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及内涵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目的都是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一般认为，在中国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提出，现在需要来一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艾思奇这里讲的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则是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1]那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关系？二者的“中国化”内涵外延有什么关系？

一方面，二者密切相关，难以断然分割。一直以来，理论界的大多数人习惯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起来。在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文章中，经常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阐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时，经常将二者等同对待。汪信砚在《视野、论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三个方法论问题》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

这种表述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下完成的。我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述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和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包括认识发展历史的科学总结，并在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中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完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构成，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一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密切，不能割裂。

另一方面，二者的外延、内涵又有所区别。首先，二者的外延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思想基础部分，即认识看待中国社会的根本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立场、依靠对象及其主客观条件、历史进程的辩证把握等思想智慧部分，其对其他部分的理论理解和实际构建起着理论前导和理论支撑、提供哲学依据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是个发端，也是主线。因此，二者不能互相替代。其次，二者的内涵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观点的中国化的表述和发展，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层次上中国化的结果。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能体现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意义。

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认识其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价值引领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一书中，安启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做了明确的区分与界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在内容上具有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没有的中国特色，再进一步说，主要指内容，而不是形式。”^[3]本章则是在二者的区分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