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形式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中国的具体实际都既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特别是中国的当前实践，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并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对中国当前实践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反思和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上述水平，或者说人们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以上述意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基本标志。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看，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开始孕育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4]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认识到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因此，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根本不同于此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人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并意识到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李大钊最早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最早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早在1919年8月，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思想的主义”的见解，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一个根本解决”。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乎于现在需要的企图。”^[25]与此大约同时，陈独秀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输入中国，我们之所以鼓吹它，就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它。他还认为马克思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两大精神，号召人们“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26]。所有这些表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

不过，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尚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理解还极为粗浅。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深刻，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还不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也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但他们并没有倾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而是试图从中国社会现实中寻找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因素。出现这种倾向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第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还缺乏应有的自觉意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既是十月革命伟大胜利感召的结果，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大推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而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也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那就是它只看到了思想文化的时代性和变革性而忽视了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只看到了新旧文化的对立而没有认识到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形式主义的简单否定态度^[27]，这一点必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事实上，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因而也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正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第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不断向前推进。在国民革命时期，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并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找到并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为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上述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曾使中国革命遭受惨痛的损失，并曾使孕育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几近于流产。而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还是王明的“左”倾错误，其根源都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例如，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之所以提出“二次革命论”、主张当前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是因为他对马克思关于欧洲革命的论述作了教条式的理解，认为当时中国不具备马克思在谈到欧洲革命时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中国工人“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28]。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王明之所以顽固地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也是因为他无视中国的实际，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有这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宝贵的经验教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国民的民族意识普遍高涨，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也日益凸显。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不仅秉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的精神，而且还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从而纠正了新文化运动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虽然新启蒙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它对于延安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并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在正确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的基础上迅速发展。1937年11月，延安《解放》周刊第23期发表了署名从贤的长篇文章《现阶段的文化工作》，强调现阶段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大众的。该文认为，民族的文化是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成果，要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把它发扬光大，用以激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该文还指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的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要使文化运动真正成为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29]。同年《解放》周刊第24期又发表了李初梨的《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对1927年至1937年间的文化运动进行了总结。李初梨在该文中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马列主义的具体化有了进步，马列主义的通俗化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通俗化仍然不够。他提出，现阶段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30]。虽然李初梨只是把“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视为当时文化工作的一项具体任务，同时也没有具体阐述“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内涵，但他明确地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31]。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为了“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32]。同年7月，胡绳在名为《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小册子中认为，辩证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33]。诚然，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艾思奇和胡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尚存在着重要缺陷，例如，艾思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没有涉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问题；而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比较粗浅，只是强调在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要举一些中国现实或中国哲学史的例子。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阐述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前奏。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了当时最全面的概括和阐释，它立即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得到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赞同。不过，在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上述引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34]。对于毛泽东作此更改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少人作过这样那样的考证和解释。在我看来，撇开其他的历史原因不谈，这一更改倒是与其上下文的表述更相契合。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原稿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不是他最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它原本就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关于这一点，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以及会后至1941年7月间张闻天、彭真、刘少奇、艾思奇、杨松、张如心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又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才真正完善起来，它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又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包括“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只有到这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才得以形成。此后，这一思想又日趋完善和系统化，人们相继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重要概念。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既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论，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的论断^[35]。

上述可见，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既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最积极成果，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艰难探索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最深刻总结。正是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