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的广泛传播

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关系的风云变幻，我们也只能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使用“亚非拉”这个语词了，亦即“亚非拉”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统称”的缩写。但如果追寻历史，除日本外，几乎所有亚非拉国家都遭受过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甚至沦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恐怕是把他们统称为“第三世界”的历史根据。正是这一共同的遭遇，亚非拉各国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传者”，应该属于同一类型，这是我们将其纳入一节集中叙述的主要原因。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条件，亚非拉各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显然较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要更间接一些，但由于他们随同资本主义的到来早已纳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他们排除自己的视野。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宗主国的任何一次波澜，都或大或小地波及世界各国，有时甚至会愈益放大，在亚非拉那些欠发达国家掀起翻天巨浪。史实早已显示，凡资本主义能够浸入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也随期而至；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是在那些条件具备的欠发达国家首先获胜的。虽然我们不能说20世纪中后期发生在亚非拉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及其胜利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结果，但都是在受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深刻影响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国际”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的传播

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同海外市场的开拓和扩张分不开的；而海外市场的开拓和扩张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往往又借助于政治乃至军事力量，其结果是使大量亚非拉民族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殖民制度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广大亚非拉落后民族及其国家被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形式。与之相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而且要革殖民主义的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阶级，无论其社会性质怎么样，他们同资本帝国主义都有天然的矛盾，都有赶走帝国主义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革命诉求。这两方面情况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国家广泛传播最根本的客观动因。史实也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将殖民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加以反对，都毫不犹豫地把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国际工人运动的范畴，不仅关注而且积极创造条件，主动向亚非拉各国输入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亚非拉各国的社会主义进步力量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也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们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自己的国家引介马克思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动靠近甚至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等等。

就我们掌握的有限资料看，马克思主义向亚非拉传播可以说早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时就开始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有大批被迫流亡到拉美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从那时开始就有革命者在拉美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拉美的革命者也相应建立了“国际”的“拉美支部”，在“国际”的指导下开展活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国际的推动下，社会主义运动由西欧、北美扩展到东欧、拉美和东亚，马克思主义凭借第二国际的影响在亚非拉澳等欧美以外的大洲国家广泛传播。1889年第二国际建立时，只有西欧、北美的16个社会主义政党参加。到1914年加入的社会主义政党已近30个，其中不乏来自亚非拉的代表。同时在第二国际影响下各国建立大批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会会员超过1000万，合作社社员超过700万。受第二国际影响的各国工人政党除了开展社会主义运动，都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放在重要位置，做了许多争取群众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列宁对之进行了恰如其分地总结，认为“第二国际在25年或者说45年来（这要看是从1870年还是从1889年算起），在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力量进行预备性的、初步的、最基本的组织方面，做了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18]。

20世纪初，第二国际在自己黄金发展大约10年后，出现了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分裂。以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展开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伯恩施坦右派和所谓“中派”考茨基之流后来凑到一起奉行改良主义路线，最终演变成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联盟遭受破坏，第二国际随之走向“死亡”。虽然如此，第二国际的思想、政治斗争不仅不会停止或者阻碍马克思主义向亚非拉传播，反而会让受国际影响的亚非拉各国政党在党内思想政治路线斗争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掌握。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活的第二国际已经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但即便在苏东演变后有东欧和亚非拉的原共产党蜕变为社会党加入其中，从历史沿革上讲，照样能够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亚非拉传播的显著成效和历史轨迹。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有尼加拉瓜、波多黎各、莫桑比克、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劳动阶级政党加入社会党国际。

在更广、更深、更真的意义上向亚非拉传播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组织，当属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而俄国化的产物，它的胜利不仅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效，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向亚非拉广袤地域传播的直接动因。虽然这以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了亚非拉的一些地方，但以科学真理的姿态、以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深度结合的“浪潮式”传播方式而大规模地传播，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强大影响，从1918—1919年几乎是“转瞬”之间，阿根廷、巴西、中国、朝鲜、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和亚非拉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靠近俄国的中亚诸国和蒙古得天独厚地沐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灿烂光辉，搭乘十月革命胜利的航船，不仅获得了民族独立，而且顺利地跨入了社会主义。而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中亚国家也在苏俄的支持下陆续赢得了民族独立。

共产国际也是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东风成立起来的。1919年3月标志其诞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除了欧美和靠近俄罗斯的东欧、中亚一些民族、国家政党或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还出现了伊朗、中国、朝鲜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这是前两个“国际”不曾有过的新鲜事，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亚非拉传播的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共产国际以社会主义的俄国为根据地，以从第二国际中分化出来的原欧美社会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为基干力量，“破天荒”地将亚非拉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纳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体系，使欧美工人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劳动人民实现了大联合^[19]，当然也“破天荒”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亚非拉地区的大传播。

组织欧美发达国家工人运动与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大联合，是共产国际从诞生起就着手的中心工作。首先，它将沿袭已久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其次，它在1920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参加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此外，以列宁为核心的共产国际尤为强调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贯彻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加强对革命力量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列宁要求由印度共产党人罗易起草大会的补充提纲，而且特别指出这份提纲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20]。诸如组织农民同盟军、解决农民的土地和教育农民的问题，以及民族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这些大会所关注并认真讨论的问题，都主要是针对亚非拉各国革命实际而提出的问题，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亚非拉传播必须解决的具体问题。研讨这些问题所形成的相关决议表明，共产国际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作用、路线纲领、战略策略的认识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尤为重要的是以欧美政党为基础的共产国际，已经形成了把亚非拉各国的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加以支持的自觉意识，并以其成立后卓有成效的实际行动前所未有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的传播和亚非拉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利发展。无论开会还是休会期间，贯穿共产国际所有活动的倾向性主题，就是对亚非拉等非欧美民族国家革命的支持、帮助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开会期间，许多代表，尤其是来自亚非拉国家的代表，他们直接把大会当成研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大学，其中有幸直接同列宁会见和谈话者，还可以当面接受列宁的指导，零距离地领会他的思想和精神。在休会期间，由执委会领导共产国际的常设机构的日常工作，负责向各会员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思想主张及其执委会对现实斗争的宏观指导。它的机关刊物、用多种文字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份杂志成为各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它的日常工作机构还按照列宁的意见，把共产主义理论译成每个民族的文字，列宁在第三国际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一类著作，也常常是通过这份杂志或者常设机构的宣传工作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广为传播的。所以，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国际不啻为培养亚非拉革命骨干、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的干部学校或函授学校。为了把革命的理论变为革命的行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在巴库又召开了“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角是来自中亚地区各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印度、中国、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和东方其他国家的近两千名代表，也邀请了一些欧美贵宾。

