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年主编《教育学》的“中国化”语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面引进、学习和借鉴凯洛夫主编《教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摹本的同时，开始了自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探索，提出了“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尽管这些探索还不能说非常成功，但为刘佛年在20世纪60年代主编《教育学》提供了适宜的教育学“中国化”语境。

（一）自编应急《教育学》教材的宝贵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满足国内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学的急需，教育理论工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共同纲领》的精神、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尤其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有关论述，编辑出版过一些《教育学》的应急教材。比如：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新华书店1949年版、上海联合出版社印行的《教育学参考资料》；胡守棻编写、商务印书馆1950年出版的《新教育概论：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常春元编写、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程今吾编写、生活教育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新教育体系》等。这些教材都是当时为满足过渡时期《教育学》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教育学著作的代表，成为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宝贵探索，尽管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但从中可以窥见《教育学》“中国化”的某些特质。

1949年出版的《教育学参考资料》，是“解放后运用于师范学校的一本较早的教育学书籍”。^[135]当时师范学校教育科目的教材尚未来得及编辑成书，该书暂用为师范院校《教育概论》的基本教材。书中的材料，主要采自老解放区的文件和报刊。运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作为写作的基本资料，是该书的基本特征，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教育学起步阶段的基本特征。

作者在该书的“说明”中明确揭示，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毛主席对文化教育的—般指示，教学时应参考有关的文件（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作深入的研习，以期彻底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第二部分为关于新教育的制度、课程和方法，教学时，应联系第一部分的学习，并结合实际情况：一方面，具体地批判旧教育的缺点，把握新教育的性质；一方面，正确地理解新教育制度、课程和方法之变革的方向，避免认识上之“右”的和“左”的偏差。第三部分为关于学习的基本材料，教学时，应着重于教育工作者本身的思想改造与工作作风的改造。最后一部分附录，选载了几篇介绍苏联教育理论和方针的文字，是供教学时参证比较之用，并表示以后如有新的关于教育理论政策上的指示或文件发布，教学时应随时加以补充。

该书的目次如下：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论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讲话》）

二、新教育的制度、课程和方法

打碎旧的一套（《解放日报》社论）

论国民教育的改造（董纯才）

华北小学教育会议总结报告（节录）

关于办正规学校的问题（董纯才）

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三、论学习问题

论青年的学习问题（列宁）

整顿学风（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

什么叫做“从实际出发”（陆定一）

附录

晚近教育学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麦林斯基）

苏联教育的目标和组织（梅丁斯基）

苏联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渥兹涅辛斯基）

从上面的目次就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解放区的经验，再加上苏联及少量西方教育学的资料作附录，这就构成这本《教育学参考资料》的基本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作为《教育学》写作的基本材料，确保了教育学的“党性”，奠定了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基本写作模式。

胡守棻编写、商务印书馆1950年出版的《新教育概论：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共分6章，分别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理论根据、马列主义的教育本质、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社会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之哲学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生物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方法论。可以说全书试图完全用马克思主义来构建《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常春元编写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出版于1950年，是最早试图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来构建《教育学》体系的著作。正因为是尝试，存在不足是必然的。该书出版后，张凌光在《人民教育》杂志发表《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作者表示：有这样一本书出版，感到“真是很可惊异的事情”，但同时认为，书中“介绍老解放区教育，固有可取的地方，但整个说起来，写得未免过于大胆而草率”。比如，作者批评说：当时全国的教育方针、政策还未确定，但该书仅仅根据华北解放区的有关政策，就试图阐述我国“中小学的实施方针、行政组织与领导”，未免过于大胆而草率了。该文的作者还就该书存在的一些观点错误和选材不当等问题进行了批评；最后作者建议：“这本书必须好好修改，书名也应有改变。作者主观上虽然是很努力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但在写作上，必须采取更慎重的态度。”^[136]应该说这本教育学教程所开启的以中国领袖的言论构建教育学的路径，也成为此后中国《教育学》的写作模式。

除了上述新中国成立初期自编《教育学》的探索之外，在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国内学者以苏联《教育学》为样板，开始了编写《教育学》的尝试。比如：教育部于1952年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该大纲主要参考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编的苏联师范学校《教育学》的体系。由师范教育司邀请张凌光、丁浩川、朱智贤、陈选善等14位学者专家据上述《教学大纲》撰稿，潘开沛、王铁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了“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4册，暂缺第二章内容）。该书1956年出第5版时合并为2册，由陈元晖等修改，曹孚校订。在第5版《出版者的话》中表示：“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在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通俗地论述教育科学问题，以供师范学校学生学习之用。”^[137]该书对全国中等师范学校影响很大，到1958年“教育大革命”时停止使用，新的中师《教育学》教材直到80年代才出版。

