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耕耘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耕耘者——陶德麟先生哲学研究的路向及核心

李佃来

陶德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包括多个方面。例如，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执笔、整理出版《唯物辩证法大纲》，整理出版《李达文集》，探讨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等等。考察陶先生的理论活动会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来研究哲学问题的，自始至终都没有将哲学的研究高高悬放起来，进而使之成为书院里的心灵独舞，毋宁说，他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总是将理论的论述与现实问题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中国哲学的推进与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解答直接融贯在一起。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哲学活动的定位，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定位，而这一定位，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具有的致思方向。

一

陶先生成名很早。年仅24岁的他就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对罗森塔尔、尤金著《简明哲学辞典》关于“同一性”条目的释文提出了质疑，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简明哲学辞典》将“同一性”界定为“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这是成问题的。实质上，“唯物辩证法比形而上学和常识高明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仅看到了事物(现象)的自我同一，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现象)内部的矛盾。唯物辩证法所理解的同一，不是没有内在差别的同一，而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同一。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就应该是指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即指共处于统一体中的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事物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互相联结的关系，有机体这个事物中同化和异化两个对立面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关系”⁽²⁴⁸⁾。十分显然，陶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并没有盲目地信从在当时业已定格的苏联哲学模式，没有信从具有解释权威的苏联哲学家的观点，而是将这样的理解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家之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基础之上，又通过对具体事件和具体现象之辩证关系的生动说明，来阐述自己的具体观点。这是一种充满理论的张力和思想的解释力的哲学研究理路。这一哲学理路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其实并没有像相沿成习的见解所指认的那样，完全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拷贝，而没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相反，像陶先生这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这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认知，具有了中国化的特色。对于陶先生来说，“文革”前发表的一些其他论文，也都表明他是从中国实际的理论和现实语境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如果说，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对中国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联系起来，已经成为陶先生青年时期哲学研究的风骨和精神，那么，这种风骨和精神在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冲击之后愈益明显地呈现出来。“文革”的十年磨难使陶先生陷入痛苦的疑问和沉思当中:为什么千万善良的人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为什么没有利害冲突的人群转瞬间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什么国家面临绝境还说“形势大好”?通过思考这些问题，陶先生深深地认识到，“文革”的疯狂之所以能够持续十年之久，与它以唯心主义的荒谬理论作为支撑是不无相关的。这种哲学理论是从多年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孕育出来的怪胎，其核心就是以“语录”为判断真理的标准。这让陶先生更进一步认识到，哲学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荣枯、人民的福祸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哲学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定要高度重视关系到中国命运和现实走向的现实问题。这种认识，内化到陶先生的哲学品格中，随后的哲学耕作，都是在这一哲学品格的引导下进行的。

(一)关于真理标准

1978年，陶先生应邀前往北京参加关系到中国命运转向的“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的大会发言。发言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其二是“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三是“回答几个诘难”。这一发言的部分内容发表于《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²⁴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各个领域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搅得混乱不堪，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其集中的表现，就是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语录和权力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将无从说起。”⁽²⁵⁰⁾“以实践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惟一标准，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最科学的结论。如果抛开这个科学结论而另立标准，只能是重复以往各派哲学的错误，在理论上不是前进，而是倒退。”⁽²⁵¹⁾这些指证与话语，在一个错误认识潜入人心、思想引导极其混乱的年代，无疑具有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历史意义。

在之后的理论研究中，陶先生又认识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群众当中，都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歧见。最为突出的两种观点是:其一，逻辑证明也可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二，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认识的对象。陶先生认为，这两种观点指涉到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必须作出正确的回应，否则，在认识的真理性上就不能达及彻底。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发表了《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载《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他指出，逻辑证明是由前提推出结论的过程，它包括论据、推论和论题。但是，首先，论据——无论是陈述经验事实的命题，还是公理、定理、定义——的真实性就不能由逻辑来加以确定，因而逻辑证明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自身就不能保证；其次，逻辑证明需要遵守正确的推理形式，然而，推理形式的正确性也是不能通过逻辑来证明的，因为若是如此，还是需要用到推理形式，而这又需要证明，这样就形成了证明的无穷循环和无穷后退。因此，逻辑证明根本就无法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自然只能是实践。不过，指认逻辑证明能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回事，而指认它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起不起作用是另一回事，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提供新知识、辅助组织实践检验等。但不能将这些作用放大到检验真理的程度上，“因为在确定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这一点上，实际的‘判决’者并不是逻辑，而是实践”⁽²⁵²⁾。关于第二个问题，他发表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他指出，如若将认识的对象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就会导出一个同语反复的逻辑公式，即“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取决于认识与认识的对象是否符合”这样一句废话，可见，要判断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只有通过实践的结果来加以证实，而通过对象本身则根本无法证实。

