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毫无必要的”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毫无必要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一定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使是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毫无意义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要性的否定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未必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靠“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陶德麟教授也曾作过深刻的辨驳^[8]，下面拟再作些论析。

有人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没有必要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为什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因为它是科学。科学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普遍性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处理特殊和个别的指导，而不是要把它完全变成特殊和个别的东西。平面几何、高等数学、普通物理都是科学，是真理。我们难道也要把它们‘中国化’吗?它们能‘中国化’吗?把它们‘中国化’有意义吗?”^[9]在我看来，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上述所谓的“道理”也是根本不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变成特殊和个别的东西”，而是普遍与特殊的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普遍与特殊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只是由普遍向特殊的运动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它也包含着由特殊向普遍的运动即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双向运动并作为这种双向运动的结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则和基本精神，又带有中国所独有的特点。只有这种在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中产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对于处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指导作用。其实，一切普遍的原理要用来作为处理特殊的东西的指导，都必须经由普遍与特殊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所以自然科学中不仅有致力于探索普遍原理的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而且也有将普遍原理运用于特殊对象的技术科学或应用研究。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即自然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并不会因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谈论自然科学“中国化”是毫无意义的；而哲学的研究对象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却不然，它必然会因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因此，要运用作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普遍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处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绝对必要的。上述那种以谈论自然科学“中国化”毫无意义为由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的看法，至少是不懂得哲学和自然科学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具有的重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