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发展

▷8.1.1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这股思潮以及它的性质。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匈牙利共产党理论家卢卡奇和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柯尔施。1923年，他们分别著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诠释，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由于这是一种与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解释、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理解完全不同的观点，曾经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指责。卢卡奇作了自我批评，宣布收回自己的观点。柯尔施拒不认错，1926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柯尔施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文章进行反批判。他首次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表示与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但当时，这个概念没有被引起注意。1955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他不仅沿袭了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把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看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尽管卢卡奇本人对这一提法提出抗议，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此后在西方社会中还是逐步流行开来。

在以后的发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得到多次修正。1976年，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重新解释。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列出了一长串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其中既有卢卡奇、柯尔施等人本主义者，也包括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等科学主义者。他认为，虽然这些人物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和对立，但他们的观点“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从柯尔施到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同时也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1978年，加拿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去掉了这一概念的地域性含义，只强调其意识形态特征。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别的、赋予特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不论它诞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特征，都可以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这样，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和一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理论家，也被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中。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在狭义上，学者们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在广义上，如认为“只要符合如下三个条件，国内学界一般都把这些思想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地域的含义，他们当然首先是属于西方的理论家；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或倾向，它的提出者必须自己确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信奉者，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它应当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迥然有别，即他们的理论必须与承继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的各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1]这几乎成了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约定俗成的认识。

▷8.1.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人物众多、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特别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思潮，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理论倾向和特征。

第一，从理论发展方向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主张“重新发现”、“重建”、“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重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自己的口号和目标，在“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尝试中，显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映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和特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和结论已经不能解决现时代的问题，必须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同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有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一方面，要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反对作为恩格斯晚年思想继续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要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成熟的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开始，就循着费希特、黑格尔、韦伯等人的思想原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在黑格尔哲学的视野下，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哲学”。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一些“空白”或“漏洞”，需要后人“填补”和“完善”。用弗洛伊德主义去“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就能够更有力地回答社会生活条件和历史运动的问题。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仍然患有“人学空场”的“贫血症”，必须构建起“人学辩证法”的思想体系，只有从“主观性”的人入手，展开从个人走向社会历史的思维线索，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状态。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要根据现实的变化，“修正”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观点，以开创“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提出了“爱欲解放论”和“革命新理论”。哈贝马斯明确提出了四个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由”，主张用“交往行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

第二，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使他们的理论成为“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时，就受到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斥责，被迫由党内转向党外发展。除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外，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本脱离工人运动的实际。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大多是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他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也从不试图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其他形式的政治组织。如法兰克福学派在创建时，就提出遵循“独立于政党—政治的考虑之外”进行工作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对象。所以，与各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政治生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安德森在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点时，曾把这一倾向看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三，从理论构建的方式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把各种西方思潮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形成各种理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即使是资产阶级哲学，也并非无可借鉴之处，而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绝对的真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需要吸收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的思想观点。因此，他们在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各种哲学思潮的“开放性”，用西方哲学思潮来补充、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此重新构建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形成了各种带形容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7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第四，从理论内容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研究的焦点由经济基础转向了哲学和文化领域，形成了“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安德森在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特点时，把这一特征概括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倒转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轨道，理论中心由经济、政治转向哲学”。^[2]也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萌生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3]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道路。卢卡奇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方法论，即马克思的辩证法。柯尔施同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哲学家，致力于构建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从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8.1.3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阶段。

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国际共运内部的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思潮。卢卡奇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和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他们两人在寻找革命失败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涉及当时的革命形势。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了以工人和士兵为主的城市无产阶级起义，但是都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俄国革命胜利和西方革命失败的不同结局，促使中、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反复思索一个问题，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俄国革命道路在资产阶级实力强大的西欧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存在另一条实践的道路。在追寻答案中，开始新的理论问题的探寻。

卢卡奇和柯尔施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同时，阐述了他们不同于或者部分不同于列宁甚至恩格斯主张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同时，意大利共产党主要领袖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说明。