在共产国际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亚非拉传播，同以前相比已大为不同，除了规模和速度等因素，还有水平和功效方面的重大差异。第三国际向亚非拉传播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学说或者一种思想派别及其政治主张，而是作为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政党的政治思想灵魂、既被实践检验而又被实践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已经不再是停留于“选择”指导思想的初级阶段，而是着眼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亚非拉各国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建设同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政党严格区分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和动员亚非拉各国广大进步人群的这样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的传播阶段。第三国际的思想主张和积极工作，对亚非拉各国革命力量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增强其信心的强大的国际条件，他们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要求建设党、发动群众和开展斗争，以致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无论其规模和速度还是质量和效益都远远胜过从前。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仅在1919—1922年的几年期间，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乌拉圭、中国、南非、巴勒斯坦、新西兰、巴西、智利等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的共产党相继成立。虽然1943年适应世界反法西斯大局之需第三国际自行解散，但它向亚非拉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亚非拉各国革命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光照史册。可以说，没有第三国际联合世界各国革命力量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既没有亚非拉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也没有战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高潮及其辉煌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夺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大好机会。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掠夺和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民族独立，他们在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已经感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光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的广泛传播成为不争史实。战后一直到70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亚非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处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取得了公开合法的条件，社会主义无论在国际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上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两制并存交替”的时代格局。但是，由于历史国情及其社会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亚非拉各国的效果和命运极为不同，既有实现历史性跨越、走在时代的前列、马克思主义充满活力、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者，也有止步不前、仍然深陷资本主义泥潭、任由垄断资本宰割和帝国主义打压者。这种“两分”局面是当代世界“两制并存交替”的必然表现。一方面，受东欧剧变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亚非拉面临严峻挑战；但另一方面，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胜利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亚非拉国家也充满机遇。既然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它仍然在不断发展，仍然是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所需，那么它的传播就是不会停止、不可阻挡的。

（二）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向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实质上说，这些斗争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直到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但都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悲惨境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又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没有受到根本动摇，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非医治中国病的灵丹妙药，多党制、议会制也不能实质性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旧路走不通迫使人们去寻求新路，旧的思想武器不灵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成长壮大起来，工人运动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国工人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并在斗争中开始意识到“共同反抗”的意义。从总体上看，这时的罢工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的和科学的精神武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

1915—1917年发生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条件。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文化进行了长期较量，但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还玩起了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闹剧。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创刊第1卷名为《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进步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意识形态的长期禁锢，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从而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其后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传播奠定了思想条件。

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在工人运动的客观需求和封建文化藩篱开始被突破、中国社会开始敞开大门吸纳各种新思想的条件下进入中国的。最早在报刊上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1899年的《万国公报》，该刊连载本杰明·颉德所著《大同学》一书，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主于资本”，还提到恩格斯。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消息或知识主要从日本传入，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进化论或者无政府主义介绍进来的。那时受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传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的内容。20世纪初，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动机和态度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如马君武在《译书汇编》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了《论社会主义》，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等。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1905年创建同盟会后，在宣传同盟会思想主张的同时，也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甚至因自认为同盟会搞的就是社会主义而主动同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会谈，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同盟会骨干朱执信曾在《民报》上连载《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生平传略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后来又介绍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等在上海、绍兴等地办的《社会星》《新世界》等机关刊物，也是当时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的重要刊物，还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孙中山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的态度同江亢虎的社会党比较接近，他就任大总统后，于1912年曾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为题连续演讲三天，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主张“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但不如资本主义适合中国国情。1907年刘师培组建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其机关刊物《天义报》从否定的角度刊登过《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的部分译文和摘译了《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从反面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受其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限制，他们没有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不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去证明或反衬他们各自的思想主张的正确性，但马克思主义最初却是以这样的形式传到了中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正传播，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才有的事情。李大钊作为苦苦求索救国救民之道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1918—1919年初，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向中国知识界宣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性质和成功的经验，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和希望。他号召国人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因而成为举起科学社会主义大旗的第一人。在1919年4—5月期间，除当时的《每周评论》杂志开始摘译《共产党宣言》并作编者按外，李大钊还组织《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部分摘译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部译文。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进步青年学生传向社会，走向同工农大众革命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19年9月《新青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李大钊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一期间，他除了写作发表一系列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紧迫问题，还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向青年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引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课程，对于国人正确、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学界都指认李大钊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实质性传播的第一人。

适应“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不同的方向引进中国，除了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人从日本的引入，还有周恩来、蔡和森等人从法德引入和张太雷、瞿秋白从苏俄引入。仅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就刊登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具有科学社会主义倾向的文章100多篇。1920年4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问世。之后还陆续翻译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马克思、恩格斯列的经典原著。与此同时，中国进步知识界学习研讨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也悄然兴起，从1919—1921年，周恩来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建立的“利群社”、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等，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巴黎等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和一支优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骨干队伍，他们在深入研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特尔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干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企图把中国社会引向歧途的种种思潮展开论战，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影响。他们还积极主动地承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任务，创办各种群众性刊物和开展普及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广大工农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努力促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非是一个学科学理的缓慢长期的浸润过程，而是随着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迅猛发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达到了很宽、很高的程度。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经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还不到4年的时间。可见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学科学理的传播完全服从于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为此，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做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中也让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在短短的几年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果，但从理论上说，尚属粗浅片面的吸收阶段，马克思主义还纯粹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传播才刚刚开始。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其开始斗争的一段时间里发生的种种失误，无不表明停留于那种初始传播阶段的成果而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对中国革命是何等不利。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当然，这一成果的获得，是依赖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保证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便一直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主导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攀比的，单从加入共产党的人数之众就足以显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显赫成就。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获得的又一项伟大成果，而且同毛泽东思想一起，也已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旗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重大影响，其重要表现既有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和八九十年代在苏东演变反衬下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胜利发展，也有社会主义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作用和热情支持，还有目前抵制垄断资本对经济全球化的操纵、维护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倡导和坚持世界和谐、和平、合作发展的道路等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愈益强调着眼于解答、解决中国和世界时时更新的时代课题，愈益趋向传播的规律性、实效性和大众性，愈益注重在传播中发展和在发展中传播的辩证统一。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全部工作的核心。

