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但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还取决于许多内在性因素。 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任务的召唤下，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对于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全面地、 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理论根据

从理论本性看，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 实践性、 开放性、 人民性、 世界性。

（一） 科学性

传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解释主要有三点：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实现了研究对象的革命； 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即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彻底的辩证法； 有一个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 但这三个方面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完备性， 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 它还具有外在可检验性， 即它可以推导出可供实践检验的结论或预言。 这正如列宁所说， 马克思主义 “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 他都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 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 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 并重新加以探讨和批判， 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2]因此，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科学性。

（二） 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学说， 它从实践中产生， 在实践中发展， 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 列宁曾经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 “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 即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 由实践来修正、 由实践来检验。”[3]也就是说， 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必须通过干预现实生活才能得以呈现。 各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 形成了新的结论， 解决了新的问题， 推动了事业的发展， 这就是理论的 “实践”魅力之所在。

（三） 开放性

早在1843年， 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 就公开声明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 他嘲笑了那种认为 “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 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4]的看法。 恩格斯指出：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列宁在1899年撰写的 《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也强调：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恰恰相反， 我们深信， 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 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6]

（四） 人民性

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明确地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马克思主义因其 “为了人民” 和 “依靠人民” 而产生了彻底的 “人民性”， 而正因为其 “人民性”， 才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五） 世界性

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世界市场的形成， 世界各国经济前所未有地逐步趋向结成为一个统一的、 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性经济体系，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也正是在 “近现代全球化” 的世界图景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 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 “世界历史性的” 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

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 那么它就能够适用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社会实践； 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 它就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指导各国的社会实践； 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 那么它就能够彰显出巨大的解释张力， 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人民性， 那么它就能够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性， 那么它就具有不囿于时空限制的普适性。 就此而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值得为中国所用 （科学性所致）， 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取得预期结果 （实践性所致）， 可以做出中国式的阐释 （开放性所致）， 可以满足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利益诉求 （人民性所致）， 也可以成为中国的思想财富 （世界性所致）， 而这些理论品格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体现出来。[9]

二、 中国的特殊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现实根据

马克思指出：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0]马克思这里所说的 “具体情况”、 “现存条件” 主要指的就是一国的国情。 国情既是一个国家自然状况与社会状况的统一， 又是历史状况与现实状况的统一。 由于任何实践都不是抽象的， 只能在一定国家的一定历史阶段进行， 而且要面临一定的国内国际环境， 所以， 取得任何成功都必须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地认识和了解本国国情， 把握其历史阶段性和演变复杂性的特点， 否则， 就会走弯路， 甚至付出沉重代价。

在构成国情的诸种因素中， 社会性质始终居于核心地位。 “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任务、 中国革命的动力、 中国革命的性质、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1]中国共产党在其创立后的一段时间里， 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 一直没有明确的规范化表述。 例如，1922年中共在二大前夕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 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 指出中国是一个在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与官僚统治之下的 “半独立的封建国家”。 接着， 中共二大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但并没有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做具体明确的表述。 之后， 1923年， 陈独秀在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中， 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使用了 “半殖民地” 的表述。 1926年， 蔡和森在一次有关中共党史的报告中提到 “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使用 “半殖民地和半封建” 这一名词， 当然， 这在当时还不代表党内的普遍看法。 1928年， 中共六大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 确认 “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 “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 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12]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 与以奉托洛茨基为宗师的中国托派发生尖锐对立。 陈独秀在转向托派时认为， 中国自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 已开始了资产阶级政权统治的时代， “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 遭受了最后的打击， 失去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 失去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 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 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13]， 因此， 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了。 此外， 当时陶希圣等 “新生命派”、 汪精卫等 “改组派” 及胡适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封建阶级， 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纯属虚构。 这些力量结合到一起， 在社会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尤其是托派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 更严重混淆视听。 可见， 要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主要矛盾， 并以此来确定中国革命的对象、 任务、动力、 性质和前途， 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 结合中国实际， 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 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中国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这一过渡时期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 他们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起点的， 是一种直接过渡。 如恩格斯就指出：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 那么， 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14]马克思晚年也曾提出过东方社会理论， 并不否认落后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有跨越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 的可能性， 但他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只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探讨的， 具体怎样过渡， 并没有展开。 而当时处在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 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又有资本主义的因素； 不但经济水平落后， 而且经济关系复杂， 存在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合作社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分； 政治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文化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 这种情况决定了在过渡时期不能够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 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当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也要 “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5]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中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但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是 “不够格” 的社会主义，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的新社会的水平， 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 市场化、 现代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以此为依据，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必须看到，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 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 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工业化的任务仍然艰巨， 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又呈现出多层次、 不平衡的局面， 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 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不可能囊括社会经济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领域， 与之相适应， 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完善也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种状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因此， 我们只能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

