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现象化式微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日益加剧，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主体性凸显、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利益分割等现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问题不断显现。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风险加剧

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边缘化风险加剧。随着全球化的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当下，有几种带有西方话语的思潮在较大层面上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安全：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当前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认为我国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前景则是民主社会主义，并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适合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它以西方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为主要原则，不切实际地撇开中国的国情和世情，主张私有化、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自由化。三是目前讨论很热的“普世价值”思想。所谓“自由、民主、博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12]。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较之民众的思想观念，更具有系统性、理论性、渗透性、引导性，并通过一些学者的阐述和发挥，通过网络等媒体传播广泛影响着我国各个群体。

此外，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成为舆论交锋的最前沿、社会热点的最前沿、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的发展，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普及，为其更好地行使为社会“立言”的权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网络传播的有害信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行使带来负面作用。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优势大肆传播反动信息，不断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虚假信息，危害社会稳定。由于信息的快速递增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传统意义上的由国家控制的信息发布权趋于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说服民众、为民众所信仰的难度越来越大，网络化的负面作用加剧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倾向。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迷信、风水、鬼神等各种有神论思想，尤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及市场经济背景下，各种有神论思想及组织，在一些地区呈现复兴的势头；国外的各种有神论，甚至组织，在经济、文化交流的掩护下，乘虚而入。中外有神论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有神论之树上又结出诸如邪教等怪异的“果实”。有关调研显示，当前社会主要群体相信各种有神论思想，表现为：一是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相信鬼神、风水、占卜和宗教等各种有神论。调研显示，在被调查的党政干部群体中有55.5%的不相信鬼神、风水、星座、占卜等超自然力量；尽管只有5.0%的人相信鬼神、风水等超自然力量，但另有39.5%的受访者持“信则有，不信则无”态度，两者之和达45.5%。二是少数大学生相信鬼神、风水、星座、占卜等超自然力量。调查显示，有4.7%的大学生表示相信，尽管不相信者达55.1%，但仍有40.2%的大学生抱“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模糊态度。三是部分企业员工相信鬼神、风水、星座、占卜等超自然力量。调查显示，有41.4%的企业员工选择不相信，44.1%的人不完全相信，而选择相信鬼神、风水、星座、占卜等超自然力量的人达14.5%。四是农民（工）群体中相当部分相信超自然力量。调查显示，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农民（工）占22.2%，选择“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农民（工）占25.4%，不相信者占52.4%。在宗教信仰方面，研究表明，虽多数党政领导干部不信宗教，但宗教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信仰取向产生了一定影响，仍有6.5%的党政领导干部信宗教。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出现“望教者”“宗教文化追逐者”，部分大学生信仰宗教。调查结果显示，有83.8%的大学生表示不信仰宗教，但仍有16.2%的学生有宗教信仰。在企业员工群体中，有宗教信仰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9.4%。农民（工）群体中，有28.0%的受调查者信仰宗教。^[13]

包括各种有神论思想在内的多元社会思潮的泛起与传播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图景。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都力图争取更多民众的认同，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甚至影响国家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消解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同时也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风险加剧。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民众思想的导向力减弱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思想状况、价值观念也日趋复杂化。这就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思想观念，出现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思想、新旧道德价值观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状况。此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趋于务实化。他们开始从自己的实际利益需求和自我价值标准出发来决定意识形态取向，政治信仰领域的价值真空和理想信念淡化问题突出。社会成员的这种政治心态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分离。

关于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众思想的导向如何，一些学者做出了实证性的研究。如侯惠勤、杨亚军和黄明理就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四信”问题对江苏省苏中和苏北两个点的国企工人、农业工人和大学生进行了问题调研，共发放问卷500余份，收回有效问卷400份。他们在《关于“四信”问题的调查分析——基本群众的“四信”状况》的文章中指出，由于党内极少部分干部的腐败，其行为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既愚弄了马克思主义，也愚弄了老百姓，但老百姓却将自己的不满迁怒于马克思主义，以为自己是被马克思主义所愚弄——因为马克思主义成了少数人用来谋一己私利的工具，人们不认同的是假马克思主义。在回答“您感到最为迷茫和最为缺乏的是什么”时，有32.7%的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有19.4%的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即信仰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占52.1%。^[14]

此外，还有学者就民众对制度意识、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进行实证调研。对于社会制度，36.96%的被调查者选择“只要过上好日子，哪种社会制度都可以”，32.85%的被调查者选择“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有19.73%的被调查者选择“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另有7.46%的被调查者认为“两者差不多”。这表明，民众在社会制度的意识方面总体上趋向于淡薄，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比例不小，如果加上主张“差不多”的“两可派”，社会制度意识方面的多元化倾向明显。在主导意识形态方面，38.68%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当今诸社会思潮中，民主社会主义更符合中国实际，可以用来指导实践，36.6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两者在权重方面十分接近，还有8.66%的被调查者选择“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当然与一般社会大众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不了解以及望文生义的解释有关，虽然三者在名称上都有“社会主义”，但思想上的模糊以及多元化倾向已表现得十分明显。^[15]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当前中国民众的思想日益多元化，无论是在政治信仰、对马克思主义态度，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认知上，都出现了与传统认知的差异。这反映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出现结构性失衡，增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的难度。这种现象导致民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心理分散化，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民众思想的导向力减弱，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任务加重。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建设中新问题的解释力不足