(二)关于生产力标准

继真理标准讨论之后的10年，陶德麟先生又集中对生产力标准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回答了其中蕴涵的重要问题，并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和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他发现，人们在理解生产力标准时，是将之放到实践标准的框架中进行的，因而生产力标准动辄就被界定为“是实践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最彻底的运用、深化和发展”⁽²⁵³⁾。他认为，这一界定在一般意义上并无不可，但在严格的意义上，它是不准确的。它不能说明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进而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力标准提出来的独立意义。在他看来，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判定的问题是大不相同的，具体地说，“实践标准判定的是认识是否符合实际，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而生产力标准判定的是实践是否合理，即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这是不同论域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解决前一个问题虽然是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前提，但是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并不等于当然地解决了后一个问题”⁽²⁵⁴⁾。这是因为，从一个具有真理性的认识中可以引出多个实践方案，而这些实践方案在价值论上却可能是大相异质，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例如，“水能淹死人”是可以通过各种实践得到验证的一个真理，但通过认识这一真理，有人可能会造船架桥，有人则可能会投河自杀，甚至还有人可能会谋杀他人。若用实践检验，都可以达到预期目的，但何种行为合理，却是不能解决的。所以，生产力标准提出来就是要解决行为的合理性，即价值取向的问题。这对于改革开放的先导意义，可以直接彰显出来。

(三)中国当代哲学的走向

陶德麟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发表了多种著述，如《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等，探讨中国当代哲学的走向问题。在这些著述中，陶先生谈论到中国当代哲学，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向与特质时，重点突出了两点:一是强调哲学对当代中国生活的反思，二是强调哲学对自身当代形态的构建。关于第一点，他说道:“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它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中所处的位置的最集中的标志。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与当代亿万人民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²⁵⁵⁾“在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如果心目中没有中国几千年的极其丰富的文化传统，没有振兴中华民族的满腔热情，没有同亿万人民一起投身祖国现代化沸腾生活的激情，这个工作必将是苍白无力，没有根基，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²⁵⁶⁾关于第二点，他说道:“我们需要的不是僵化封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不断容纳当代人类思维的一切积极成果、充满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²⁵⁷⁾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随着当代实践、当代科学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而发展，否则，蜕化为一种教条的理论，就不会是危言耸听的事情。

二

在上述诸方面的哲学思考中，陶先生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哲学问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共通的，即都是将哲学的考量聚焦为对中国问题的解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变成中国人思考自己的民族命运的思想源泉。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此，生产力标准的讨论亦如此，对中国当代哲学的走向的理解亦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陶先生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方向和理论特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范式。这一点，在陶先生近些年的理论研究中，更加突出地体现出来。近10年以来，陶先生沉潜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等著述都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尤为重要的，这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检验标准等前提性问题的回答。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有些论者，特别是一些青年研究者，在这几年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出种种质疑，例如，有人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恩格斯哲学和苏联哲学的强烈影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的意义上发生和接入到中国思想视域中来的，因而也就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变形走样的变体；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的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而“中国”则是一种特殊性的规定，将这两者整合在一起，其实是矛盾连连、疑窦丛生的，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生硬地化为一种特殊性的东西，只会消解使之成为“普遍”的那些规定和因素，而几乎不可能在保留原本底色的基础之上造就一种新的东西，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根结底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这些质疑由于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所以，如何说明和论证这种可能性也就立刻成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项根本性、前提性的学术任务。陶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是进行了八十多年还在继续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经验的事实性的命题。那些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可能性的观点，经常是通过预设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列宁哲学以及斯大林哲学的对立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如何不可能的。这样的论证语式和立论根据，由于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统一性并因之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意义，因而实质上都是不能够成立的，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平心而论，这是一种极具思想穿透力的指证与论述，它不仅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而且也盘点出了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和引导意义。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这一点应当是自明的。然而，应当以理论或者文本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败得失，则是一个需要廓清的问题。对此，陶先生进行了明确的指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概念不是从书本研究，而是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既然如此，与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训诂学这样的问题不同，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败得失，就不能用注经的办法，以某个论断与某个文本是否符合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也就是说，应当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不是以文本为标准。他同时指出，不以文本为标准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败得失，并不是否认文本研究的意义和作用，相反，文本研究不仅有其自身的学术意义，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论证，是建立在对中国现代史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之上的，是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发展的总结为前提的，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引导意义同样是深刻的。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陶先生始终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从当代西方哲学中汲取思想养料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本民族固有的哲学传统相嫁接、相同化、相融会，才可能为本民族所接受，在本民族的土壤里存活”⁽²⁵⁸⁾。“在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有浓烈的中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毛泽东哲学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者注)，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深入人心，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哲学，成了中国哲学的继续和发展，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²⁵⁹⁾他同时指出，改革开放以前，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估计过于简单化，未能认真探讨西方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合之点，未能吸收融会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是中国哲学研究中曾经有过的一个缺点。在未来的哲学研究中，“中国思想界必将把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中一切合理的成分融为一体，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大地上发展自己的哲学，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灵魂。这种哲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²⁶⁰⁾。这些话语，对于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向及应有特质的意义是非凡的。