三、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历史根据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中国化， 之所以能够中国化， 不但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和理论本性以及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而且也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决定的。 在党成立之初， 由于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认识还不深刻， 所以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和决议都带有强烈的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痕迹。 但是， 党的一大以后， 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 不仅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了解加深了， 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也加深了。 正是这个原因，党的二大不仅坚持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 而且把党的最高纲领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区分开来，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走出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步。 之后， 党的三大又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 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国民革命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 在国民革命后期， 由于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认识不到中国新、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现了失误， 最终导致了国民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领悟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而实现对农民群众和武装力量的领导又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 把群众运动与军事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发展。后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又着重从军事工作方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并指出， 与国民党合作时期， 中共中央机会主义最大错误之一便是 “没有充分估计到工农的群众武装和工农的军事训练的革命意义”， “如此地看轻了军事方面的工作，当资产阶级变到反革命营垒中去的时候， 不能不使革命全部遭受危亡的影响。”[17]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1927年召开的党的 “八七”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 在此前后，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几次以进攻大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 包括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等， 均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相继失败。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 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 毛泽东果断决定把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井冈山， 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提出了土地革命、 武装斗争、 根据地建设 “三位一体” 的 “工农武装割据” 理论， 这是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但是， 毛泽东等人的正确理论和主张并没有能够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所理解和接受， 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 “左” 倾教条主义者先后三次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 “左” 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更是几乎把中国革命推入了绝境， 中国工农红军也被迫长征， 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后， 这种状况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遵义会议以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 先后在军事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充分表明，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18]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为建设扫除障碍的观点， 结合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特点， 提出了 “一化三改” 的总路线， 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 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 “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形式过于简单划一” 等偏差， 并且工业化的任务也还远远没有完成。 但是， 总的来说， 由于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成功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不仅促进了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们党在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初期， 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 在理论上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等重大理论原则问题。 遗憾的是， 由于 “左” 的思想的影响，1957年下半年以后， 我们党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一方面对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等人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产生了误解或教条化的理解， 如对 “资产阶级法权” 问题， 毛泽东误解了马克思所讲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体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含义， 从社会主义存在 “资产阶级权利” 这个方面， 论证了发动 “文化大革命” 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出现了严重的偏差，1957年的反 “右派” 斗争后， 毛泽东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并进一步提升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矛盾， 提出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 导致了 “文化大革命” 的发生。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我们党才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结合的原则， 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才重新焕发出生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 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方法论， 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 道路与经验， 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 正是从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中， 我们党才真正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因此才能真正面向未来，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1] 参见周连顺博士论文：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 《列宁选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3] 《列宁全集》 第3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08页。

[4]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416页。

[5]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81页。

[6] 《列宁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74页。

[7]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83页。

[8]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87页。

[9] 参见胡军良： 《朝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本身》， 《浙江社会科学》 2007年第6期； 王登成、 撒承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及其中国化》， 《阴山学刊》 2000年第2期； 阳曦：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的开放性体系》，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

[10]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 第2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33页。

[11]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33页。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 第4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第300页。

[13] 水如编： 《陈独秀书信集》，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第43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240页。

[15]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31页。

[16]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 第4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第309页。

[18] 参见周连顺博士论文：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