（三）马克思主义在越南、朝鲜、古巴的传播

越南、朝鲜、古巴和老挝等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据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自己具有马列主义性质的政党的领导下，先后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传播和长期坚持的结果。尤其是苏东演变后，无论其外部环境多么不同，它们都仍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都仍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程改革和完善着形式各异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坚定信心和决心同远比自己强大的敌对势力进行毫不妥协地斗争，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历史国情相结合的特殊理论形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反映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的传播及其成果。

1.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传播，与其具有开创性的卓越领袖胡志明的革命生涯，与胡志明创建并以其为核心的越南劳动党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

胡志明出生于1890年5月19日，早年当过教师、海员和杂役，1920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1923年到当时的苏联学习，作为越南革命者代表参加了国际农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底化名李瑞从莫斯科到中国广州，以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为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直到1927年蒋介石“4·12”政变后，由武汉又回到莫斯科。胡志明在广州的3年多时间，悉心研究民族民主革命问题，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卓有成效。1925年初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发表《亚洲的一些问题》一文，颇有影响；同年参加广州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会”，联合在广州的越南革命者成立了“被压迫民族联合会越南支部”，并以该联合会会员的名义参加了省港大罢工演讲队，曾在广州东校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发表题为《中国工人与被压迫民族之关系以及联合打倒帝国主义之必要》的演讲，深受罢工工人欢迎；次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用法语发表演讲，揭露法国殖民当局剥削压迫越南人民和越南华侨的罪行，呼吁中国以及国际力量对越南革命的支持。他在广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果，是用马列主义改造在广州活动的越南进步团体“心心社”和由越南光复会转变而成的越南国民党。他经常与这两个组织的爱国者进行热情、诚恳的交谈，宣传讲解马列主义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会同也在广州的越南著名革命家潘佩珠多次讨论越南革命问题，成功说服越南国民党修改了自己的党章，达成越南革命组织的联合，于1925年6月成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胡志明指导该会出版了越文油印版机关刊物《青年周刊》，从1925—1927年共发行88期，其中大部分通过中共领导下的海员工会，秘密送回越南，推动了马列主义在越南广泛传播，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吸引了大批越南爱国青年来到广州，其中有陈富、阮良朋、黄文欢、范文同等后来的革命骨干。为了培养这些革命青年，胡志明先后主持举办了3期特别政治训练班，亲自给学员讲授马列主义，其讲稿集成《革命之路》一书，由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宣传部出版发行。他还邀请周恩来、张太雷、李富春、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中国同志给训练班讲课，并择优推选学员入学黄埔军校。这些革命青年后来秘密回到越南，宣传马列主义，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革命组织，开展抗法斗争，为越南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1930年2月3日，化名阮爱国的胡志明在香港召开会议，将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3个组织合并，称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又改称为印度支那共产党。

越南共产党的诞生，是胡志明以一个共产国际的杰出战士，积极主动地传播马列主义的胜利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胡志明化名胡光到中国南方桂林等地，组织革命力量回国活动。1940年12月底，他在越中边境举办干部训练班，以《解放之路》为教材，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向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1年2月8日又化名秋翁回国召集党中央会议，培养干部并指导越南高平省成立救国会的试点工作。1942年，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创立越南独立同盟，在许多地方展开游击活动，抗日抗法斗争取得重要进展。为了联络国外革命力量并寻求国际援助，胡志明于1942年8月只身进入中国广西，不幸被捕入狱。历经大约1年的牢狱之灾和一年的软禁生活，终于在有关各方的帮助下，战胜艰难险阻，出色完成任务，带领18名越南独立同盟干部，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抗日抗法斗争。

1945年胡志明发动和领导了八月革命，法国和日本支持的阮氏王朝末代皇帝保大被迫宣布退位，日伪对越南的统治宣告结束。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召开盛大集会，胡志明代表临时政府宣读《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经过全国普选，1946年3月胡志明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但越南人民民主政权刚刚诞生，就遭到法国殖民统治的反扑，1945年9月23日，法军在英军帮助下重新入侵越南，占领西贡，越南再次沦为法国殖民地。1946年12月胡志明发表《号召全国抗战》告人民书，经过8年抗法战争，于1954年7月迫使法国签署停战协议，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率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此期间，于1951年2月召开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名为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以胡志明为核心的越南劳动党于19世纪60年代又领导全国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抗美救国战争并赢得胜利，于1976年7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了全国统一，劳动党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更名为越南共产党，将国名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虽然胡志明于1969年就已病逝，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扎实工作，培养起来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人，开创的越南社会主义基业，尤其是他把马列主义同越南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至今仍在发生作用。1991年6月，正值苏东演变之际，越南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概括总结以胡志明为核心的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认识，将其称为“胡志明思想”写入党章，第一次提出“高举胡志明思想的旗帜”，并同坚持马列主义指导并提，这是越南共产党仍然坚持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仍在越南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标志。胡志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越南传播和发展的辉煌成果，它既指导越南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还将作为越南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发挥作用。

