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与探索，尤其对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23—1687）、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等人的经济学的批判性的吸纳，到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的经济学理论观点和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于是，他开始考虑出版自己的著作。1857年8月，马克思在《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写作和出版计划，简称“五篇计划”。关于这个计划，马克思写道：“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社会三大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海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后来，从1857年8月至同年11月，马克思又多次说到他的这个“五篇计划”。[2]虽然有些小的变动，但其中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则没有变化。在“五篇计划”中，有关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居然占据两篇，这说明马克思十分重视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问题。应当说明，本文所说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决不仅限于狭义的国际贸易这一项，而是涵盖马克思“五篇计划”的第四篇和第五篇的全部内容，其中的主体是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核心是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3]
1858年2月，马克思准备他的经济学著作出版时，又提出了出版的“六册计划”。他写道：“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4]此后，从1858年2月到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拉萨尔、恩格斯等人的信中又多次提到这个“六册计划”。[5] 1859年6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序言》中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他的“六册计划”。他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6]令人费解的是，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为什么分成两册？它二者的区别何在？本人曾经将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看作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或者将对外贸易等同于国际贸易。值得进一步探讨。
将“六册计划”同“五篇计划”相比，基本上是相同的、一致的。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将“五篇计划”中的第一篇即“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不再单独另设一册，而将这些抽象的规定融入“六册计划”的各个有关项下的实际研究中。这样，将使“六册计划”比“五篇计划”在逻辑上更加严密，在条理上更加清晰。不论“五篇计划”，还是“六册计划”，都充分证明，马克思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问题。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在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方面给我们留下像《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那样的鸿篇巨著；幸运的是，他们也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论述。[7]时间虽然过去一百多年，这些论述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我们学习这些理论所取得的收获，汇编成以下这些著作：《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新探》（2002年）、《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研究》（2010年）、《走向贸易强国的理论创新》（2011年）、《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及其中国化探索——中国“五外”和谐新战略研究》（2012年）。这些成果是马克思国际贸易理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进一步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为什么如此重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问题？简单说来，这是由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以毕生精力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又是什么关系？对此，马克思写道：“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8]他又说：“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9]正是因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同资本主义有如此深厚的内在关系，所以马克思在研究与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时，必然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问题。这一点，在当今世界仍然有现实意义。今日的美英法、德意日，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在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拼死争斗？近来，美国搞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美国和欧盟推出的《跨大西洋贸易和资本伙伴关系协定》都一再证明，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是它们的钱袋子和生命线。正因如此，它们才使出全身解数和各种手段来拼凑这些世界顶级的巨大市场。
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也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列宁指出：“……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现在多付几亿给外国资本家并因此获得恢复大工业用所需的机器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这些机器和材料可以使我们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10]“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11]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对外贸易必须实行国家垄断制。斯大林曾经指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法政权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12]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对外贸易，他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13]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理论。其主要的创新点在于：（1）世界市场是统一的市场，是互利互惠的市场，而不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邓小平写道：“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14]（2）国际市场要多元化、不能单打一。邓小平说：“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15]邓小平对欧洲客人说，“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现在欧洲在我们外贸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如果你们能占恰当的份额，我们是很高兴的”。[16]（3）贸易要与技术转让相结合。邓小平指出，“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17]（4）实行以质取胜的科技兴贸战略。邓小平说：“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18] “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19]（5）把外贸置于战略高度。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20]总之，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理论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并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人间奇迹。这是他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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