业。我们不说这时代就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我们指谪的是这些买卖本身的可疑。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我们往往忘却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我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效用有时可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这篇《态度》，出自诗人之手，读来如散文、又如诗，是一位诗人在娓娓道着他的观点、他的意见、他的态度。洋洋大文，表达的主旨是一个，如《新月》的大理论家梁实秋是这样概括的：“不折辱尊严和不损害健康”的原则以及批评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不无挑战意义”。（《〈新月〉前后》，《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这篇文字，表面上看，所有各派都在他们的反对之列。你是资产阶级的也好，你是无产阶级的也罢。他们在公正、和平、高尚、“允执厥中”的幌子下，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这篇《态度》，特别的提醒人们：不愿忘却这里是“思想的园地”，园地的美是要“种植与铲除”的。更不能忘记，这是“一股水流”，水流是可以变成“奇灾”的。这里的意思，不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明了，需要细细地分析体会。
左翼文艺，对“新月派”的“态度”，只有彭康作文批驳，他在《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底批评》里，围绕“健康与尊严”等几个问题与之批驳。
首先，揭露“健康与尊严”的本质
“新月派”同人是一斑小丑，是“支配阶级的走狗”，“健康与尊严”两大原则是为“支配阶级”效劳的，是和“新兴势力与代表它的思想和文艺”为敌的。
于是，他们戴着‘健康’与‘尊严’的‘着色眼镜’，在思想这市场上看见了“‘十多种行业’，真是五花八门，极其‘嘈杂’了”！因此“他们要来做‘审查和整理的工作了’。审查的结果，他们以为这‘十多种行业’都是些‘鸦片、毒药、淫业’，‘全是些不正当的行业’，与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
“可是事实上他们能够维持这样的‘尊严’与‘健康’吗？历史的进展，不惜把一切冠冕堂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消灭下去，它是不容许有所谓永久的存在的。
不但如此，‘折辱’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获得了尊严；‘妨害’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增进了健康。”
其次，揭露所谓的“绝对”“自由”的谎言
彭康指出：他们所标举的“十多种行业”，“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观念”，“‘先前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但是，“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有了绝对的自由吗？只要一看现在是什么情形，谁都不会相信这句话。不是有因带了某种书籍而被杀的么？不是有被封的杂志和书店么？自由在那里？更何言‘绝对’！”社会上并没有自由，“要有自由就需得有适应的客观的条件，‘不幸’的是他们竟对于这个在现在正要因斗争而获得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的时候，‘新月’的先生们却叹着气，以为是太自由了，因而要来‘扫除’那些‘邪说’、‘异端’，将思想从‘无政府的凌乱’救出，定于一尊，一统天下。你看这是什么一种实践的要求！是替谁说话！现在我们在思想盲目！”
“替谁说话”是这篇批驳文章的重点词。它正是从阶级的、政治的立场上，指出所谓的“健康与尊严”的实质，揭露他们要将思想从“无政府的凌乱”救出，正是为当局效力的本质表现。彭康的文章后，就没有专文批驳的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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