理论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彻底性与科学性上，更重要的是表征理论指导实践的效力。脱离实践的理论只是空洞的理论，只有“理论掌握群众”，“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真正解释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从历史传统来看，民众对党和政府怀有深厚情感的深层根源，就在于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人们可以获得较多的利益。然而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不足的表现之一就是其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解释力不足，对民众非常关心的难点问题目前还不能给予很好的解决，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能力减弱了。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组建的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沈阳、西安、武汉等八大城市居民（1223户）的调研表明，老百姓对改革成果评价较高，交通建设、城市改造、环境整治、住房条件、经济建设、教育发展、居民收入、法制建设等十方面的成果被百姓普遍肯定，收入、就业、子女学习等成为八大城市老百姓的十大烦心事，房地产业、电信、医药等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十大暴利行业，失业问题、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十大突出社会问题，另外，老百姓对教育乱收费、房价、民工工资遭拖欠、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等关注度都很高。^[16]住房、上学和看病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三大新的民生问题。关于“住房难”的问题，住房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住房问题是基本的民生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带来的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住宅数量、人均居住面积、住宅设施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住房保障制度也初步建立起来。但目前，我国住房制度存在市场化过度、经济发展功能过强、货币化分配不到位等问题，并且住房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存在操作性差、实效性差的问题，导致我国城镇的中低收入群体普遍存在住房难问题，“住不起”成为当前民众非常无奈的叹息。关于“看病难”的问题，现在，国家每年的经济还在以超过8%的速度发展，可老百姓看病却成了问题，以前没有医保时农民是“小病拖，大病扛”，本来大多已经有医保的城市居民，也大多望医门而却步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整个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医疗价格不断攀升，农民医疗负担重、有病看不起成为普遍现象。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上的不公正引发民众的不满，进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减弱。社会主义起初是从道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批判和否定，是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及其解决方法认识的产物。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曾指出：应当“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7]。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分配领域中的公正问题日益凸显。“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18]对于这个问题，著名学者胡鞍钢在其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一书中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在当前，一些垄断性行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得了比其他非垄断行业高得多的收入，民众在比较中感到了心理上极大的不平衡。2005年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行业为电信、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9135元，其次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职工年平均工资19113元，其他收入较高的行业中，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为13975元，而年均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业。截至2005年，我国亿万富翁已超过数千人，百万富翁已达数百万人；而另一方面，占总人口10%以上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不到5%，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达1.4～1.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19]这种现状显然是民众不愿看到的。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0]社会分配不公正、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性已伤害了民众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它背后所暗含的政治、社会意义极为深远。

如果党的理论、政策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上文所述的问题，不能实现社会总体的公正性，那么处于不公正的一方的民众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就会对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正如考茨基曾经所说的：“如果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么可以说，它在最初是要排除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就在社会上泛滥的群众性贫困和群众性苦难。”^[2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当下突出问题的解释力不足成为其吸引力弱的重要表现。

总之，理论的吸引力既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社会主体的特性等综合作用的产物，受到时代特征、社会形态、个体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不同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国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理论武器，其吸引力状况是不同的。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状况呈现出积极的变化，表现为：一是实践中对时代问题的揭示和把握，如与时俱进地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回答，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为谁发展”“实现怎么样的发展”的回答与揭示，创新出科学发展观等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理论；二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全球化、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主体性凸显、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利益分割的现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问题日益突出，呈现一定程度的式微。这表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的整合力不足，全球化带来的多元化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边缘化风险加剧等。制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增强其吸引力成为本研究的重点内容。

【注释】

[1]张光，罗婷.当代大学生性别与政治社会化［J］.青年探索，2006（3）：35.

[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2.

[3]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2.

[4]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2.

[5]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2－3.

[6]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编委会.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

[8]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编委会.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

[9]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编委会.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

[10]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编委会.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11]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12]朱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境遇、目标指向与实践机制［J］.云南社会科学，2012（2）：97.

[13]文中引用数据均来自于作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无神论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研究”（编号：09BZX073）数据库，部分结论源自课题结题报告。

[14]侯惠勤，杨亚军，黄明理，等.关于“四信”问题的调查分析——基本群众的“四信”状况［J］.思想政治教育（人大复印资料），2004（2）：80.

[15]樊浩.当前我国社会思想“多”与“一”的规律及其意识形态战略［J］.哲学动态，2009（11）：8.

[16]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445524.html.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

[18]［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7.

[19]何卓文.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利益关系矛盾——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关注的重大思想现实问题（八）［J］.科学社会主义，2005（2）：8.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21]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