他们认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客观经济条件不成熟，而是由于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主观精神准备，无产阶级丧失了阶级意识。而造成“无产阶级意识的危机”的根源是，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经济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理论错误，导致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产生的物化意识影响。同时，也证明俄国革命道路在中西欧是行不通的。对于这些问题，恩格斯晚年对自然辩证法的强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同样具有自然唯物主义和机械反映论的缺陷。要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须反对第二国际和列宁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庸俗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用黑格尔思想解释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突出历史辩证法，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们明确作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分，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和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而以卢卡奇、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观点一发表，立刻引起极大的反响。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其视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给予了严厉批判。然而，一些对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策不满的人，开始另辟蹊径研究和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得以形成并明朗化。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一，它仅仅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反对派，是欧洲共产党内出现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其二，它的矛头指向主要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及其哲学基础，在政治上同党没有根本分歧。其三，它关注现实，积极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重视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其四，它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继承性，证明马克思基本上是黑格尔主义者，较少受到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影响。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成长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队伍不断扩大，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逐步扩展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集合体，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在西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产生过重要影响：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出现新情况、新特征，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二是由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需要进行解读；三是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的涌现，影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不断发生变化，开始形成具有不同理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尖锐对立。而人道主义的观点始终占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建立，使西方国家陷入战争灾难的深渊。为了说明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把西方国家从独裁主义暴政下解脱出来，一批信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革命的理论家，活跃在德国、奥地利、英国。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他们大多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企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种西方哲学的对接。这种尝试后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普遍的理论思路。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异化和人道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频频使用的概念，这是由当时一系列的事件引发的，如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等。此后，从人本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要求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和独立自主性。但是这些观点始终没能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制造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明确对立，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同时把批判的重点直接指向“斯大林主义”。二是出现与非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倾向，主张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三是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把他们囚禁于纯学术领域之中。

第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变化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更加多样化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新的产业革命阶段”等新情况，反映在理论上就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人本主义哲学转向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研究主题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分化，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新的派别应时产生。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由青年学生、工人和“新左派”参加的“造反运动”，尔后迅速波及西欧、北美其他国家，这就是西方现代史上著名的“五月风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亲自参加并指导学生运动，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身的重要力量和作用，接受实践的检验。但是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短暂的辉煌后开始走向衰落。20世纪70年代后，许多老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继谢世，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新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反思。他们把原来局限于哲学思辨领域的关注目光，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广阔社会领域，密切关注生态、妇女、种族、社会发展等全球性的问题，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种情况正如英国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上》（1983年）一书中所概括的，到了70年代中期，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成为它的继承者。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遭到巨大冲击，但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放弃他们的研究。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苏联解体表明的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终结，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4]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会死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惟一科学”。^[5]面对现实社会的重大变化和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深层地思考，希望从理论上给予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潜心研究诸如苏东剧变的原因、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等问题，还把注视目光投向全球化趋势中的某些理论问题，从不同理论视角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在理论形态上，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逐渐趋于淡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转向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和生态问题。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产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8.1.4　科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学者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旨在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然而，它只是一些研究者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理论特点是把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基本理论上同反映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实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借用资产阶级哲学的概念、术语、范畴和思想观点，结合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重新阐释、“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理论、学说的混合物。但从其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倾向看，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有的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总体上属于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科学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无原则地赞同，而应该从其特定的时代和历史环境出发进行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予以具体分析，既要区分不同的流派，也要区分不同的观点。合理的思想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借鉴，错误的观点要给予恰当的分析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有原则不同。例如，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异化”概念“补充”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人学空场”，主张用“人”的概念“补充”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提出新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新社会主义”的模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和重点已经转移，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等观点，这是错误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用自己理论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它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始终都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姆和波洛克，在20世纪40年代就著书批判苏联社会主义，认为苏联“极权主义国家主要特征是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完整的中央极权并不是权利的倒退，而是权利的发展”，在极权统治下，“人性被彻底肢解了”，等等。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提出专政与民主是对立的，对敌人实行专政，便不可能对人民实行民主。他批评苏联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是缺乏民主。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更认为，苏联是一个压抑人性的、异化的社会。他们的批评牵涉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评价，牵涉对斯大林功过的评价问题，等等，这些评价包含着很大的片面性。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繁杂性，各流派的观点大相径庭。我们在分析具体流派和具体人物时，必须认真加以区分。例如，尽管人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看法不同，但从卢卡奇的主导思想和基本观点看，他当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弗洛姆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是一个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心理学家，他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首先是“一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传统的精华”。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主义”。他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不合理的社会，但是主张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法，通过精神分析治疗人们的病态心理。他把马克思主义只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所以他至多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他们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后竞争资本主义、后市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等概念来表达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人性的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革命的途径，对一些理论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并且批评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这些理论思考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但是，由于它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理论不可能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的意义在于：表明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切要求革命的进步力量的旗帜，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条件下出现了普遍化多样性，但也反映了人们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能够解释一切，马克思主义现在仍然对世人有启迪作用。用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话说：“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变为美国社会、文化和学术生活中的一个独具一格、富于创新、清楚明白的声音，一句话，为将来的斗争而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圈子——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教师行业和激进的学术研究的最高使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