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天生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是他们头脑中固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在他们的生涯中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着的。他们在青年时代依据理性主义原则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逐步由唯心主义世界观转变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上逐步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认识了无产阶级之后，才探索创立了新的世界观。

▷2.1.1　马克思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及其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历程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市。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律师，信仰和崇拜法国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理性原则，并常常以理性主义去影响和教育马克思。这为青年马克思追求民主自由和为人类谋幸福的历史观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835年10月，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学，次年秋转入柏林大学，这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从马克思《给父亲的信》中表明，马克思潜心研究法学和哲学，并感觉到哲学与政治的重要性；意识到批判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先验论原则，全力投入黑格尔哲学的“怀抱”。1837年，马克思在读大学二年级时的思想变化，成为他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他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同年，甘斯编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出版，为全面评价黑格尔的历史观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当时在柏林出现的“博士俱乐部”，是聚集重视黑格尔辩证法的激进主义者的无组织形式的学术团体。马克思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是“博士俱乐部”有影响的成员。但马克思不是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他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同情社会上受苦的劳动者，他反对政教合一的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他认为，历史进程是哲学意识同经验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观点超越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思想，为马克思后来的世界观的转变创造了思想前提。

1842年，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工作期间，是他的世界观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开端，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大量文章表明：首先，他在以黑格尔的理性原则批判现实制度中，把人民同自由、国家、法联系在一起，反对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的普选权力、是精神的本质，并在实践上积极投入出版自由的辩论，并进而推动他研究社会主义。这就为他超越一般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思想前提。其次，马克思在投入《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使他清楚地看到了基于物质利益上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并初步认识到普鲁士国家是维护特权等级利益的，并不代表普遍利益。他指出，“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再次，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表明他的世界观又有新的发展，开始认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在批判《科伦日报》反对发展哲学文章的社论中，马克思提出了哲学的本质和任务要同现在政治相结合的思想，为他的世界观向唯物主义转变奠定了思想前提。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到1844年初出版《德法年鉴》期间，是他实现世界观完全转变的时期。马克思到《莱茵报》以后的政治斗争实践，动摇了他对黑格尔理性国家和法的信仰。他注意到被黑格尔和其他哲学家蔑视的经济问题，但又苦恼于不能确切地说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于是马克思决定清算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影响。他后来追忆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2]马克思为此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国家和法的理论著作，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重要手稿。手稿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指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已暴露无遗”；“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3]马克思得出了同黑格尔法哲学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和家庭决定国家。正像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端的重要著作。

1844年初，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充分表明他彻底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转变。在第一篇《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针对布·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进一步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他指出，鲍威尔的观点是神学观点，鲍威尔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不是“一般国家”。马克思认为，“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才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5]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也批判了鲍威尔以“政治解放”来抵制“人类解放”，即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抵制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就表明马克思已完全划清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但他还没有能明确提出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问题。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其中，马克思不仅指出在德国的批判任务的两重性问题，而且指出了在德国实现彻底批判的“两个基本前提”，即彻底革命的理论和彻底革命的社会阶级。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6]这些表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世界观的“两个转变”的彻底完成。

▷2.1.2　恩格斯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及其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历程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莱茵省巴门城的一个纺织厂主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信奉宗教和富有事业心的工厂主。青年恩格斯亲眼目睹了乌培河谷一带纺织工厂对织工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残酷奴役，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他形成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起了奠基作用。1837年，恩格斯中学没有毕业就去不莱梅他父亲的商行里当办事员。到不莱梅不久，恩格斯就与激进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发生联系，进步文学唤起了他对政治问题的兴趣。恩格斯以理性主义原则看到了自由和奴役的对立，政治思想进步很快，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坚定立场。他在1839年春写的《乌培河谷来信》，揭露了工厂主的伪善和残忍的本质，叙说了劳动者遭受的剥削和奴役。当时，恩格斯只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与虔诚主义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认识到“工厂工人所处贫困境地”的经济根源。为追求理性和自由，他于1839年底研究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这一研究动摇了他对《圣经》的神圣性质的信念，促使他开始研究黑格尔关于神的思想。恩格斯在致格雷培的信中谈到：“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7]恩格斯是借助黑格尔哲学摆脱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并为形成理性世界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1841年，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柏林小组，积极投入了思想界的斗争。从1841年冬至1842年春，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等论文，揭露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背叛和贬低，批判谢林以“实证的哲学”取代“否定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把信仰和知识、哲学和启示调和起来，就在于为现存的旧制度作辩护。恩格斯在批判谢林歪曲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既维护了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也指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他保守的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本身也是受自己这句名言支配的：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8]同时，恩格斯也对费尔巴哈关于理性问题的说明表示赞赏，但还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种形式。至此，恩格斯已完全形成了唯心主义世界观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

1842年9月，恩格斯服兵役期满。当年11月，受家庭之命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经商。在英国期间，恩格斯的世界观发生彻底转变。列宁曾指出：“恩格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9]如果说，马克思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在落后的德国，是在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批判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实现的话；恩格斯世界观的彻底转变，就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调查工人阶级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实现的。恩格斯这一时期发表在《莱茵报》、瑞士《共产主义者》杂志及欧文派机关报《新道德世界》上的一系列文章，充分表明他的世界观的发展和转变。在《国内危机》、《伦敦来信》及《各个政党的立场》等文章中，既说明恩格斯在深刻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认识到经济、工业生产对社会发展和存在的作用，也说明恩格斯认识到各个政党是基于不同物质利益之上阶级和阶层的集团。他认为，从物质利益原则看英国社会的复杂形势，“英国目前的形势就很简单了。英国只有三个大党：土地贵族的党、金钱贵族的党和激进民主派的党。”^[10]这就表明，恩格斯已由“哲学共产主义”转向社会实践，转向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分析研究。1843年11月，恩格斯在《新道德世界》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和《大陆上的运动》，既向英国工人介绍了法国、德国、瑞士等大陆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社会主义学说，也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了深刻分析和批判。并对德国“哲学共产主义”及其理论基础——新黑格尔派哲学作了全面的批判。^[11]这表明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决定于精神力量，而主要是决定于经济的物质力量。恩格斯的世界观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4年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现状。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文章，是他实现世界观彻底转变的标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马克思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奠定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批判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不合理性，提出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源泉；认为资产阶级私有制是社会不良现象的根源；批判了马尔萨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是“工人人口过剩造成的观点”；指出经济危机和工人陷入贫困和饥饿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列宁高度评价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这部著作“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12]

恩格斯在《评托·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批判了卡莱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宗教观，指出“我们要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我们要把人因宗教而失去的内容归还给人；这内容不是神的内容，而是人的内容，整个归还过程就是唤起自我意识。”^[13]恩格斯强调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论证，认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14]同时，恩格斯还批判了卡莱尔只尚空谈，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治观点。这就表明，恩格斯已完全建立了唯物主义观点、完全转向共产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