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挑战

二、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认为人在其本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许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家也认为个人身份的社会性是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产生的，完整的自我因其成功地整合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倾向和行为是连贯的和始终如一的。然而后现代主义抛弃了现代性等元叙述中所包括的结构和总体性，强调偶然性、局部冲突和不确定性。通过阿尔都塞的著作，主体的消解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福柯则指出：个体包括他的身份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果。通过某些机制，文化身份被建构并且局限化：文化身份被定义为与他者相似或对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被消解或夸大。对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差异加以历史化，并且对它们所具有的动态复杂性加以把握：对差异性过分强调容易陷入经验主义，而忽视差异则会造成与日常生活现实相脱离的抽象化。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建构，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社会逐步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通过市场得以实现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场所，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相对独立的社会各阶层力量逐步形成和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本阶层的一些基本观念。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同质整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的状态和异化的倾向。构建“和谐文化”将使社会中多样化的个人身份逐渐认同于中国化的“和谐文化”身份。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而言，理论不能只被看作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抽象的文字描述，理论还应该是对现实世界理论化的方式，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的建设上，应该把自身看作是解释的工具：把现实世界的各种差异和矛盾放在首要的位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中对这些差异和矛盾进行排序和解释，从而使理论转移到借助理论解释现实中来。从解读现实到重新建构现实只有一步之遥，其中的关键在于：理论作为解释的工具作用于对现实的构建。创建“和谐社会”的理论难题在于：在诸多差异和矛盾中，需要对各种差异与矛盾细致考察，以便抓住它们的本性差异，通过对社会文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阅读，确定诸种差异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顺序，从而在复杂的差异和矛盾中准确地找到历史的结构性力量。

其次，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提出了质疑。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历史在一系列的生产方式中展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前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并依次生产出下一种生产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然而“生产”的观念却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严厉诘问，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有“人，并且只有人才是那个事情”^[4]的思想，但正是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需要回答来自资本主义的质疑——“就其将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前提而言，社会主义自始至终就是发展的拜物教的参与者”^[5]。当前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仍然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十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准确的理论定位，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学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阐释了中国意义的“发展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为现阶段中因为复杂的社会变化而迷茫、不知所措的个体提供了未来的方向、目的和整体感。凭借于此意识形态的力量，个人的社会主义文化身份将获得被定义、整合和重构的可能。

最后，在文化问题上也需要对“进步”的意识形态观念进行再思考。基于马克思“发展”的观念，社会主义者很容易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看成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注定会消失的东西加以摒弃。^[6]然而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却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复活现象，并且这些复活了的传统正成为民族、民族国家或文明与生产和消费同质化相抗争的力量。新时期全球化的一个特点表现为，经济占相对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及其文化，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力。文化全球化暗含的文化同质化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民族身份；与之相对的是，国际化的倾向越强烈，特殊群体、种族集团或社会阶层就越需要重申他们的差异性。传统是文化差异性的重要来源。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一阴一阳谓之“道”，但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亲和与转化。新时期“和谐文化”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对后现代个人主义倾向和强调差异性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积极运用。激活民族传统，在政治上选择继续或不继续其中的一些传统，学会培养一种健康的民族情感为对抗文化同质化提供了可能的途径。需要指出来的是，所有的民族意识、民族身份都存在着普遍性的因素（民主和法规等）与来自民族历史的单一因素之间的张力，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连续性。不是所有来自一个民族过去的东西都必然是正常的、优秀的，鉴于民族传统是丰富甚至是矛盾的，审慎的态度是重新阅读传统以便确定哪些传统应该继承、在何种意义上做何继承。这种历史性的阅读和取舍理应基于当下的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对于有着古老而又灿烂的传统文化的中国而言，对传统文明耐心和智慧地阅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上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面对的理论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实践的挑战。这里所说的“实践”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个体日常生活中被传播、认知、理解、认同、接受、信仰和运用的实践活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实践。如果从话语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那么大众化的难题在于：如何言说。

一般认为，当代中国存在着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精英文化和来自民间的大众化三种文化样态，各种文化样式各自在文化实践中寻找和确立自己应有的文化地位。但是市场本身不是一个价值中性的机制，利益的驱动已经不加遮掩。大众文化迅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主流文化价值统摄的核心地位。因此“在一个与产生理论的原始环境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理论交流时，语言是首要的……‘理论的方言化’是个非常恰当的说法，它要求将自身的概念翻译为当地的隐喻，这不仅是为了理解的需要，也是为了理论能够进入当地的、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著名的术语来说即‘情感结构’中”^[7]。意识形态生活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形而上的说教回归到形而下的生活世界，如何在消费时代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具有特色的文化品位、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中国传媒在公众生活中生产怎样的时尚？制造和消费怎样的文化偶像？这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意识形态问题。

实现个体对社会主义文化身份的认同归根结底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在其“言说”的内容上应该有关注、直面和思考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智慧。2005年中央电视频道的市场份额为48％，全国电视新闻类栏目收视率排名前十五位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8]这些现象表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当代社会中强大的现实能力，它满足了民众对重大的国家政策和权威消息生存性需要。当大众文化消解了深度叙事，导致了意义危机、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文化失范现象，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承担起引领的作用以便加强民族文化身份，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信念。

现代性的文化诉求重新出现，并且是在全球层面上将文化置于更加重要的理论地位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背景下，民族国家和文化个体认识并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便具有了抵抗文化同质化的重要意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构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对这一挑战的反思和从容应战。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注释】

[1]Jorge Larrain：《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2]阿里夫·德里克：《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3]阿里夫·德里克：《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4]F.费迪耶等辑录，丁耘摘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5]阿里夫·德里克：《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6]阿里夫·德里克：《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7]阿里夫·德里克：《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8]谢梅：《消费影响下的当代新闻价值观反思与建构》，中国传媒大学第二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21441/121828/71865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