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提出

二大以后,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于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随着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否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二大以后,受工人运动的启发,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开始有所认识。高君宇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所以在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18]

1923年前后,党所领导的浙江、广东、湖南三股早期农民运动相继失败。工人运动也随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而暂时转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消极地总结了工农运动失败的教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错误的分析,开始提出了“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和幼稚”,工人阶级在革命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19]他承认中国农民是伟大的势力,但是又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而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20]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21]。基于上述分析,陈独秀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要等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次革命论”构成了陈独秀指导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陈独秀错误思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虽然共产国际二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出了力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设想,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工人运动的现实发展程度并不十分了解,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他们只是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作为力争的前景,而没有提出现实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发展了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思想,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作为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把国民党改组成为集中全中国革命分子的统一战线组织。三大在制定国共合作政策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思想和共产国际决议的影响,三大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较二大后退了。三大过低地估计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认为“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22]在错误地低估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同时,却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而对国民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集团,对国民党中还存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官僚等反动分子缺乏应有的认识,不加区分地笼统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革命革命之中心势力”,并把它推到“革命之领袖地位”。^[23]这说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在全党占了支配地位。如果不纠正右倾错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就不能前进。

早在1923年6月,瞿秋白就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要求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24]1927年2月他谈到他在党的三大上曾主张以下的说法: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25]1923年12月,瞿秋白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文中,不仅继续就无产阶级而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且也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提出在民主革命中“要预防资产阶级的畏却”。^[26]这样就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民主革命为什么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瞿秋白没有能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在领导权问题上的认识还缺乏系统性。但是它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三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继续探索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有益帮助。三大后不久,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原理,以及共产国际执委关于在中国民主革命中“领导权应当归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指示先后传到中国。在这个精神指导下,1923年11月召开了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开始纠正右倾错误。全会没有直接采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领导权应当归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提法,而是从国共两党的实际出发,比较策略地采用中国共产党“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这一提法。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须努力争取站在作为革命中心势力的国民党的中心地位,是“中心”中的“中心”。这是当时条件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权,进而争取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全会还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争夺领导权的有效措施。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革命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日益暴露出其真面目,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日趋激化。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纠正右的错误,正确认识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提供了实践依据。1924年11月,邓中夏发表了《我们的力量》一文,专门论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首先,文章深刻批驳了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很幼稚的错误观点,正确估量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而中国资产阶级不是全体都是革命的,并且,在革命中“不能贯彻到底”;“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唯势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知识分子“没有经济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势力的各阶级”,文章通过对各阶级的分析,说明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身上,从而得出了“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的论断。

从三大到四大前,虽然当时仍存在着右倾思想的影响,但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许多优秀领导人的积极探索下,中国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还是取得了很大发展。革命高潮的到来,迫切需要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求得一致的认识,于是,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正式提出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四大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的分析,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27]大会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这个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28]用事实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指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妥协性造成了他们所领导的民族运动归于流产。同时,大会还把买办阶级和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区分开来,指出“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动派”。^[29]

大会还分析了中国革命性质和它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认为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因为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使其“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它“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连结的”,“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30]

根据以上分析,四大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31]

四大还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工农联盟对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作用。大会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32]大会还对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农民革命做了一些具体规定,这就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团结和领导农民指明了方向。

四大提出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成果。

但是,四大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却没有解决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国民党右派,四大只提其是反革命,而对于他们还有欺骗群众,同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问题缺乏应有的警觉。在对资产阶级分析上,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渡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这样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天然领导权思想。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与之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因“毫无准备”,而丧失和放弃领导权。

四大虽然对农民参加革命的必要性有所认识,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但是由于对农民中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缺乏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因而也就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同农民中的哪些阶级和阶层建立联盟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出实现对农民领导的正确政策。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