这一阶段编写的教育学，除上述中师《教育学》外，不少高师院校都编写了《教育学》，只是正式出版的少。比如：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5年；其后，北京出版社1957年第一次印刷时，分上、中、下3册，同年第二次印刷时，则分为上、下2册）；陈友端、郑其龙编：《教育学》（上、下册，1954年）；东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6年）；开封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南京师院教育系编《教育学》（1959年）；华东师大教育学教研组、上海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初稿）（上、下册，1959年）；上海市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编写组编《教育学讲义》（试用稿）（上、下册，1959年）；华南师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初稿）（1959年）；华中师院教育系编《教育学》（初稿）（1959年）等。这些由高师编写的《教育学》，基本上是在模仿苏联尤其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基础上完成的。比如：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是1953年下半年，“为了提高各系公共必修教育学的教学质量，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而编写的。

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0年编教育图书目录（1949～1966）的统计，此期自编教育学著作共计57本，其中1955～1959年计45本，新中国教育学进入了第一个自编教材的高峰期。应该说，建国初期上述自编教育学的探索，是在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模仿痕迹浓厚，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应用还比较生硬，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但为我国最终编写出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学》教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召开后，展开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中苏关系出现变化。《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苏联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明确提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命题。同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138]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界也开始反省《教育学》的全面“苏化”、“凯洛夫化”，凯洛夫的《教育学》开始受到批判，教育学“中国化”论题提出。

1955年夏天，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提出了“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的问题。^[139]1957年1月23日，朱典馨在《文汇报》上撰文呼吁：我们“需要一本中国的教育学”，虽然“我们也曾编写过一些教育学，但基本上只是转述了苏联教育学，而看不出中国教育学的特色”。1957年春，曹孚在中央行政学院作了题为《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从教育与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入手，阐述教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反对教育理论中的僵化观念，批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否定把社会主义教育模式化与孤立化，对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提出了挑战，从而在方法论方面丰富了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发表了《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发表了孟宪承、廖世承、高觉敷、张耀翔、张文郁、萧孝嵘、欧元怀、陈科美、左任侠、杜佐周、沈白英、胡守棻、李伯棠等学者对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阐述了他们对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他们直指学习苏联教育学理论热潮中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倾向，鲜明地提出了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教育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张文郁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杜佐周批评“过去各院校教育学的教师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编教育学的提纲或讲义，可是内容却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不过是文字和编排形式而已”。瞿葆奎在《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阐述了教育学“中国化”的概念内涵，对教育学“中国化”应持的态度、应遵循的方向、方法以及目的等展开了全面讨论。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极“左”思潮在当时愈演愈烈，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没有得到理性的解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自编的《教育学》普遍用方针政策、领袖话语代替教育研究的理性思考，政策解释、语录汇集色彩浓厚。另一方面，在大跃进的“教育大革命”热潮中，高校贯彻“大跃进”、“群众路线”的精神，发动大学本科生参加或单独编写《教育学》教学大纲，甚至《教育学》教材，并与教师编写的大纲或教材进行评比。而且总是学生的先进，教师的落后；学生的受表扬，教师的挨批评。这就根本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进程遭到挫折。

比如：1959年下半年，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教育学会等组成的上海《教育学》编写组，在“大跃进”、“反右”的背景下，试图编著一部具有真正中国特质的“一流”的社会主义《教育学》，^[140]“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唯一指导思想，以党的教育方针为红线，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来阐述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并反映我国教育革命的丰富经验，尤其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以来丰富的创造性经验，全面揭露全日制学校（以中小学为主），半日制学校和工农业余学校教育的规律性，使我们的教育能为伟大的教育革命服务，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法宝服务”。1960年，印出了《教育学（初稿）》，分五编：第一编，毛泽东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二编，全日制学校教育；第三编，半日制学校教育；第四编，工农业余学校教育；第五编，教育的科学研究。这是一本囊括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教育学”。其中，共有九章内容主要针对全日制学校教育而言，涉及：全日制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德育、智育、体育、学生的生产劳动、学生的科学研究与科技活动、学校中的共青团少年先锋队与学生会、班主任工作、学校的组织和领导。在“智育”一章中，智育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确保教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贯彻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等，中国式的时代特色明显。

