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所有欧洲进步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致力于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追索。在柏林大学上学期间(1836年10月—1841年3月)，马克思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倾注在哲学上。他系统地研究了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哲学理论，尤其崇尚黑格尔学说，希望能够从黑格尔的理论中引申出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革命结论。为此，他满怀热情地加入到由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博士俱乐部”中，并很快成为这个团体中思想敏锐的佼佼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希腊自然哲学，题目为《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不仅是因为他对希腊自然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和精深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因为，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哲学的发展与黑格尔之后德国哲学的发展有某种历史的相似性，即都表现出“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的觉醒。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纯熟运用。马克思高度注重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直线”的观点，认为伊壁鸠鲁强调了原子偏斜运动所带来的偶然性，其目的并不只是想说明物理学上的一个原理，也不仅仅在于克服一种只承认僵硬必然性的哲学偏颇，而是为个性解放或个人自由提供了一种论证。原子偏离直线，这表明原子是独立的，有不服从必然性的可能性，这给原子运动带来了偶然性。而人的个性也恰如原子一样，是独立的，有自己决定事物的能力，这就是人的自由。因此，每个个人都可以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他因而指出，伊壁鸠鲁的不朽功绩就在于“肯定了自我意识的自由”[1]，强调了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性。当然，马克思并不赞同伊壁鸠鲁把偶然性和必然性，从而也是把自由和必然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在他看来，伊壁鸠鲁把偶然性、自由同必然性割裂开来，实际上导致了对现实存在的可能性的漠不关心，因而伊壁鸠鲁自由观的基础只是一种幻想的抽象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是对自由的抽象理解。只有当人不被看做是抽象的个别性，而是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人的时候，自由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分析，马克思实际上确立了自己对个人自由的基本态度，可以说，这个态度贯彻在他一生的理论著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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