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的刘文典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五十年代末的刘文典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雷国维

（当代作家，1960年云大中文系毕业）

1956年8月，笔者由四川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新生入学，注册报到之后，便是走访系里的老师。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师资力量还是十分雄厚的。其时中文系的著名教授除李广田（他当时担任学校的校长）之外，还有刘文典教授。未到刘家，便听到许多关于他的逸闻趣事，有的还十分可笑，闻之令人捧腹。但有两条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其—是1928年11月，蒋介石到安庆视察，亲自召见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要他将学校里的“异党分子”也就是进步青年的名单交出来，刘文典不但一口回绝，而且当面顶撞蒋介石。蒋介石拍桌子，刘文典也拍桌子，甚至当面骂蒋介石是新军阀。气得蒋介石下令将刘文典囚禁起来，后来多亏蔡元培等元老的说情才使刘文典恢复了自由。其二便是刘文典早年参加同盟会，又是国学专家，尤以研究骈文为其特长，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做六十大寿，刘文典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并不知道这副对联是挖苦揶揄他的，令部下将对联挂在显要位置，后来被张群、陈布雷发现才撤下来。事后蒋介石十分恼怒，令其手下的特务去找刘文典算账，可惜晚了一步，当特务们赶到昆明时，刘文典早已到国外讲学去了。

我们这些新入学的学生，来到刘文典老师家，只见他身材不高，留着一撮胡子，戴着一副酒瓶底似的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袭灰色的长衫大褂，笑容满面地跟我们拉家常，不像令人敬畏的教授，俨然一位亲切的长者。他从一个云南特有的瓦罐中掏出一些荞丝请同学们吃，那荞丝黑糊糊的模样，没几个同学敢去尝试。当时刘文典正在修订《杜甫年谱》，我们在当年的国庆游行中，抬的中文系的科研成果便是刘文典的《杜甫年谱》的木制模型。1956年国庆时，刘文典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回来之后，他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中文系师生讲起到北京的观感，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时代，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他对共产党和祖国的热爱溢于言表。(www.guayunfan.com)刘文典给刘平章的信的信封

接着是不平凡的1957年，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早春时节，《云南日报》的记者便来采访刘文典，报纸上用了几个版刊登他的意见，他这些意见是与人为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接着便是“反右斗争”，一场“反右斗争”下来，刘文典的助教、研究生和曾采访过他的报社记者全部都划为“右派分子”，只有他幸免戴帽。从此之后，刘文典只好小心谨慎，不再说话了。

刘文典十分喜爱云南的地方戏：滇剧。每有新剧上演，他一定请学校派车，去大观戏院看戏。他与一些滇剧演员关系十分好，还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字，如给滇剧名角哈咏天的两个孩子取名为哈彤、哈铊……可惜好景不长，1958年后，汽油十分紧缺，当时学校总务处决定买一辆脚踏的三轮车供刘文典晚上坐着去看戏，但当时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便拒绝了。就在1958年春暖时节，刘文典应中文系要求给高年级同学开“考据学”。开了没有几节课，“反右倾运动”又开始了，李广田教授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行政职务也由校长降为副校长。在知识分子中，又开展引火烧身的“运动”，几个“左派”学生便画起刘文典的漫画，说他上两节课只讲了四个字——“晋太元中”，实在浪费云云。在这种氛围中不要说讲课，连修改《杜甫年谱》的机会也没有了，一代学者终于在郁闷的气氛中逝去……

摘自《香港大公报》2006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