2.马克思主义在朝鲜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朝鲜的传播同许多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发生的。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从而沦为半封建的殖民地国家。朝鲜民族不堪忍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矛盾日益尖锐，1919年3月终于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运动。最初是朝鲜首都汉城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罢工、罢课和罢市，聚集约三十万人召开集会，宣读了《独立宣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纷纷响应。由于日本殖民政权进行残暴镇压，许多爱国群众被打死、打伤、被捕，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发展为3月5日汉城、平壤等地的爱国民众拿起武器，袭击日本宪兵队、警察署等殖民统治机关，打死日本官吏，处决民族叛徒的武装起义。各地农民也奋起斗争，捣毁日本的土地公司，焚毁亲日地主的庄园。全国几乎所有府、郡都发生了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共约3200多起，有200万人以上参加。“三·一”运动虽然到年底被日本殖民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却动员、教育、锻炼了广大爱国民众，给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由于“三·一”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发生的，因而促成了马列主义在朝鲜的传播，成为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转折点。事后，朝鲜的爱国进步人士开始学习研究马列主义，许多工业城市都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和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在自己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还向民众引介和宣传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同朝鲜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1921年5月，李东辉、韩明世等人分别在中国上海和苏俄伊尔库茨克组织了高丽共产党。不幸的是该组织存在不到两年就宣告解散。1925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朝鲜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建立了朝鲜共产党，次年成为共产国际的朝鲜支部。但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和宗派内斗，于1928年被共产国际解散。

这一期间，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作为朝鲜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对于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促成和推动马列主义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发挥了重大作用。金亨稷早年在故乡万景台和江东郡烽火里从教，每到一处都开办学校，亲手编写教科书，是颇有影响的教育家。1917年3月23日，金亨稷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建立了反日地下革命组织“朝鲜国民会”。该会“是朝鲜‘三·一’运动前后反帝立场最彻底的革命组织，从其组织规模和活动范围来看，也是最大的反日地下革命组织”^[22]。该会还建立了一些公开合法组织如“学校契”“碑石契”“乡土契”等宣传反日爱国思想。为此，1917年秋，金亨稷和一百多名与朝鲜国民会有关的人被警察拘捕入狱。出狱后被迫离开故乡万景台，转移到鸭绿江沿岸继续开展斗争。他总结反日独立运动的经验教训，站在统筹国内外力量的高度，反对依靠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主张动员、组织和团结国内外处于分散状态的朝鲜族自己的革命力量实现祖国统一。此时恰逢俄国十月革命发生，金亨稷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祖国独立的希望，从而开始用马列主义指导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在朝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他亲自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讲解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的革命事业，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23]，促使一大批革命者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成了共产主义者。同时他还致力于准备武器和培养军事干部的工作，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金亨稷的妻子康盘石积极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是朝鲜反日独立运动妇女组织的重要领导人。这样的父母及其家庭，使他们的儿子、朝鲜人民革命领袖金日成从小受到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影响，逐渐成长为朝鲜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卓越领袖。马克思主义在朝鲜的传播，是同金日成一生的英勇奋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金日成（1912—1994）出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取名金成柱。童年在外祖父母家生活读书，受到外祖父母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熏陶。1925年，还在读小学的金日成接到父亲再一次被逮捕的消息后，只身从万景台赶到父母居住的地方，因父亲已从警察手里成功逃脱流亡中国抚松，又到抚松才同父母会合，从此开始了像父亲一样的流亡生活。第二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他义无反顾地承接了父亲的革命遗志。1925年春，他到抚松后被父母安排在抚松第一小学插班上学，第二年春毕业。父亲去世后，经人介绍，于6月进入桦甸县的华成义塾。华成义塾建于1925年初，是当时朝鲜民族主义者为培养独立军指挥员的军事政治学校。在此期间，金日成从父亲的朋友家借来了马列著作开始仔细研读，并对华成义塾的狭隘民族主义教育和陈旧的军事训练产生不满，认为用恐怖手段报仇是不可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只有依靠团结起来的人民的力量才能光复祖国。他向同学宣传阐释马列主义，主张用马列主义拯救祖国，并联络进步同学，于1926年10月成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12月初，他和同盟的同学决定放弃华成义塾的学业，到吉林求学并开展革命活动。去吉林前，金日成回到抚松母亲那里，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联络他旧时的同学和抚松县广大少年，举办读书会、讨论会、讲演会以及文艺演出等学习、研究、宣传爱国思想和马列主义，月底组建了“新日少年同盟”。1927年1月，金日成来到吉林。吉林是朝鲜族聚居区，当时是朝鲜国内各派反日爱国组织及其革命志士流亡聚集、开展活动的中心区域。以金日成为首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青年学生相约来到这里，分别在这里的中学就学。金日成考进了毓文中学，成为该校图书馆的学生负责人。借此之便，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许多马列著作，还串联各校秘密地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带领许多进步青年学生研读马列著作，并引导大家结合朝鲜民族民主革命问题，举办研究发表会和讨论会。他还发动同学通过读书会、演讲会、讨论会、小说欣赏会、诗歌朗诵会、话剧演出、编唱革命歌曲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向尽可能多的学生甚至普通人群宣传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来吉林不久，便组建了“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帮助“朝鲜人旅吉学友会”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克服民族主义局限，更名为“留吉学友会”。金日成以强大的感染力、号召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很多进步学生从国内、满洲甚至苏联来到吉林，汇集在他的周围。1927年夏，他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更名为“反帝青年同盟”，把组织发展工作扩大到中南满的广大农村青年，在许多朝鲜族村子里建立同盟支部，还用马列主义先进思想去转化和争取“旅新青年会”“拉法青年会”等一些仍然停留在狭隘民族主义水平上的革命组织，使其同盟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敦化、兴京、柳河、辽源等城市及其广大农村。这一年，金日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以反帝青年同盟的核心为骨干，组建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以下简称“共青”）。从此“共青”成为反帝青年同盟、各地少年会、留吉学友会等反日爱国组织的领导核心，发动、组织和领导了1928—1929年期间的多次反日运动。1929年10月，日本勾结中国奉系军阀秘密逮捕金日成，以煽动和组织青年学生罢课示威的“罪名”，移送吉林监狱监禁。次年5月出狱后，金日成到吉林省九台市卡伦湖镇朝鲜族聚居区开展工作。7月3日在这里组织召开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领导成员会议，会上金日成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表达了通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提出了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任务，建立了以“共青”为主的“建设同志社”，为后来朝鲜劳动党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融入党组织创建工作之中，促使马列主义同反日独立运动相结合，是金日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和最基本的方式。有了“建设同志社”这个最初的共产党组织，金日成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融入党组织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乃至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而开展的各项工作之中。首先，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金日成创建了朝鲜革命军和抗日游击队，为后来建设朝鲜人民军奠定了基础。金日成遵循的是马列主义的建军路线，自始至终用马列主义武装军人。其次，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支持的游击区，金日成以教育世家的风范总是从培养青少年入手，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他在卡伦的进明学校向农民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在孤榆树的三光学校设立两年制“高等科”，开设了《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为党组织和武装部队培养干部。他创办《〈新日〉报》《布尔什维克》《农友》等报纸杂志，向根据地军民干群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还通过办学、演讲、解释、谈话以及文艺宣传等多种形式对城乡青年和广大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再次，为了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从本地实际出发按照马列主义原则进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反对盲目模仿苏维埃政体而提出“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治路线，“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阶层的广泛统一战线为依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政权”^[24]。围绕人民政权建立妇女会、农协会等群众团体，广泛调动各方面进步力量，加强对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和宗教徒等各阶层反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建立反日独立统一战线。此外，他还通过马列主义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克服进步青年团体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反对所谓“上海临时政府”的“国民府”改良主义行径，同“МЛ派”“火曜派”“汉上派”等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宗派分裂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总之，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金日成在朝鲜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围绕马列主义政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根据地及其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建设等工作任务开展起来的。而在革命胜利后，把马列主义确立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于1958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千里马”运动，还在1970年以后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这些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载体。

