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根本的条件。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1]。他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在中国革命中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其主要思想是:

第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又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作了全面的分析,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领导民主革命的问题。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基本优点以外,它还具有中国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其他许多特殊的优点。其一,它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三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其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其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优点,使它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同时,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时,总是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之紧密联系起来。无产阶级的领导要经过共产党来实现,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和组织性等全部优点,又避免和弥补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某些不足,它代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吸收了大批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把他们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够联系最广泛的劳苦大众的群众性的党。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2]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问题是对农民的领导。农民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同盟军,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首要条件。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而且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革命者如果不依靠亿万农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就将一事无成。这样,毛泽东就把农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事业中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把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归结为党对农民的领导,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学说。为了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泽东又指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广泛深入进行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逐步制定和形成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还规定,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二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党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制定的一整套完备的土地政策,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农村的领导权,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发动和组织了亿万农民积极参加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使中国革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获得了最丰富的源泉,造成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阶级)。前者是革命的对象,但由于它们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在革命主要锋芒反对某一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有可能并在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同大资产阶级集团结成统一战线;而后者一方面因为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长期处于经济上受排挤压制、政治上无权的地位,所以有革命的要求,有可能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因此没有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同时害怕工农革命的彻底性,存在着动摇性,甚至有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充当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毛泽东基于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分析,强调应当把它同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采取慎重的政策,尽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较好的同盟者”。毛泽东还认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对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政治上提出了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这就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第四,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他说:“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3]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引导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