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视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

(一)开阔视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

在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的。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结出了硕果，但中国学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研究却是极为不够的，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理论视野相当褊狭。从总体上看，人们基本上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缺少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视野。而当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时，其理论视野也基本上只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主要是作为一种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学风和研究方法而受到人们关注的。这种褊狭的理论视野使人们很难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当前和今后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首要的就是必须突破这种褊狭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150多年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这一发展历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它直接地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收了以往一切哲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是全部人类哲学思维发展最积极的成果。但是，它首先是或直接地是本民族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全新的阶段，是对本民族哲学思维传统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扬弃，代表着当时德意志民族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并在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本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它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种单纯的传播和影响范围的扩大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由此不仅在这些民族中产生了一系列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以往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个理论体系能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和表现，它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域性的现象，而是一种世界文化和历史现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在其完整意义上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根本基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曾不辞辛劳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大力引进西方的各种自然科学理论、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并由此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蔚为壮观的中西文化交汇、碰撞和冲突的局面。作为对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回应，中国思想界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论战，它们在学理的层面上把中西文化的大激荡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千辛万苦寻觅而来的各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以及他们据以提出的种种社会改造方案都在实践的严酷考验中一一破产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还只是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序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时还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与自强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中西文化观所经历的从“中体西用”论到“全盘西化”论再到“中西互补”论的演变过程大体相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拒斥到批判继承的转变过程。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才认识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并由此才真正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铸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率下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基础的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历了无数的曲折，特别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上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的发展终究克服了这些偏差，不仅创造了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而且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因此，即使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决非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这种应用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的创造为前提和中介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解，我们才能深刻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才能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