以金日成为核心的朝鲜劳动党把马列主义同朝鲜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广泛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推动了马列主义在朝鲜的发展，形成了“主体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以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为核心，是朝鲜劳动党领导朝鲜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包括“思想上的主体”“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和“国防上的自卫”等内涵，实质一是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普通原理同朝鲜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强调坚持自力更生、发扬独创精神和反对教条主义。从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中，既可以看到他从父辈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独立自强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又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气息和真理的光辉；既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继承和坚持，又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充实和发展。例如，主体思想为什么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为什么强调“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攻占“思想堡垒”？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及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时，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面强调得较多，而对思想建设方面却强调得不够，这一点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概览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为代表的劳动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漫长路程，雄辩的史实证明了他们的确是沿着马列主义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的成就及其命运，也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及其命运的一个缩影。

3.马克思主义在古巴的传播

古巴自16世纪被西班牙占领后便沦为殖民地，至19世纪中期古巴人民不甘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开始兴起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美国乘机发动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把古巴抢夺过来，强占古巴直到1902年。这一年西班牙终于放弃古巴，承认古巴独立，但由于美国的占领，古巴政府并未真正独立。1952年3月10日，由美国操纵，建立起了巴蒂斯塔政权，这个政权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用法西斯独裁统治镇压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漫长斗争岁月，培育了古巴人民不屈服于西、美殖民统治和本国独裁专制的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及其以何塞·马蒂为代表的民族英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马克思主义在古巴的传播准备了合适的社会条件。

在19世纪后50年里，古巴无论从西班牙还是从美国那里都可能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开展第一国际活动期间，通过国际的西班牙支部向西班牙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如霍赛·梅萨、弗朗西斯科·莫拉、海默·维拉、胡文·何塞·莫拉托、巴勃罗·伊格列西阿萨等都是积极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完全可能企及西班牙的殖民地。此外，第一国际的拉美支部甚至当时的欧洲移民，都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带到包括古巴在内的拉美地区。古巴人卡诺斯·巴林诺（1848—1926）就是19世纪末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古巴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的真相》中宣传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坚决反对改良主义，认为“凡不是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一切东西都只能使工人处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之下”^[25]。1902年古巴独立后，开始出现一些共产主义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主义传到古巴，由布拉斯·罗加、埃尼巴尔·埃斯卡兰特和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等人创建了接受第三国际领导的古巴共产党，后又改名为“人民社会党”。

古巴革命是同整个拉丁美洲的反帝反殖民族民主运动分不开的。诚如古巴革命最近的一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自述，他不仅尊崇古巴民族独立运动先驱何塞·马蒂，而且尊崇整个拉美民族独立运动先驱玻利瓦尔、圣马丁等英雄人物。受这些人物的影响，卡斯特罗逐渐成长为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民族民主革命斗士。在13岁的时候，他就因父亲虐待雇农与父亲争吵，甚至鼓动其父雇佣的蔗糖工人用罢工的方式进行反抗。及至成年投身革命，也是把整个拉美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当他还在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就学时，就成了屡屡发动反帝反殖反专制学潮的风云人物，积极参加多米尼加、哥伦比亚等其他国家的革命活动。1950年，24岁的卡斯特罗便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其后成为律师，一边为贫苦大众的利益辩护，一边投入民族民主运动。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和爱国青年，形成了以推翻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摆脱美国操纵为最低纲领的秘密革命组织，并于1953年7月26日发动武装起义。卡斯特罗兄弟俩因起义失败而被捕入狱，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两年后侥幸获释，又联络同志成立了以起义日命名的革命组织“7·26运动”，转移到墨西哥继续开展武装斗争。青年卡斯特罗的革命意识显然既有何塞·马蒂等民族独立先驱的传统因素，又有马列主义传播的影响，他坚决反对依靠或依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主张靠自己的力量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主张，是他接受马列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马列主义正是因适合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党反帝、反殖、反资、反暴政的民族民主革命之需，才得以在古巴传播的。1956年12月卡斯特罗率领“7·26运动”的战友和同志，从墨西哥秘密返回祖国，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夺取土地并扩充革命武装和建立根据地，同巴蒂斯塔的政府军展开游击战，带动全国掀起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新浪潮，历时两年多，终于推翻了巴蒂斯塔反动政权。1959年元旦，巴蒂斯塔逃往国外，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解放首都哈瓦那，创建了古巴共和国。此后，卡斯特罗领导的新生革命政权，顶住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对古巴的孤立封锁、颠覆破坏甚至武装入侵，妄图扼杀新生红色政权的巨大压力，遵循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原则，坚决镇压国内反动派的反扑，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在城市没收外国资本与大企业归国家所有。在巩固政权的两年多后，于1961年4月正式宣布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根据马列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组建执政党。1961年7月，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人民社会党和“3·13革命指导委员会”正式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3年5月该组织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3日最终更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宪法规定，古巴共产党是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先锋组织，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古巴执政党的建设和该党领导古巴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以卡斯特罗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古巴传播马克思主义、将马列主义同古巴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1963—1964年间，古巴共产党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曾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向问题，围绕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进行了公开平等的理论研讨，既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又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古巴的传播。古巴共产党还通过党的报刊、凭借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对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有苏联的强大支持，又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的巨大压力；它既是拉丁美洲坚强的社会主义堡垒，又是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它在马列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即使在“苏东演变”、苏联解体，失去苏联的支持之后，仍然顶住空前的经济、政治压力矢志不移。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胜利的旗帜仍在古巴上空飘扬。

