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探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探析^[1]

于桂芝

摘　要：中国社会的实践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是不可分割且相互交织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就是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由此决定的实践需要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成功转换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展开，力图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

关键词：实践逻辑　逻辑转换　逻辑起点　逻辑核心　逻辑体系

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着：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和实践唯物主义成功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改革的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显示了勃勃生机；另一方面自从“以人为本”提出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失语之声”又不绝于耳，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再多，也无助于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导致这两种倾向的深层原因在于，主观脱离客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真正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没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前者无视当下问题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后者似乎强调中国实际，实际上是扭曲了中国实际，把中国实际肢解、碎片化了，割裂了从时代高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实际。鉴于此，笔者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来，中国社会实践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又反映并推动着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进程，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其中蕴含的实践逻辑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由此决定的实践需要的发展逻辑。因此，本文拟从实践逻辑的起点出发，围绕实践逻辑的核心范畴来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转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总结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以期指导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的起点

众所周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自始至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正像恩格斯所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其核心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问题，这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出发点。同理，确立并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不难发现，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其基本问题也随之中国化了，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换言之，就是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当然这个基本问题的成功转换是由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改革的实践需要以及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了自强自救，中国人发起洋务运动，尝试维新改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此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各种新思想纷纷涌入，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巨大冲击。结果形成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使得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想要不被列强所亡，必须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改造。直接结果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不过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缺乏独立性。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才使先进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道理，于是认识和尊重中国社会革命实践就成为全党的共识。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长期处于劣势，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当时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3]他已经明确提出客观与主观是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又分析，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4]。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其实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紧紧围绕怎样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展开的。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6]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7]直到实事求是思想的确立，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开始，而且这一逻辑转换不仅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而且也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始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再次证明：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更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1980年12月，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8]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实质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可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实事求是实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实事求是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实事求是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因而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其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的核心

任何哲学理论都有一个明确的核心范畴，该核心范畴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架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逻辑起点转换之后，确立核心范畴自然就是构建这一理论体系的关键和枢纽。

众所周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范畴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实践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因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正是由于实践范畴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9]。可见，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转换，是通过毛泽东而最终由邓小平等人来实现的。

毛泽东不仅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借助于对实事求是的经典性诠释和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核心范畴。他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之后毛泽东又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也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主题思想。毛泽东上述思想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毛泽东在该文中不仅提出了实践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过程要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观点，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主观和客观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就表现为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两个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过程中，将这一经验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0]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范畴。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他支持和引导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推动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全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不仅如此，他更加注重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牢牢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进程中核心范畴的逻辑转换。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1]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2]接着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3]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核心和本质，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我是实事求是派”^[14]成了邓小平个人品格的鲜明写照，确立了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确立与实施，无一不是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引和推动之下实现的。总的来说，邓小平理论实质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实事求是，由此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规律和理论策略。实事求是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更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由此可见，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江泽民也说过：实事求是是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内涵。其实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最大启迪，不在于向世界展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在于从更深层次上还原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

当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成功转换的时候，不能不交代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毫无疑问，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同样道理，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解决中国社会的实践任务、满足中国社会的实践需要是全部问题的核心，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事项是否成功的标准，其实质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转换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即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等人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这完全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由此决定的实践需要发展的必然结果。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历史上中国人民有过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生成新的理论；离开了中国实际、扭曲了中国实际或是肢解了中国实际，来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过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为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以及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逻辑。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的成功转换，实事求是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金钥匙。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的体系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为其学说建立起自己的逻辑体系。但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有一个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具有特定的逻辑架构，按照这种逻辑架构的内在矛盾运动而建立起来的概念系统，就成为一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一个全面的经典的理论体系并不等于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有一个逻辑体系。以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由于缺乏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及其转换的意识，没有充分估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转换的可能与现实，从而未能建构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如今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起点与核心范畴及其转换的视域，就可以尝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有助于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展开，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应该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和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具有中国智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和开放性。

以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之初转换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该体系包括四个部分：其一是唯物论，通过哲学基本问题论述世界物质统一性；其二是辩证法，通过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其三是认识论，揭示认识的运动规律；其四是唯物史观，通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而揭示人类社会运动规律。“正是这一体系向几千年来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灌输了科学理性，它的传播是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因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个现实就够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在今天，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接受科学理性的。”^[15]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起过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通常有人把该体系概括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

基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出来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是其核心范畴，探讨人与世界（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其全部内容，并在主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基础上，添加了主客体的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使价值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体现了人在历史中的选择。其基本精神仍然是实事求是。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基于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实践需要的变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运用、发展和创新的过程。毫无疑问，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下展开的，反过来又是以其结果检验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否正确的，这一逻辑贯穿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之中。

其实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一个体系，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创新发展，它们总结和提升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经验，且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了中国特色。比如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而作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长期斗争中形成的。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努力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在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上，最早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体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萌芽和形成过程。继《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高度对教条主义的分析批判后，毛泽东又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升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运用它对各种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成功分析，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观点、关于党和军队方面的科学论断、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关于文化工作等方面的重要论述，都是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关于实事求是，邓小平在1980年2月也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6]他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实事求是；在此基础上又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逻辑架构和基本内容，进而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7]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发扬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江泽民倡导的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目标。“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也是基于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性问题的实事求是反映。可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不论具体内容如何变化，实事求是始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范畴，而且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深刻体现。某种意义上说，包含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及贯穿实事求是思想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裔中仅有的、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魅力的理论版本了。只有系统地综合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主题，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逻辑进程。

总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主题的变化决定了哲学理论的变迁，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的建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研究“中国问题”、提升“中国经验”、创建“中国模式”的理论自觉过程。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注释】

[1]*本文是2011年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G11-A33）的阶段性成果。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15]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7]郭湛、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