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为封建主义大一统的中国思想界打开了近代化之门。其中，进化论的影响是最大的，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进行了相当程度上冲击与破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提供了思想条件。

早在19世纪7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直到90年代初，这种介绍仍然是零星介绍，不成系统，而且多系传教士所翻译、宣传，在社会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33]在中国真正比较完整、系统地介绍达尔文学说，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严复。他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对《物种起源》一书的成书、内容和影响做了介绍和评价。1897年，《国闻报》上连载了严复节译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名为《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由于严复重视翻译《天演论》的现实意义，所以，他对原书所阐述的内容进行了改造，并附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见解。他不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原著进行介绍，而是通过有裁剪的翻译工作，把他认为最切中国实际，最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成果引入进来。他不同意原著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哲学分割开来，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既是对《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重要的改造，也是严复为中国敲响警钟的理论依据。^[34]在书中，他为中国人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天演之规律，中国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必须“与天争胜”，“任人为治”，才能以避免被淘汰。《天演论》对进化论的介绍与传播，适合了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需要，对被封建主义统治的中国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天演论》一时间变成救国人士的治国理政的根据。据有的学者统计，《天演论》出版后10多年间，曾发行了30多种不同的版本。^[35]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人士积极传播进化论。康有为、梁启超对进化论进行了介绍和阐发，提出了和平渐进论，并以此作为他们主张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的理论根据。

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进化思想，但这种进化思想本质上中国传统的“三世进化”思想，与产生于西方的进化论具有时代的差异。《天演论》出版后，他又一定程度上接受和宣传了这一理论。如1905年，他在《物质救国论》中，承认竞争在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欧洲各国时时处于竞争中，所以，物质发达。认为，中国要想在生存竞争中立足、获胜，必须以物质为基础。“我国人今之败于欧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间，而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而强敌要挟，……何以御之?”^[36]

梁启超是继严复后传播进化论的最重要人物。1897年5月，他受《天演论》影响而作《说群》十篇，介绍了严复的“合群保种”思想。20世纪初，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容和意义，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他高度评价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指出，在学术方面，“自达尔文种源论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37]在社会政治方面，“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38]他在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时说:“斯宾塞起，更合万有于一炉而冶之。取至殽至颐之现象，用一贯之理而组织为一有系统之大学科。”^[39]梁启超不赞同革命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主张，认为这是“竞争太烈的制度”，而主张“同种类之竞争”的君主立宪政体。后又提出开明专制是适合于中国的主张。此外，改良派创办的报刊《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还刊载了康、梁之外其他人的一些介绍进化论的文章。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也竭力宣传进化论思想，并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点作为宣传革命、鼓舞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认为，革命是实现进化的重要手段，中国要在与各国的竞争中生存，唯有革命。

孙中山阐述了达尔文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过程，批判了保皇派对达尔文学说的错误理解，扬弃了康有为等改良派的和平渐进论形成了以革命、飞跃、突驾为内容的革命突变进化论。^[40]他认为，中国经过民主革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可以“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41]这种“突驾”说直接为他的革命共和主张提供哲理根据。此外，邹容、陈天华等革命派人士也积极传播进化论思想。1904年，邹容的《革命军》对革命歌颂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42]陈天华在宣传反帝革命思想时，阐述了进化论思想。他说:“宇内各国，无不准进化之理。其所以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亦其一端也。”^[43]他还指出，今天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全中国人民“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44]所以，只有民族抗争，才能挽救危亡。同时，革命派办的许多报刊发表大量的以进化论观点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鼓励人们为个人和国家的生存而斗争的文章。

改良派与革命派在传播进化论时，都不同程度地把达尔文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影响了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理解。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改良派与革命派所看重的不是对自然学说的传播，而是从进化论中寻找救国济世的理论，所以，他们注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宣传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已将原本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奴役弱小民族进行理论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变成了警示和激励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理论。而且，他们在宣传进化论的时，宣传了唯物论的自然观、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他们采用进化论的思维方法，把自然和社会看作是进化发展的，有力地批判了神造世界的唯心主义和天道不变的形而上学。总之，进化论大盛于中国思想界，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使保守、凝固的旧思想从体系上发生崩解。进化论从根本上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五四”前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