马克思主义在古巴的传播，还不能不提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埃·切·格瓦拉。格瓦拉1927年出生于阿根廷，1954年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55年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军事策略，1958年以后开始研读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论著。1959年以后还注意研究南斯拉夫游击队和越南抗法游击战的经验。1960年作《游击战》一书，该书以作者同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为实践素材，提出并阐释了“游击中心”理论，对古巴革命的作用、意义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总结和概括，是基于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在古巴的传播和运用而形成的反映亚非拉反帝反殖民族民主革命实际情况的理论认识和政治主张，尤其在拉美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古巴革命胜利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格瓦拉还就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在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965年4月，格瓦拉为了继续实践自己的“游击中心”理论，帮助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民族和人民，毅然辞去古巴党和政府的一切职务，先去非洲的刚果（金）（扎伊尔），后去玻利维亚东南部山区，同当地革命者开展游击武装斗争。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不幸被俘，惨遭敌人杀害。格瓦拉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生命虽然短暂，却将其定位于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谋求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活得精彩壮烈。他不仅亲身实践马克思主义，而且以其壮烈的革命活动为载体，在所到之处传播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国家传播的重要成果，他的行动树立了一座共产主义的世界丰碑。

（四）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其他国家的传播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次第建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三个国际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传播的主渠道。但第一国际的工作重心在欧洲，第二国际才将自己的影响力向西扩大到美洲，向东扩大到东欧乃至亚洲，真正面向亚非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第三国际。除了前述共产党执政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些亚非拉国家，其他亚非拉国家大多数都是在“一战”之后的第三国际期间陆续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地方得以传播的最雄辩的标志，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政党的产生，其次是这些组织及其代表人物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兴办的刊物和撰写的著作。据此判断，在亚非拉中，拉美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地区。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国际期间，这里就已经建立了“国际”的“拉美支部”。这时在阿根廷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自认为是第一国际的支部。在90年代，阿根廷还出现了两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山》和《先锋》，刊登了阐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思想的理论文章。墨西哥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1869年，第一国际章程已经在该国工人中间流传，1871—1888年已有《社会主义者》周报出版。这份周报刊登了大量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这一时期还出了一位古巴革命家卡诺斯·巴林诺，他是19世纪末在拉美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小组，还出版了《社会主义的真相》一书。此外，巴西学者托比阿斯·巴列托·德·麦涅塞斯（1839—1889）和艾夫克利得斯·德－库尼亚（1866—1909），在他们的著作中引介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后者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作用。与拉美相比，亚洲次之，非洲更晚一些。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政党在亚非拉的大量出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国际期间。1918年，在阿根廷建立了拉美地区第一个共产党，随后又有二十几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而亚洲的一些国家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更为直接，在第三国际成立后的两年时间里，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印度、蒙古和中国的共产党组织纷纷成立，继后，在日本、朝鲜、越南、马来亚、菲律宾等国也陆续产生了共产党。在非洲于1921年产生了南非共产党，1922年产生了埃及共产党。由于第三国际长期对亚非拉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支持和指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成果空前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的传播，既使战前已有的共产党组织获得巨大发展，又催生了亚非拉许多国家共产党的产生。拉美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已接近30个，人数达40多万。随着亚洲的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国共产党的建立，亚洲共产党已达20多个，其中中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都是人数众多的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121万，而印尼共产党当时人数最多，已经超过了350万。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也有10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人数约7万。从那时至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由盛渐衰的曲折历程，即使在遭受苏东演变重创之后，亚非拉一百多个国家中，仍有半数国家还有共产党，除了其中正在执政或参政的那些共产党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党组织在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继续结合本国实际传播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就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况及其成效，显然既取决于党的主观条件，又取决于党所在国的政治大环境。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就体现为各国共产党的存在状态及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效。从客观方面看，各国共产党大致有合法而公开、非法而秘密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情况。显然，这三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是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从主观方面看，各国共产党思想认识及其组织上的统一程度，以及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等的恰当程度，是影响他们在自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决定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度的重要因素。无论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由于亚非拉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复杂多变，所以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作用、命运和包括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内的实践成效也是极为不同的。下面将通过一些影响较大、作用突出且有代表意义的个案具体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其他国家传播的大体情况。

1.马克思主义在智利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显著成效。马克思主义在智利的传播是同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年）联系在一起的。阿连德青年时代就研读了马列著作，于1933年创立智利社会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50年代曾到中国、越南、古巴考察革命经验。他领导智利社会党，联合激进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独立人民行动等五个左翼政党组成“人民联盟”，于1970年9月在智利大选中获胜而出任总统，庄严宣布“结束帝国主义者、垄断集团、地主寡头的统治，并且在智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26]。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有益尝试，看似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不费一枪一弹地变成了现实，阿连德还为此写作出版了《智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书。但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是不讲“和平”的，1973年9月，反动武装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用武力推翻了阿连德政权，阿连德本人也被杀害。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角度看这一事件，阿连德政权的成败，雄辩地证明，在反动派没有放弃武力的国家里，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主张在亚非拉的广泛传播。

