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理论、学说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学），其中包括世界市场理论，都属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像整个经济学一样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53] 由此可见，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材料的特殊性，它有多么强烈的阶级性。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54] 同时，也标志着庸俗经济学的出世。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是庸俗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混合主义”的手法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混合起来，构造了一套所谓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他的以“国际价值论”（又称国际需求方程式）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全面分析他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仅仅剖析他的国际价值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我们现在已经说明的法则可以被贴切地命名为国际需求方程式，不妨将它概括阐述如下：一国的产品总是按照能使该国的全部出口产品刚好抵偿该国的全部进口产品所需要的价值，与其他国家的产品相互交换。有关国际价值的这个法则，不过是更为基本的价值法则，我们称之为供给与需求方程式的扩展形式。我们已经知道，某种商品的价值总是这样自行调整的，以便使对于它的需求刚好与它的供给相等。不过，所有贸易，无论是国家之间的，还是个人之间的，均属于某种商品交换。在这交换过程中，人们分别需要出售的物品即构成人们进行购买的手段：一方的供给构成了他对另一方供给的需求。因此，供给与需求不过是相互需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且，如果说价值这样自行调整，以便使需求与供给相等，那么实际上就是等于说，价值将这样自行调整，以便使一方的需求与另一方的需求相等。”[55] 这是地地道道的由供求决定价值的所谓供求价值论。当前，我们如何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这种国际供求价值论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56]然而，1830年以后，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劳动同资本之间的矛盾斗争空前尖锐，阶级斗争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的形式，尤其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震撼了资产阶级。在这种阶级斗争面前，“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57]正是在19世纪中期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抛出了他的以混合主义炮制的国际需求方程式即国际供求价值论。一方面，它针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资产阶级在国内剥削工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它又针对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极力掩盖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鼓吹殖民统治。正因如此，马克思于1873年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穆勒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它宣告了混合主义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恩格斯也尖锐地批判供求价值论。他写道：“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决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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