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年与《教育学》教材的编写

“教育”是60年代初我国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确定的8个专业领域之一。教育学专业的教材建设同其他专业一样，包括论、史、选三类，其中，作为论的《教育学》又是教育学专业教材建设的难点、重点。因此，选好《教育学》的主编成为受命主持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周扬的棘手问题。周扬经过认真调查，选择了刘佛年为《教育学》的主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本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选定了主持人。

（一）何以是刘佛年：学术背景

20世纪60年代，在经过了知识分子改造和反“右”以后，要在各个专业领域挑选各方面都适宜的知名学者出任高校教材的主编，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在教育学领域，一大批年长一代的学者如陈鹤琴等因受到批判而靠边站，刘佛年则因其丰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历练，历史地被选为中国官方主持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主编。

刘佛年（1914—2001），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91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小林桥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刘约真，宣统元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参加过同盟会和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进步文学社团“南社”的活动，辛亥革命后，参与创办《长沙日报》，后任湖南省政府公务员。刘佛年4岁丧母，6岁起在本乡国民小学就读。两年后，到醴陵县城澧泉小学读书。后转到长沙，先后在修业小学、楚怡小学读完高小。同时，随父亲学习《论语》、《孟子》和古文。

1925年，刘佛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明德中学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的学校。创办人胡元倓（1872—1940），清末拔贡出身，曾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察知日本维新之功，源于教育。而福泽渝吉创办庆应义塾，殚精竭虑，终身不参与政治，尤为先生所服膺。因决志以教育救国、培养中级社会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146]。1903年，在表兄龙璋、龙绂瑞等人的支持下，创办湖南明德学堂，自任监督。民国元勋黄兴曾任教于此。该校在胡元倓的主持下，锐意经营，颇富声望。1917年，教育部特颁“成德达才”匾额一方给该校，1926年又同北方的南开中学一道成为国内接受“中国教育基金委员会”津贴的两所中学之一。少年刘佛年在此接受了良好的中等教育。

1929年，刘佛年从长沙明德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预科。在两年的预科学习期间，刘佛年埋首于《左传》、《老子》、《庄子》及韩文、杜诗，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并对柏拉图、休谟、罗素等哲学家的著作有了初步的研读。1931年，刘佛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修读本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洛克、贝克莱、康德、黑格尔、老子、庄子等东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在教育方面，他学习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盖茨的《教育概论》、坎德尔的《比较教育学》，以及桑戴克、柯勒等人的心理学理论。在哲学和教育学方面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1935年大学毕业，考入广州学海书院，得院长张君劢的指导，继续研究黑格尔及中国古代的辩证法。1937年初，刘佛年到北京准备参加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院招生考试，在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赴欧洲留学的经费资助。1937年9月出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课程，撰写了关于古希腊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中辩证法比较的论文。留学期间，他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了英、法两国共产党及英国左派书社组织的一些活动。1939年暑期，他赴德国参观中小学，学习德语。

1939年年底，刘佛年留学回国。时值抗战的相持时期，国内时局维艰。1940年，刘佛年到位于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任副教授，讲授哲学史。1941年夏回到湖南，任位于安化县兰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教授，时任院长为廖世承。刘佛年在该校讲授哲学概论，但由于没有恰当的教材，乃改哲学概论为科学概论，介绍自然科学的原理，从中引申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密令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将他解聘。被迫回到醴陵，先后在开明中学、攸县临时中学教英文。

抗战胜利后，刘佛年于1946年到上海，同年10月，受聘为暨南大学教授，主讲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他在哲学概论课堂上，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派别来讲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教育哲学课堂上，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课本，并对该书进行分析、批判。^[147]同时，他还参加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活动，声援反美、反内战、反饥饿等斗争；他围绕社会和教育问题，开展学术研究，撰写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认识》、《进步教育与民主政治》、《唯物论与教育》等文章。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上海解放后，刘佛年先后担任暨南大学校委会常委兼秘书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教育工会副主席等职。1950年参加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任副秘书长。1951年春参加筹建华东师范大学，任常务委员。同年12月，任华东师范大学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此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任华东师大副校长。

在50年后期，刘佛年的主要工作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管理工作。他围绕教育管理和当时我国教育工作的实际，开展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发表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全面发展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在新中国的教育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刘佛年的求学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学术基础，为他受命主编《教育学》准备了条件，也成为周扬选中他为《教育学》主编的原因。

（二）花香苦寒尽：刘佛年主持编写《教育学》的曲折经历

1961年2月19日，周扬在上海召开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议请刘佛年主编“教育学”，并希望在半年内出书，以应燃眉之急。^[148]刘佛年接到任务后，感到“时间太紧，希望有调查研究的时间。如果不做调查研究，空发议论，说不服人。”但周扬从中央书记处接受的任务是“限期解决高校文科教材问题”，他不能给刘佛年以更多的时间，因而主张：“先编出一本来，教材总是先‘有’后‘好’，以后教材还可以换。现在编的教材字数不要太多，是纲要式的。”^[149]在这种“只争朝夕”的氛围之下，刘佛年着手《教育学》的编写工作。