2.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

罗易（1887—1954）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印度传播的重要人物，18岁就开始参加反英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1917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转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到墨西哥同俄国的鲍罗廷一起创建了墨西哥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国际驻墨代表。1920年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列宁重视负责为大会起草关于民族及殖民问题的补充提纲。随后参与第三国际事务，并于当年10月17日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又创立了印度侨民共产党。罗易派遣党员回国开展工作，在加尔各答、孟买、拉合尔、马德拉斯和康浦尔等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些小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了《人民之声》《社会主义者》《革命》等很多刊物，使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得到迅速传播。1925年12月26日，康浦尔的一个报纸编辑萨提亚·巴克塔倡议召开了印度共产主义者的全国会议，各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成为印度共产党诞生的标志。1933年，该党宣布加入第三国际。1964年受中苏论战影响，印共出现分裂，产生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印度共产党在自己的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广泛地宣传动员群众，除创建党的青年和妇女组织外，还领导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出版报纸杂志达30多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成效突出，目前党员总数达160多万，外围组织群众近4000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952年，印度共产党首次参加大选，就成为执政的国大党在国会中最大的反对派。1957年，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地方选举中获胜，在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主政的邦政府。这个政府虽然两年后即被敌对势力挤垮，但印度共产党重整旗鼓，于1977年趁国大党内乱之机，印共（马）联合其他左翼政党组成左翼阵线，在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选举中连续数届获胜主政，在西孟加拉邦曾经连续主政30多年。印共（马）在主政邦施行土地改革，建立农民等下层民众广泛参加的各级民主政权，深受群众欢迎和拥护，其他地区纷纷效仿，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以印共（马）为主的左翼力量在全国性选举中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对印度政坛的影响越来越大。

3.马克思主义在尼泊尔的传播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不等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但选民的广泛支持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成效。类似印度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尼泊尔，尼泊尔共产党成立于1949年4月26日，后经多次分合，形成了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尼共（毛）”）和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以下简称“尼共（马）”），它们是目前尼泊尔政坛最大的政党。它们以自己不同的斗争方式于2006年废除了王室政权，2008年创建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尼泊尔两大共产党的分歧主要在于革命道路的选择，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上，他们都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党都基于各自的政治主张，无论开展武装斗争、罢工运动还是参加议会选举，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这是他们能够废除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根本原因。尼共（毛）的斗争方式更为激进，从1996—2006年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民主政权，开展反对君主立宪政府的武装斗争。由于代表基层民众的利益，深得民心，十年艰苦奋斗，逐渐控制了全国半数地区，并于2004年底包围首都加德满都，逼迫国王贾南德拉交出所有权力，同其他民主党派达成实行民主改革的共识，主动放弃武装斗争，加入临时政府，参加全国大选。2008年4月，尼共（毛）在大选中获胜，8月，该党主席普拉昌达组建第一届新政府，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2011年8月28日，尼共（毛）副主席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在尼泊尔最高权力机构制宪会议选举中，以多数票当选新一任总理。尼共（马）的力量也不弱，它主要在农村、城市各阶层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其中知识分子占党员总数的1／3，颇具时代性。人数达38万，占人口总数1.4%。在全国75个县都有自己严密的基层组织，其中65个县中设有县委，10个县设有地委，领导和影响工、农、青、妇、学等外围群众组织达160多万人。在全国60%以上的县、市议会中占多数，掌握着全国多数地方的各级政府。尼泊尔共产党各个派别能够为人民解放的大目标共同奋斗，最终达成联合，由在野党变成执政党，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传播的成功案例。

4.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5月，是由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接受列宁主义后改组而成，改组后称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并加入共产国际，1924年才更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在自己坎坷的历程中，致力于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马列主义，创办了《无产者》《人民之声》等几十种报刊，出版了大量著作宣传马列主义。在1920—1923年期间，发动工人大罢工，一浪高过一浪，沉重地打击了荷兰殖民统治，扩大了马列主义的影响，推动了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26—1937年期间，印尼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荷兰殖民统治的根基。在20世纪40年代，印尼共产党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同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统一战线，同英、荷、美等殖民主义者进行反复较量。1948年8月在国外活动的印尼共产党领袖慕梭（1897—1948）回国，合并劳工党和左翼社会党，重建了统一的印尼共产党，慕梭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印尼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决议，决定建立由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阵线，消灭封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加强在军队中的工作。会后慕梭到各地访问，宣讲党的路线和政策，不久在“茉莉芬事件”后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9—1950年间印尼共产党同以苏加诺和哈达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共同斗争，结束了荷兰殖民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51年初，印尼共产党建立了以迪帕·努桑塔拉·艾地（1923—1967）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大力发展党的组织，重建工会农会，开展工农运动。在1955年印尼全国第一次普选中，一跃成为全国四大政党之一。印尼共产党经历惨烈，其生存条件长期在非法与合法、秘密与公开之间转换，曾在1948年的“茉莉芬事变”和1965年的“9·30事件”中两度遭受重创，但其发展最兴旺时期党员达到350多万，是除苏共和中共外为数不多的“大党”之一。它的历届领袖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在印度尼西亚传播马克思主义竭尽全力，但因其右倾路线忽视党的独立性和对反动武装的警惕性，常常在有利情况下不能抓住机会，反而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镇压和破坏。“9·30事件”以后，印尼政权被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苏哈托所掌握，朝着资本主义方向执政30年，终于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下台，结束了自己的统治。印尼共产党悲剧性的历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传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成功之处已被载入史册，其失败之处也给全球马克思主义者以沉痛的教训。

