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第四节 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运动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大学时代的柏林俱乐部的故友和启蒙者。鲍威尔从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担任神学讲师，马克思曾听过他的讲课。1837年，马克思参加了以鲍威尔为首的博士俱乐部的活动，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鲍威尔是由保守的黑格尔主义者转变过来的。他对神学和宗教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基督教用教义来束缚人们，要通过对基督教教义进行彻底地批判，来摆脱基督教的压迫，并把这种批判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的批判哲学对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反对专制王权与宗教的反动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因而对当时的宗教批判运动产生过良好影响。但从在《莱茵报》时期，二人就分道扬镳了。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上写的文章中就已对他们的观点作了批判。后来，由于他们向普鲁士政府反动镇压的屈服，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日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成了一个纸上空谈的反动小团体。而此时的马克思，早已经表明要投身于反对专制王朝的现实斗争中，并把理论批判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随着他与马克思政治思想与阶级立场的不同，他们之间的友谊也结束了。之后，马克思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而鲍威尔选择了相反的方向，走向了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他们用表面的、形式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青年黑格尔分子自认为，他们已经克服了黑格尔哲学，超越了黑格尔。实质上，他们抓住黑格尔哲学中保守、薄弱的方面和黑格尔哲学的某一范畴，而加以片面的发展和夸大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批判鲍威尔的《基督教真相》一书时，马克思引用了他的一句话，即“他们（法国唯物主义）还未能看到，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实际上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他们只注意黑格尔的《逻辑学》，而没有注意到《精神现象学》，他们毫不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发展观，把绝对理论变成自我意识，把对意识的批判宣布是自己的任务，名曰“批判的批判”，而实际上，自我意识成为鲍威尔哲学的出发点与批判原则，鲍威尔的哲学成了自我意识的哲学。

更可气的是，他不仅没有关注到唯物主义及其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于当代哲学批判的意义，还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说：他们“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对于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如此缺乏认识，以致像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前者是完完全全地，后者在自己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中（与施特劳斯相反，他在这里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甚至在《基督教真相》中，至少有可能完全地——仍然拘泥于黑格尔逻辑学”。因而他们只能局限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内，而不能看到唯物主义的伟大作用，只是把唯物主义的宇宙论贬低为一种意识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这些唯心主义者，特别在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等著作出版之后，他们更加信奉主观唯心主义并站在了反动的立场上。青年黑格尔派并没有跳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圈子，尤其指出，鲍威尔这些人自封为“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批判他们用概念来概括真正的物质世界与历史运动之间的关系；批判他们自视甚高地把自己的批判与群众运动分离开，进而嘲笑群众的愚昧无知。所以，马克思说：“在以批判的形式消逝着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作出这一切滑稽可笑的动作之后，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丝毫没有暗示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甚至也（丝毫）未能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恩格斯也指出：“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这种哲学发展的结果是，青年黑格尔派逐渐陷入了保守。

在《手稿》中，马克思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本质，并在《序言》中指出将在另外的地方对他们作专门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相反，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仔细考察起来，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步因素的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加以详细的论证”。这也就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作出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