1．组建编写班子

为了做好《教育学》的编写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同意刘佛年脱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行政工作，全力以赴做好教材编写工作，并抽调了教育学的教学、科研骨干教师组成了编写班子。当时参加编写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有：张家祥、瞿葆奎、胡守棻、张文郁、赵祥麟、雷尧珠、张济正等，此外，还抽调了上海师范学院的李伯黍、杨祖宏、章柳泉、陈科美和上海第一师范的杨嘉屏等。编写组封闭住到北京，专门从事编写工作。

2．编写《教育学讲授提纲》

为了应急，决定第一步于1961年6月底先编写出《教育学讲授提纲》。^[150]刘佛年和编写组的其他成员根据编订的纲目，先由编写组成员写出初稿，再由教育部出面邀请在京教育理论和教育行政的工作者讨论，再经编写组成员修改、主编定稿。这样，在刘佛年接受编写任务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教育学讲授提纲》便告完成。该《提纲》共分12章，每章1万多字。各章的标题分别是：教育的本质；我国教育的目的；教育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关系；教育计划；我国教育的性质；德育；智育；体育；人民教师；学校、家庭和社会；业余教育；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3．周扬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教育学讲授提纲》初稿编写好以后，主持文科教材建设的周扬进行了仔细审阅，并在1961年8月16日至18日的三天时间里，同编写组成员交换意见。周扬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151]第一，政策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政策是直接指导行动的，它要求立即见之于行动，口气是“必须”、“应当”等；而理论教科书则不同，它要给予规律性知识，使人更好地理解政策，主要告诉学生“是什么”、“不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这是教科书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问题。共同规律是“各阶级社会都相同的，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相同的规律，没有过时的，就得承认它。社会主义规律只能加进去，不能推翻它。没有共同的规律，就没有历史和继承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规律是特殊规律，我们应当以总结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经验为主，不是以中国古代的经验为主，也不是以外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为主，“教育学不总结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怎能说是我们的教育学呢”！但是，总结经验要上升为规律，“要总结经验，必须要有马列主义观点和古今中外的知识。这样才能有比较，才能下判断。”第三，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统一的问题。他认为：《提纲》的阶级观点是明显的，但缺少历史观点，要有历史观点才能避免阶级标签主义，一概否定的办法，“战斗性不能体现为否定一切，而在于与科学性结合”。第四，史论结合问题。阐述理论问题应作历史的叙述，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联系中，说明理论概念，否则，就会概念和概念打架，论应当是整个历史的经验总结，“史里要有论，论里要有史，在阐述概念时，要有史的叙述，要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第五，正面、反面问题。教科书要有正确的阐述，也要有反面的批判，有对于反面的批判，看起来生动、有战斗性。但教科书一般应以正面讲述为主，从总结经验来说，应总结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的经验，“对批判要有分析、论证，连对杜威的批判也是如此，这才有力。至于对陶行知，主要应肯定其进步方面，要说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当然，缺点也要讲”。第六，共性和特性问题。他指出：有时我们只讲了共性，不讲特性，任何教科书都应讲特性，“现在有人强调外行领导内行，不强调变外行为内行，好像越外行越好。这是鼓励工作一般化，以一般代替特殊，如以政治、生产来代替教育，以社会学代替心理学，不讲一般与特殊结合这是不对的”，“教育总还应谈知识观点的传授等特点”。周扬的上述意见，成为刘佛年主编《教育学》的宝贵指针。

周扬对《教育学》编写的指导不止于此。为了做好《教育学》等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周扬先后在一系列座谈会上，就文科教材的编写提出了颇有真知灼见的指导性意见。他在1962年5月向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对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文科教材的编写进一步提出了三条质量标准：^[152]

第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认为：文科的许多学科有很强的阶级性，其中的不少内容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密切联系，有些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都分。因此，编写文科教材，必须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占有资料，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充分利用中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优秀成果；反对修正主义，同时克服教条主义。但是，仅仅“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作为套语，空发议论，乱贴标签，不但不能起教科书应有的传授知识的作用，而且首先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处理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有关文化知识，作出科学的论断，不是容易的事，需要长期的刻苦钻研。鉴于我国目前学术界的状况，还不能要求每一本教材都具有完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勉强要求只能助长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因此，“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教材质量只能要求逐步提高。只要挑选的资料是适宜的、可靠的、有用的，观点是比较正确、比较进步的，就可以说达到初步的要求了。”

第二，中外古今不可偏废。周扬指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研究当前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问题，在文科教学中应占—个特殊重要的地位，但是，材料中所介绍的应当是比较成熟的经验总结和比较肯定的研究成果，时事问题和当前政策问题应向学生作专题报告，或结合有关课程讲解，不要轻易写进教材，“教材的任务，一般来说，只是阐明已有的经验总结和已经探索清楚的规律，不要把一些还不成熟的、还不肯定的经验和意见当作定论、当作规律来介绍给学生。同时，为了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知识，既要介绍中国的今天，也要介绍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既要介绍中国，也要介绍外国。对于外国知识的介绍，我们过去做得不够，今后应大大加强”。