与此同时，陶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是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他引用黑格尔给J.H.沃斯的信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在陶先生看来，如同黑格尔让哲学说德语一样，中国人也应当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内化为中国人的思想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理解，与当年艾思竒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的理解是一致的。在我们看来，也与陶先生主张的“为文”之道是内在一致的。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道:“常思文事之难，在以简洁晓畅之词语，达深刻繁难之思想，而非反是。今青年作者文字佳者固不为不多，然亦有中西混杂，佶屈聱牙，读之不知其为西语抑为汉语，以示深奥者；有百字足以达意而必拉成千言，以炫渊博者。窃以为此风不可长。学术诚无国界。吸收外域名词术语乃至表达方式，乃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必然之途，且大有利于丰富汉语，此无疑也。然此种吸收，必使融入汉语系统及语境之中，成为有机成分。不然，是以汉字书外文，以汉语作洋腔，国人读之将如诵天书，不知所云矣。此等文字即以译著目之亦断难视为佳品，而况国人自著之书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可不察也。”⁽²⁶¹⁾

三

陶德麟先生之所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升到“中国化”的高度上，始终从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们看来，有两个原因是不能忽视的，一是李达的影响，二是他自身的为人为学之道。

其一，李达的影响。众所周知，陶先生青年时期因为才华出众而得到李达的赏识，之后成为李达的科研助手。李达是他学习哲学的启蒙老师，13年的言传身教使他终生受益。李达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没有按部就班地按照苏联人的理解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毋宁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将自己的创造融贯其中的。这一过程，没有脱离中国的理论与历史语境，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变成书斋里的游戏。正如陶先生在《学习李达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所说的那样:“他(指李达——引者注)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作为立身的信条，矢志不渝，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在半个世纪的惊涛骇浪中执著地顽强地学习、理解、探索、实践，用笔和舌为捍卫和推进这一科学真理而奋斗，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²⁶²⁾正是这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深深影响到陶先生，在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李达开创的思想传统，而是将这一优秀的传统发扬光大，从而影响到几代后学。

其二，为人为学之道。陶先生曾恳切地说道:“余意为学之道，首在为人。为人之道，首在立志。志之所在，学之所归也。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标的之高虽难于企及，然取法乎上，不可不勉。要当有忧国忧民之热忱，关怀人类之激情，追求真理之渴望，然后始克有恢弘气象，高尚人格，卓尔独立，涅而不淄。苟汲汲于一己之私，乃至曲学阿世，虽胸罗万卷，亦不过假寇以兵，资盗以粮，殊无足取。我中华民族之血泪史断不可忘，立吾国于当代之志断不可夺。为学之鹄，舍此无他。”⁽²⁶³⁾“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并不说明它与现实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它终究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高耸入云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然而哲学又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不能没有民族的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不断地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着的丰富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给予理论的回答，正是哲学在中国的生命之源和必由之路。我想，真能‘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大概是没有的，但哲学家不可无为此献身的情怀。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我为之神往而不敢不勉的箴言。”⁽²⁶⁴⁾这些话语，正是陶先生人格和学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投身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根本的内驱力。

陶德麟先生年近八十但仍然勤于笔耕，这令后学的我们敬仰不已。我古文功底甚是浅薄，更不善作诗填词，故在此借用陶先生曾经为张培刚先生八十华诞作的诗句表达心中的敬仰之情:

笔走龙蛇六十春，早年宏论已蜚声。

老来庾信思弥健，犹上文坛领异军。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