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

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成中国化。”^[3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必然随着中国具体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向前推进。而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必然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那时，中国民主革命就是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重大课题，毛泽东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37]。但是，毛泽东反对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有自己的独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强调，我们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此，他向全党发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号召。他指出，“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38]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又一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强调说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39]。也正是在这一思想原则指导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写作和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论断。虽然毛泽东只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但他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新的伟大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虽然邓小平未曾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但他的各种报告和讲话中通篇都贯穿着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强调和高超运用。他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40]“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1]“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2]“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3]邓小平不仅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也特别重视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44]“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45]正是由于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所以邓小平带领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不断地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6]。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即民主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47]。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48]。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把邓小平首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49]。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是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50]。在此基础上，江泽民针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向全党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指出它“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段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51]。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52]。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党的十七大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不仅是在党的七大召开半个多世纪后首次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党的代表大会，而且是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频率最高的。十七大报告在概括和系统阐述党的十六大以后最终形成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同时指出：“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报告还号召全党“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53]。如果说党的七大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思想即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那么，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成果的系统总结，又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庄严宣言，它必将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新的光辉篇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10]阿·沃登：《和恩格斯的谈话》，载《智慧的明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45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16]《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7]《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18]《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19]《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20]《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24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8页。

[22]《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23]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5]《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26]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178页。

[27]参阅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28]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8～369页。

[29]参见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第23期，1937年11月13日。

[30]参见李初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31]关于从新启蒙运动到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这一段思想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参见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32]参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

[33]参见《胡绳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3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5]《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7页。

[3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37]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38]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39]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46]《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4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4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9页。

[4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50]《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

[5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5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页。

[5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