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税与国际贸易成本理论对后世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关税与国际贸易成本理论内容丰富，对后世有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马克思保护关税理论对后世的理论影响

马克思关税理论扬弃和发展了自威廉·配第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关税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保护关税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李淑梅，2010）。^[45]李斯特主张以关税保护的国家干预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发展了关税理论体系，内容更加丰富，对推动关税的认识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对后世政治家、理论家这方面理论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关税是贸易保护的政策工具，具有保护功能，而且具有帮助国际产业资本斗争的功能，要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关税政策。马克思针对关税结构提出降低或取消进口关税，特别是降低初级原材料进口关税，具有提升利润率的作用，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具体对产业如何进行有效保护。考登（Corden，1966，1971）提出了关税有效保护结构理论，要随着产业加工深度提升建立起关税率结构由低到高的梯形结构，低端加工环节的产品课征较低关税率，中间投入品的关税率低于最终制成品的关税率水平。^[46]有

Corden, W. M. The Theory of Prote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效关税保护理论已经在各国关税税则制定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虽然无法考证考登的关税有效保护结构理论与马克思关税结构理论是否存在继承或影响关系，但依稀可以看到两者理论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研究关税对贸易及产业影响的背景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没有考察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新情况，但是他关于关税贸易保护、关税结构理论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关税保护新理论、新思想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1981，1986，1987）等提出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永远正确，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减情况下课征适当的关税可以使外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从本国消费者身上赚取的垄断高价中的一部分垄断利润通过关税收入形式留下来，限制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获取垄断高价的冲动，鼓励国内同类产业跟随获得高价收益，从而进一步扩大产量，形成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平均生产成本，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47]这个关税政策就是一种战略性贸易政策。马克思关税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理论基础以及政策主张上与克鲁格曼等提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有着明显差别，而两者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历史作用和批判自由贸易上却有着相似的认识（尹栾玉，2007）。^[48]

受马克思关税理论最直接、最明显影响的理论家就是列宁。他在继承、捍卫马克思关税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其符合帝国主义时代的关税理论体系。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在保护关税下发展起来的大工业要求自由贸易，至少要求放开农产品和原料的进口限制，关税主要起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免遭外国进口冲击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关税作用、意义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比如德国、美国、俄罗斯等不支持自由贸易，老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英国单独推行的自由贸易难以为继，关税被赋予新的使命和功能。列宁指出：“大家知道，卡特尔导致了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已经指出来了） 恰好是那些可供出口的物品。……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套‘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贱几倍的价格倾销，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49]

面对工业强国，俄罗斯当时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保护关税也难以保护岌岌可危的工业，因此列宁批判了布哈林不恰实际的关税保护理论，坚持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在1922年12月13日写给斯大林转中央全会的《论对外贸易垄断制》一文中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能生效。布哈林看不到这一点，这是他最惊人的错误，而且是纯理论性的错误。布哈林几次提到关税保护，但没有看到，在上述条件下，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要做到这一点，它只要在我们课以高额关税的那些货物输入俄国的时候给以出口奖金就行了。这方面所需要的钱，任何一个工业国都是绰绰有余的；采取这种措施之后，任何一个工业国都一定会把我们本国的工业摧毁。所以说，布哈林关于关税政策的一切议论，实际上就是要使俄国的工业完全失去保护，就是要在一层薄薄的面纱的掩盖下改行自由贸易制。对这种做法我们必须竭力反对，要把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因为现在，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外，任何真正的关税政策都谈不到。”^[50]在帝国主义时代，工业弱国面对工业强国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也难以保护民族工业，特别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工业，必须要采取对外贸易垄断制度。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俄国连采取保护关税制度都嫌不够，直接采取国家垄断贸易制度。这对后来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2.马克思流通费用及国际贸易成本理论对后世理论发展的影响

流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复杂商品交换，流通必然伴随商品与货币价值所有权的交换，也就是说流通包含交换。交易、贸易就是指商品买卖的交换过程，交易费用就是市场买卖过程发生的费用。因此，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是一个包含更复杂商品交换的费用概念，应该比交易费用内容更复杂、更宽泛。马克思不仅考察流通费用，而且研究了流通时间和周转，他曾把流通费用划分为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的流通费用，其中纯粹流通费用包括买卖费用、簿记费用、货币费用。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清晰分析流通费用的内涵、外延、分类、功能、性质、补偿规律等内容，有助于马克思分析资本循环与流通过程、资本主义再生产规律、商人资本及生息资本利润分配问题，特别是为了揭示发达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如何参与利润平均化规律。

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与罗纳德·科斯（Coase，1937）交易费用理论没有继承关系。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与科斯交易费用理论，从具体的研究方法、目的、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周秀英，2009）。^[51]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概念是从组织或产权界定视角研究交易费用的，包括谈判费用、签约费用、监督费用和执行费用。^[52]交易费用理论最大特征是把交易费用引入产权理论、企业理论、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分析。马克思的流通费用在内涵、外延和复杂性上远远超过科斯所研究的交易费用。但科斯交易费用概念不是直接来自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概念，马克思的确没有明确的现代意义上的交易费用概念（武建奇，2009）^[53]，两者是独立发展的经济学概念和分析方法。科斯交易费用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创新，经过威廉姆森、德姆塞茨、诺斯、阿尔钦等人的发展，已经被应用于企业组织理论、制度变迁、经济发展等广泛领域，交易费用成为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

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与科斯交易费用理论之间在研究范畴和内容上有很多重叠，两者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相似之处。马克思流通费用，特别是纯粹流通费用主要是指在交易所里商品买卖所发生所有权变更及价值形式变化的费用，是一种产权交易过程的社会资源耗费，就是现代所称的交易费用。科斯研究的交易费用同样是交易双方产权的让渡与取得所发生的各种费用，主要指花在契约上的费用，他的交易是完全基于法律的市场交易活动。马克思和科斯都把发生于交易中的费用看作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的社会耗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市场实现价值分配的必然社会耗费。马克思虽然重视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革研究，但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价值关系分析方法，没有把流通费用中的交易关系泛化运用到社会组织制度变革的分析之中，体现出马克思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具有重要的科学贡献，之所以没有在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资产阶级极其害怕，不仅不被赞赏、接受、传播、推广和发扬光大，而且受到打压和排斥，更不可能得到继续发展。

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是当代国际贸易成本理论的直接来源。继承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而形成的国际贸易成本内涵、外延、分类和性质，都与主流西方经济学所称的国际贸易成本有差别。西方学者把国际贸易成本看成整个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以及税费、平均利润等，甚至把国际贸易成本看成具有平均利润的价格（或生产价格）。近年来安德森和冯闻科普（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提出的国际贸易成本概念有别于其他西方经济学家，他们系统地研究了国际贸易成本，扩展了国际贸易成本概念，他们把国际贸易成本定义为除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一切将商品送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成本，包括运费及时间在内的运输成本、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政策障碍、信息成本、合同实施成本、使用不同货币有关的成本、法律法规成本、分销成本等。^[54]他们的国际贸易成本界定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贸易成本从生产成本中区分出来。凯勒和卡瓦（Kelly and Cava， 2014）在安—冯国际贸易成本概念基础上特别把国内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成本区别开来，他们的国际贸易成本是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的两国间商品流通涉及的所有成本，包括交通运输成本、克服政策障碍费用、信息成本、履行合同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55]或许这些西方学者关于国际贸易成本的概念未必直接受到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的影响，但却都能摆脱传统西方学者贸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不分、国际贸易成本与国内贸易成本不分的窠臼，更加接近科学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