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早期的马克思是一位民主主义者。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中存在的主客体倒置问题，阐明市民社会才是决定国家的力量，并初步尝试了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来论述人的政治权利与现代民主制度等问题。随着《德法年鉴》的创刊，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进一步重申了他本人坚持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进而通过对“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的分析，鼓励大众要真正解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的解放”。特别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针对如何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问题进行了说明，并由此得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的结论。继而马克思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思想建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的部分重要文献直到20世纪初才陆续面世。因此，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真正在当时、特别是第二国际时期就已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还是要首先追溯到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1.《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将从前社会的一切剥削关系都纯粹化、尖锐化了，因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对以往一切剥削关系的批判。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人最自然的生产活动却成为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手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剥削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产活动中的普遍关系。“资本”之所以具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8]主要是由于一般的劳动活动已经异化为仅仅为增殖资本的雇佣劳动。“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29]“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30]正是在识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明确目标。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消灭私有制”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3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32]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排除一切剥削和奴役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不仅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方面不会破坏供直接生命生产和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而且在社会状态上是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3]的联合体，也就是马克思之前提出的“人的解放”的状态。要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就要依靠无产阶级领导的现代革命运动，为此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4]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就在于“争得民主”。

按照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分化理论，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被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资产阶级，也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以及被剥削阶级，即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最大化地激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最终解放，必须首先消除握有统治权力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必须消灭到目前为止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国家，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中必然发生革命性的转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种“革命”活动就必须由作为实现未来民主的载体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因此，无产阶级运动就是“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绝大多数人的”运动，“无产阶级崛起从而实现阶级统治就是为民主而进行的战斗”，^[35]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运用其统治来消除私有制，而这种实现人在政治、社会方面的解放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民主”。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预测，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显然，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状态凸显了两位伟人思想中以“个体性”的发展为前提的哲学基础。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推翻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要依靠无产阶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包含着对多数人“普遍利益”的重视。这里就出现了“个体”与“多数人”、“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学者贝阿特·霍普尔曾对此问题进行过分析，他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由于其各自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体”与“全体”问题时存在认识上的差异，这种细微差别可能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路径产生影响。贝阿特认为，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虽也重视无产阶级“组织”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在理解马克思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理论时，更倾向于强调一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阶级利益”“组织”观点，因此，在现实的工人运动过程中他们赞成无产阶级可以依靠议会选举的方式实现社会发展;但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列宁在内，更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整体”化要素，即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因而在主张无产阶级发动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才能够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

2.“法兰西阶级斗争”对马克思“现代社会革命”思想的影响

1850年，马克思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了一组题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马克思在这组文章中一改往日运用哲学思辨性的语言分析问题的研究方法，转而运用生动的笔触描写1848年那场风起云涌、席卷万千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19世纪中叶处于政治动荡中的法兰西社会，包括王朝复辟势力、金融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等各个阶层的特性;同时，马克思在分析法兰西各个阶级权力转换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社会革命的复杂性，从而就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提出了更为完善的见解。马克思注意到，巴黎的无产阶级在革命初期是同包括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者等在内的社会革命分子一道共同参与1848年二月革命的，并且建立了临时政府。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在本质上却将二月“革命”的结果带回到了资产阶级的水平，它维护了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合法化，却将革命参与者“无产阶级”从此排斥在政权之外。无产阶级因而不得不以斗争的形式，即发动“六月起义”来宣布自己参与革命行为的正当性，以反抗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然而，结果却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发生巨大转变，最初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等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代表旧王朝势力的金融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到后来却转变成由各方面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无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换句话说，法国社会不是在阶级斗争中实现自由民主，而是在政权的更迭之后重新回到了国家的原来状态;而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以及现代革命的主体，最初幻想通过参与二月革命得以进一步壮大，现在反而因此遭受排挤。从六月起义的失败以及整个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全部过程，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首先，从当时法国社会现实出发，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然产生了大量无产阶级，但当时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仍处在上升期，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能完全抵抗资产阶级的地步，因此，“它(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36]其次，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曲折过程使马克思更加清晰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现实形势和复杂程度，也使马克思更加认识到“上层建筑”对社会现实、革命过程具有的影响作用。再次，尽管当时阶级斗争的暂时结果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是残酷的，但马克思同样注意到这种暂时的“失败”中所孕育的有利于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无产阶级总是会和在它之上却被斗争所抛弃的社会阶层结成同盟;另一方面，每当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权力受到威胁时，统治阶级都会不假思索地借用“社会主义”一词来讽刺其反对派，因而“社会”“社会主义”在当时成为威胁统治阶级政权基础的代名词。毫无疑问，这就为未来无产阶级领导现代革命的发生积蓄了力量，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3.“巴黎公社”的建立与“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提出

1871年，马克思就巴黎公社的建立搜集资料、细心研究，完成了《法兰西内战》。《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一篇宣言。马克思在其中不仅描述了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内战的情况，并且提出了一些值得后来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参考的有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这里强调，“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参与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37]也就是说，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历次社会革命的发生都从现实意义上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专制权力一一清除掉，这最终将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转化为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马克思进一步阐释到，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矛盾的加深，更使国家政权在性质上越来越成为资本用以压迫劳动者的全国性政权，从而异化为进行社会奴役而建立的组织，也即变成阶级专制的机器，这进一步强化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巴黎公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起来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权。因此，马克思说，“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8]后来恩格斯在1891年为此宣言写的单行本导言中，更明确地将“无产阶级专政”概括为“巴黎公社”的形式。

4.《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以“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范畴为出发点，按照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发展过程展开论述，最终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结束。而从第二卷开始，马克思则以“资本”为基本范畴，对资本形态的转化、资本流通过程、社会总资本以及利润率等经济原理予以详细论证。

正如前面时代背景中已经涉及的，马克思从资本积累的现实出发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性与少数资本家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之间的矛盾。“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对立。”^[39]马克思明显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趋势下所包含的极度膨胀的“垄断”欲望，以及由“垄断”出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盲目地否定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而是客观地发现这种极端专制化的经济形式背后所包含的“社会化”倾向。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权力集中之间的矛盾又为未来“生产的社会化”，或者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孕育了条件，“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条件”的趋势，^[40]因而“资本”具有冲破权力束缚的条件和能力，它最终要扬弃自身，实现普遍的社会性。当然，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就当时资本积累的程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还远未达到能够实现自我扬弃的水平，它仍然要受到诸如“相对过剩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部门多样化”“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需要和致富欲望的增长”“固定资本的投资量的增长”等诸多要素的影响，^[41]最终，“资本”的嬗变还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42]此外，在整理马克思遗作《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又对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理论进行了补充说明。

由此可见，从最初马克思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到《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剥削，到从社会现实出发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分析“政治斗争”的现实意义，再到高度评价“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治理社会的现实方式，最后，到《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深刻批判以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的思想不仅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而且愈加具体化、现实化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衍生过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态势，这些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第二国际时期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