第三，教科书的叙述力求简明生动，既能使学生发生兴趣，又让教师有发挥的余地。周扬要求：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说明，需要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古今中外的各种主要学派和观点，正反面的意见，先扼要地介绍给学生，然后再加以分析、评价和判断，说明为什么这个正确，那个不正确，“不能只介绍—方面，就简单地说只有这个正确，其他都是不正确的。既要反对虚伪的客观主义，也要反对武断”。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观点，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会正确的判断。

应该肯定，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左”倾思想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作为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扬希望教材编写“既要注意政治性和革命性，又要注意知识性和科学性，并使两方面较好地结合起来”^[153]。这些意见是中肯的、合理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为刘佛年主编《教育学》提供了理性的思考空间。

4．完成《教育学》初稿

周扬在审阅《教育学讲授提纲》后，明确要求编写组在1961年下半年将《提纲》印发，1962年上半年拿出《教育学》初稿，1962年下半年出版。

根据周扬的编写意见和期限要求，刘佛年和编写组成员进入了实质性的编写阶段，到1963年，编写组完成了《教育学》（讨论稿）。全书共14章，另有绪论和美育各一章，比此前的《教育学讲授提纲》的篇幅扩大很多。编写组在编写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当时出版的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资料，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1958年）、《列宁论国民教育》（1959年）、《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1958年）等，也充分利用了当时颁布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年）、《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年）等文件。

《教育学》（讨论稿）初稿完成后，为了作进一步的修改，刘佛年将讨论稿在内部发行，在华东师范大学试用，先后“四次内部印刷试用，四度修改补充，历时三年许”。^[154]1964年，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先是毛泽东在年初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修正主义”，下半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此背景下，刘佛年被调到北京参加撰写反修防修的批判文章，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师生也到安徽参加“四清”运动，《教育学》（讨论稿）的修改工作停顿下来。

5．刘佛年和《教育学》（讨论稿）在“文革”中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佛年被关进“牛棚”，因为没有查出政治历史方面的问题，1969年获“解放”。被“解放”的刘佛年虽然靠边站了，但因其特殊的教育研究者的身份，仍不时得到“结合”，有机会参与教育研究。一是参与为当时的上海市委收集国外教育信息的工作，这促成了《教育发展史资料》在1973年的出版，刘佛年“承担着收集外文资料并择要口译的任务”，使他有机会思考“二战”后国外教育的变化，“补上了解放后不了解外国教育现状这一课。”^[155]二是参加了上海市委写作组领导下的教育学编写组的工作，奉命编写反映当时“教育革命”形势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编写提纲〉》，到1975年编写组解散，编写工作没有下文。

这两项工作虽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不能说全无意义。对刘佛年个人而言，“‘文革’时期的特殊条件使我有机会广泛浏览教育书刊，思考教育问题，而又避开‘四人帮’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这是难得的”^[156]。就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进程而言，刘佛年在“文革”中因祸得福地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广泛接触国外教育信息的机会，并参与试图总结“教育革命”经验的教育学的编写工作，客观上也应当视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另外一种努力。

与《教育学》（讨论稿）主持人的命运一样，《教育学》（讨论稿）尚未正式面世就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编刘佛年被打倒，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庇护人周扬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初生的《教育学》（讨论稿）失去了保护，被视为“毒草”，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受到批判。批判集中在三个方面：^[157]第一，批判该书宣扬二元论，既承认教育为政治经济所决定，肯定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又认为教育要受儿童的发展所制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第二，批判该书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制造舆论。认为：该书不少地方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作理性说明，实际上是对1958年的“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第三，批判该书宣扬“智育第一”，是与凯洛夫教育学一脉相承，是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翻版；有的批评者更直接将刘佛年称为“中国的凯洛夫”。所幸的是，对《教育学》（讨论稿）的批判规模不算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该书的正式出版一事却只能因此胎死腹中了。

6．“文革”后《教育学》（讨论稿）应急出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刘佛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行政职务得到恢复，1978年8月被任命为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学》（讨论稿）同其主持人的命运一样，也获得了新生的机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工作逐步恢复并走上了正轨，师范院校重新重视教育学课程。为了适应教育学教学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78年6月重印由刘佛年主编的这本《教育学》（讨论稿）。但刘佛年和教育学编写组的成员感到：该书编写于60年代，时隔近20年后的70年代末出版，中间经历“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在许多方面是要修改的”。^[158]但时间紧迫，编写组只能做些简单的补救：一方面，请编写组成员张家祥、瞿葆奎修改文稿，主要是删除书中强调阶级斗争等与现实明显不相符合的部分，作文字润饰。另一方面，请金一鸣、储培君和钟启泉增写“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电化教育”两章。前一章根据新的材料阐明教育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讨论社会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问题；后一章介绍电化教育并阐明电化教育与教育改革的关系。

经过简单的修改，《教育学》（讨论稿）分上下两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署名“上海师范大学^[159]《教育学》编写组”。其中，上册的第1版出版于1979年5月，下册的第1版出版于1979年8月，第1次印刷各印了3万册。同年，《教育学》（讨论稿）的合订本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到1981年编写组函请人民教育出版社停印时，已4次印刷，印数近50万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育学》的教学和科研得到恢复的关键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