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初步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既是反帝爱国政治运动，同时也是广泛、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此为开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同时，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的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酝酿组建共产党的组织过程中，开展了反对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动主要体现在:

1.开始较为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为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后在俄国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将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基本结构、精神实质较为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人，无疑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

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于1919年5月和11月^[73]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篇长文，它是利用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文的基本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大钊的文章是在河上肇的文章基础上经过编译而完成的。该文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系统传播的标志，代表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李大钊在文中的开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学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他公开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74]他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十月革命后已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误解，这就有必要将其真实情况介绍给中国人民。该文阐述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文章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致分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并强调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75]

关于唯物史观。文章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李大钊认为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即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社会上的一切政治、法制、伦理、哲学等精神的构造都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第二，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变动。“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两者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其“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76]

关于阶级竞争说。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准确，故李大钊将“阶级斗争”译为“阶级竞争”。李大钊对这一部分内容介绍道:阶级竞争说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压服与被压服、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两个阶级的对立由不自觉到自觉，阶级竞争由经济的竞争进而到政治的竞争，直到经济构造产生新的变化为止。“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的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77]

关于经济论。文章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论”有两个要点:一是“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理论，二是“资本集中说”，即资本积累理论。李大钊认为，“余工余值说”是从“劳工价值论”(即劳动价值理论)推导出来的，它揭破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就是: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后者大于前者，其差额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余值”。^[78]李大钊还介绍了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理论，说:“马氏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二个作用:一是自存，一是增殖。资本用于生产并不消失，而能于生产物中为再生产，足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自存。而资本又不止于自存，生产的结果，更于他本来价值以上生出新价值，这叫资本的增殖。马氏称自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称增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能生增殖的，惟有劳力。故惟资本家对于劳工所给的劳银或生活必要品，是可变资本，其余生产工具，都是不变资本。”^[79]这就正确地指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并不是不变资本，而是可变资本。

尽管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不够确当之处，却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标志李大钊基本完成了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此外，李大钊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物质和精神》、《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文章，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革命及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还较为可贵地提示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2.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在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放弃对民主主义的信仰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除李大钊外，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向警予、高君宇、瞿秋白、蔡和森、李汉俊、董必武、王尽美、张太雷、李达、陈望道、黄日葵等人，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由于他们信仰相同，志向高远，从而逐步形成了一支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共产主义思想的队伍。在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初步显露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先后完成了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总司令的陈独秀，虽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较李大钊、李达稍晚，但在1919年底正式加入这一行列中，并以其特有的地位和声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新青年〉宣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谈政治》等文章，批判资本主义，颂扬科学社会主义，肯定五四运动的经验，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新青年〉宣言》中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80]这种转变，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他还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写道:“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81]陈独秀在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观，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去永远征服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在当时是一篇观点鲜明、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战斗论文，是陈独秀已经开始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李达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从1919年6月至1921年6月，他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还原》、《劳动者与社会主义》、《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介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他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来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以法兰西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虽是推翻了皇帝的专制，打破贵族的阶级，灭除寺院僧侣的特权。但所有成功只算是政治的革命成功”。而广大的劳动者实在没有丝毫受政治革命的恩泽，“资本家借了金钱和势力，压抑劳动者的辣手段，真是惨无人道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相差愈远。这种社会状况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出现。“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文明的文明弊端，是一帖对症的良药”。^[82]五四运动刚发生后即能有这种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是很可贵的。李达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作了系统的介绍，对修正主义产生的过程及其原因做了系统的分析，对德国社会党人糟蹋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予以谴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堕落”。他依据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正在复活，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最鲜明的体现。他还认为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于应用”，并疾呼:“马克思还原!”^[83]此外，李达还于1921年春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译著，它们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风貌。

毛泽东在此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崭露头角，他主持的《湘江评论》一开始就歌颂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到1920年夏，毛泽东自认为“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84]此后，他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其他同志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9月文化书社于长沙正式营业，直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捣毁)，传播先进书刊。同时它也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所载，自书社营业起，至1921年3月底，7个月之内，销200本以上的和100本左右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社会与教育》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5 000份)、《新青年》(2 000份)、《新生活》(2 400份)及《新闻》、《新教育》等，此外，《时事新报》销40份、北京《晨报》45份。^[85]文化书社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毛泽东还利用在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校长)及担任湖南一师本科国文教员的职业身份，在进步师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一方面组织师生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或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给他们作辅导，讲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指导夏曦、郭亮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积极开展学习、讨论活动。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在第一师范占着明显的优势，当时学校校舍中曾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个区域，足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学校影响之大。^[86]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作出过重要的贡献。1919年底，他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系统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原著以及若干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其间，1920年7月，他在新民学会旅法会讨论学会的会务方针与方法时，力主马克思主义的激烈革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于1921年2月写给陈独秀写的一封长信，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在这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著中，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唯物史观作为根本指导思想。

3.产生了一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进程中，国内外先后出现了一批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形成了北京、上海两个中心，国内的其他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几乎均与这两个中心有关联。

在北京，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支持下，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秘密成立了“马克思说研究会”，发起时的主要成员有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十几人，后发展到包括唐山、郑州等地的工人在内的二三百人。该会集资建立了图书室，收集了一批中外文马克思主义书籍。会员一面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积极参加革命实际活动。

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他主要成员有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邵力子等。该组织与1920年8月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达校对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随后，出版了由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研究会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20年8月建立了上海共产党组织。

在长沙，1920年8月，毛泽东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易培基等筹组“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9月，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在天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在1919年创办了“觉悟社”和“新生社”，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新生社”后来改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中还有一些进步青年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讯员，时常往返于京、津之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武汉，1919年底，恽代英等建立了“共存社”，出版了《我们的话》。次年2月，他与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武昌组织了“利群书社”，对湖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在济南，1919年冬由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开办了“齐鲁报社”，次年改为“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各地进步书刊，并发行《十日》刊，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读物。王尽美、邓恩铭等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有组织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当时在国外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法国，到1920年底，国内各地赴法留学人员达1 600人左右，他们中有周恩来、蔡和森、陈延年、王若飞、李立三、陈毅、邓小平等。他们不仅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由于接触到现代化大生产，切实感受到工人阶级的状况，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还可以比国内的先进分子较多地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且对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可以读到，这促使他们进行选择。

国内外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团体的形成与发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高了群众觉悟，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准备。

4.宣传阵地在扩大，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进入广泛传播以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主要靠阅读马克思的传记，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翻译工作，开始大都是节译的。五四运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在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连载了食力转译的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这是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最早中文译文。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这也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此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在中国翻译出版。费觉天翻译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恽代英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片断也在报刊上发表。^[87]列宁著作的第一篇中文译本是《民族自决》(即《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刊登在1920年11月《新青年》第8卷第3号上，《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该卷第4号上发表。此外，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伟大的创举》、《国家与革命》的一部分被译成中文发表。以上马列原著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新出现了大量的报刊、杂志。仅在五四运动后半年内，中国出现了大约四五百种白话文刊物。与此相适应，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自然增多，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也在扩大。这一时期，除了原有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外，又有许多新的报刊加入这一行列之中，著名的有《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海学生联合会日报》、《觉悟》、《新社会》等。这些报刊大多在不同程度地受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因此，这些刊物上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它们注意将思想宣传和群众政治斗争相结合，并采用白话文，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全面系统的传播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与此前相比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报刊。它们包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创办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后将《新青年》改组为该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又创办了秘密的刊物《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这些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介绍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建党进行了思想与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