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革命”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

“文学革命”开展的最初一两年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文章和通信，多侧重于文学形式方面的探讨，在文学内容方面虽所有涉及，但很有限。这样的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白话所表现、所描写的思想内容也可能很荒谬，其结果，就不可能取得文学革命的完全的胜利。

鲁迅首先对此提出警告，他于1918年11月15日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渡河与引路》，他说“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

真正举起“思想革命”的是周作人，他在鲁迅的“改良思想”的意见的影响下，于1919年3月2日在《每周评论》第11号上，用仲密的笔名发表了《思想革命》，就文学的内容革命和形式革命的关系，做了明确具体的论述。指出文学革命不仅仅是白话文字的革命，更重要的还有文学的思想内容的革命。他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因为“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几千年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都说不出好东西来。”

文学革命最先从语言形式入手是完全正确的，在白话与古文对峙、鏖战的时候，不可能就文学的内容问题再行革命，只有在白话完全取代了文言的历史地位，成为新的语言工具的时候，内容问题才有条件提出来。鲁迅和周作人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文学的思想内容问题，这就为文学革命的进一步的深入开展指出了明确的道路，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