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取得实际进展的先兆。尽管最后因为极“左”思潮的影响而未能展开，但为刘佛年在60年代主编《教育学》提供了有利的理论语境。

（三）教材“中国化”的政策背景

建国初期，我国高校教材主要依靠引进苏联的高校教材逐步展开。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在课程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之后，我们就必须有计划地着手编辑高等学校的教材和参考书。我们应该大量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作为我们主要的参考资料，同时我们也要着手编辑一部分教材。我们在这个会议上，希望能够组织一个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全国专家来从事这一艰巨的事业。”^[141]从1950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到1956年，我国共翻译出版苏联理、工、农、医等科教材1393种；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仅中国人民大学就翻译出版一百多种苏联教材。

随着国内对苏联经验认识的不断加深，特别是1956年周恩来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国内高校开始关注自编教材和讲义的建设问题。1956年1月18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高等学校教材编写暂行办法》，规定由高等教育部等部门分工组织编写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3月，高教部等发出通知，委托有关高校编写工科和理科专业的教材，并提出了编写的原则。1956年8月，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关于编写教材工作，除继续翻译苏联的教本以外，必须加强教师们自己编写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工作。”^[142]同月，高等教育部与文化部联合发出《高等学校自编教材出版分工暂行规定》，确定由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43家出版社分工承担出版高校自编教材的任务；到1957年，完成组稿459种，出版自编教材60余种。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展开。大跃进期间，教育工作者响应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行了许多破天荒的尝试。在教材编写方面，采用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自编教材。同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提出：“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编。”^[143]毛泽东在1958年9月5日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谈到了大跃进中自编教材的“盛况”，他说：“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144]在这场自编教材的高潮中，虽然在短时间内编出了不少教材，但由于违背教育规律，大都质量不高，结果是造成高校课堂教材不足。根据1961年2月份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全市10多所高校中，约15％的课程无教科书或讲义，在其余85％的课程中，52％的课程的教材不能提前发到学生手中。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教育的正常秩序和教学质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196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高校教材问题，指出：高校教材工作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再逐步提高”，要本着“未立不破”的原则，采取“选”、“编”、“借”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要求教材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印刷清楚，既要有讲义和教科书，也要印发参考书^[145]。根据书记处的意见，理工农医和师范理科的教材由高教部党组负责，文科教材由中宣部负责。随后，成立了由国务院各部委参加的理工农医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国务院21个部主管教育的副部长和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等，包括蒋南翔、刘皑风、夏衍、吴子牧、路扬、崔义田、程照轩、杨寿山、钟夫翔、林泽生等。同年3月，教育部先后发出《解决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理、工、农、医各科教材的具体办法》、《关于解决高等学校理科各专业全部课程及工科各类专业基础课程和共同基础课程的教材问题的计划》。到同年8月初，全国理工农医类高等学校530个专业中，有360多个专业统一选编了教材。

相对于理工科教材而言，文科教材因其意识形态的紧密性，选编有其特殊的困难。1960年9、10月间，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确定了编选大学文科教材的任务。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下达了任务，限期解决高校文科教材问题。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拟定了中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教育、外语等7种专业和艺术院校7类专业的教学方案，以及224门课程的297种教材编选计划。6月17日，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教材是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建设文科教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迫切需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解决主要的教材，对教材质量的要求不能太高；只要材料比较充实，观点大体妥当，尽可能做到观点和材料统一；叙述简明、扼要，比较适合学生的程度和教学的要求；尽量反映比较成熟、比较肯定的经验总结和研究成果，不成熟、不肯定的东西不写进教材，保持教材的相对稳定性和科学性即可。会后，成立了文科教材选编工作办公室（1963年8月1日改名为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由周扬直接领导，设中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西语、东语等专业小组，分别由冯至、翦伯赞、艾思奇、许立群、于光远、陈元晖、李棣华、季羡林等一批著名专家担任组长，组织各方面专家集中编写。到1965年底，共编写出了73种187本本科教材和参考资料。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引进苏联教材，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确立的“自编”高校教材政策，高校教材“中国化”的探索，成为刘佛年主编《教育学》的政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