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应遵循的普遍指导原则。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显著特点，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的最主要标志。后来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共二大论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地位时指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但同时也认为，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101]但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法则有某种程度的倒退，明确宣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102]这显然是受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的影响，与此前两个月，陈独秀所讲的“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03]的观点如出一辙。1925年1月四大时，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04]四大不仅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而且对无产阶级怎样去争得领导权，制定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政策，指出建立工农联盟对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大意义，从而抓住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四大确定的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不同策略，也成为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从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把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根据革命的实践经验，探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这其中以瞿秋白最有代表性。他于1923年2月指出:“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105]他从1923年6月起，任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以此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反复阐述无产阶级对领导权思想。他指出:“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实事，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106]他还在1923年9月撰写了《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长文，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斗争方法上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策略思想。

邓中夏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近代工人阶级有感性和理性的深刻认识，他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意识，是当时很多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由于这些经历，所以，他对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1924年11月，他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107]1925年5月，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什么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阶级的利益为前提。”^[108]

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作者改为“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有的学者提出，“主力”是包含领导思想的，当时，“主力”与“领导”两词几乎是同义语。^[109])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110]

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了由无产阶级担负起民主革命领导权的理由，指出:其一，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都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邓中夏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全体都是革命的，“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农民可以参加革命，但他们“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知识分子倾向于革命，但他们没有经济的基础，“富有浪漫，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其二，这是由无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其阶级特性决定的。邓中夏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111]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能成为革命领导力量时指出:“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112]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总不能逃脱妥协而流产的命运，“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113]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阐述。

其一，要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四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唯一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使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同时，对于“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114]关于取得对农民运动领导权应采取的措施，中共四大提出，一方面可以在国民党名义下发动，但同时要注意“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另一方面，共产党还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开展工作，使农民运动“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会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115]

其二，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是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实质是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如果把农民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无产阶级领导权就落到了实处。所以，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解决好工农联盟问题。中共四大提出，要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政治斗争，在斗争中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加强党对农运领导等。

其三，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政权。邓中夏指出，在国民革命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争夺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了。“假使我们不努力，听资产阶级安然去取得一切权力，那末我们将来的命运一定更要坏。所以我们此时固然要作目前的经济争斗，然而尤应要作目前的政治争斗。”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可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而巩固，消极方面得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积极方面，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他还批判了彭述之等人提出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天然”的，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要力争的。“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争取政权而参加的。”^[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