5.马克思主义在南非的传播

南非共产党是非洲第一个也是历史最长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起来的，1921年7月30日成立于开普敦，成立之初由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等若干白人团体组成，主要目的是“捍卫白人工人的利益”。1924年后克服种族狭隘性，开始吸收黑人和其他非白人入党，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超越了种族界限。30年代初，非洲人已占其成员的多数。1939年同党内宗派主义斗争，在党的创始人安朱斯的领导下恢复和重建了团结统一的各级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战后开展工人运动，同民族主义组织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等建立起合作关系，力量和影响迅速扩大。但在1950年，因南非国民党政权禁共反共被迫解散，两年后又恢复组织转入地下活动。1960年发生黑人群众反对政府“通行证法”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沙佩维尔事件”后，该党公开号召群众拿起武器推翻南非反动政权，并同非国大一起建立了“民族之矛”军事组织。武装斗争开展不久便被反动政府镇压，幸存的领导人和党员只好先后逃亡国外，在国外继续斗争。他们一面通过非国大进行活动，一面重新积蓄力量，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学习其他国家共产党革命斗争经验，在国外出版党的机关刊物《非洲共产主义者》等，向国内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思想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党在国内外活动逐渐活跃，影响不断扩大。1989年4月在古巴召开“七大”，确定了“走向政权的道路”的新纲领，号召全党努力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再向社会主义前进。90年代以后，国内政治环境好转，该党回国恢复了合法地位，并同自己长期合作的盟友非国大和南非工会大会组成“三方联盟”，在1994年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成为参政党，进入自己的黄金发展时期。南非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既有第三国际的影响，又同古巴、苏联、中国、朝鲜等国共产党联系密切；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南非传播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南非进一步传播的基础和条件。该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效，首先表现在它厚积薄发，于90年代实现从非法到合法、从在野到参政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的飞跃上，这既是该党长期斗争的胜利，又是它切实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胜利。其次表现在该党在南非左翼力量进步组织中的影响、地位和作用上。1950年当它自行解散后，党员大多加入了非国大，在非国大领导集团中，有近1／3是该党领袖和骨干。后来同非国大联合搞武装斗争，共产党员都是“民族之矛”的中坚，该党两任总书记斯洛沃、哈尼都曾担任过“民族之矛”的参谋长。此外在南非工会大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三方联盟”执政时期，该党都能引导盟友朝着自己的最低纲领前进，掌握着南非的社会主义政治大方向。乃至一些西方媒体说，南非的国内政治议程多半是南非共产党设计制定的。再次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影响和对政治大局的掌控能力上。该党长期把非国大和工会大会作为盟友，支持非国大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贯彻党的最低纲领，组织发展强调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先进性和战斗力，不仅不同盟友争抢群众，还主动向盟友输送骨干，总是以自己少而精的队伍，在每一个时期的运动中有效地发挥思想核心、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宣传教育和发动广大工农民众服从民族、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大局。这种不计党派小利而谋国家大业的高尚情怀深得民心，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使该党的影响遍及政坛内外，包括内阁、议会、工会甚至新闻、司法和学术界，在大选中获得的席位和在政府机关中担任的要职同其不多的人数比例显得极不相称，拥有左右政坛的巨大能量，为此被西方一些媒体称为“奇异现象”。最后表现在该党在苏东演变后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党总书记斯洛沃发表《南非工人阶级与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失败了吗？》等理论文章，指出社会主义虽有失误，但没有失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仍是人类的美好前景。以哈尼为首的绝大多数党员顶住世界各国许多共产党变性易名的压力，仍然坚持马列主义指导，不改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在此前提下，又着眼于国内国际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和全球化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省察和反思，得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判断和结论，进一步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不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决心，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南非的传播和发展，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产生、发展及其成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表现。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二战”以来遍及亚非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看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表现。20世纪50—80年代，在亚非拉当时的93个民族独立国家中，有55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亚洲11国，非洲30国，拉丁美洲14国。由此足以看到共产国际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拉传播马列主义的巨大影响和显著成效。但由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杂多样性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限性，使得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从主观上说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再加上客观方面经济基础的制约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外部压力，其社会主义实践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还有相当距离。不太成功的实践必然影响社会主义选择的坚定性。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六十年代是非洲民族独立和选择社会主义的高潮，那么七八十年代便很快走向低潮。在9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奉行社会主义的门格斯图政府被受西方支持的反对派用武力推翻，这同智利、印尼的情形相似；几内亚于80年代就放弃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莫桑比克人民阵线党和刚果劳动党宣布放弃马列主义指导，演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虽然这些情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决不能由此得出否定性结论。且不说苏东演变后，许多国家只是退到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党国际合流。而民主社会主义说到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流派”而已。更重要的是，从亚非拉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的实质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其归结为那些倒退的国家当初超越客观条件而盲目选择社会主义所致？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更高水平上的传播所致？如果当初那些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那么它们现在放弃未必不是好事，因而这非但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反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要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其间人们总是反复追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何况在苏东演变后的“转向潮”中，仍然有人头脑清醒，表现出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如津巴布韦，其总统穆加贝明确表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党正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27]同时，也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两次来到中国会见邓小平，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还有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执政党在目前也仍然宣布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仍然有许多国家的非执政共产党组织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继续奋斗。

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亚非拉的传播还表现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把亚非拉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在经济上、进而在政治甚至思想文化上仍然实质性地控制着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全球愈益突出的“南北”问题和社会生态问题无不证实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分析，由此引导人们重新研读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作为理论工具去解读资本帝国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所发生的种种问题，诸如非洲的贫穷、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和西亚北非的动乱、强国动辄对弱国的制裁甚至武力干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等。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新一轮传播的时代动因，涉及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主题，不仅发达国家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亚非拉也涌现出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本国经济发展及其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优秀学者。如英国的莫里斯·多布、美国的保罗·巴兰和艾曼纽尔·沃勒斯坦、联邦德国的安德烈·岗德·弗兰克、希腊的阿吉里·伊曼纽尔等，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亚非拉传播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亚非拉，如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巴西的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的结构”理论和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尔多索的“依附的发展”理论。尤其是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的“中心－边缘”结构理论，在197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等著作中，论证了社会主义是“边缘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据此提出边缘国家要摆脱中心国家剥削、压迫就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传播的产物，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着眼于解决时代课题的新传播和新发展。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0页。

[9]《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10]《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脚注。

[11]《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8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0页及脚注。

[13]《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1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15]《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16]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

[17]《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18]《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19]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20]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8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2]朝鲜《金日成传略》编纂委员会：《金日成传略》，朝鲜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

[23]朝鲜《金日成传略》编纂委员会：《金日成传略》，朝鲜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4页。

[24]朝鲜《金日成传略》编纂委员会：《金日成传略》，朝鲜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95页。

[25]转引自许征帆：《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2页。

[26]转引自郭继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页。

[27]转引自张中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2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