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结构转型和发展模式创新

五、中国经济需要结构转型和发展模式创新　——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0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会议综述

张建华　程　文

全球经济正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即将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肩负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使命，建设创新型国家任重道远。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角色与定位，理性分析中国经济社会新特征，寻求创新之策，谋求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与和谐发展之路。为此，由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华中科技大学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0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2010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华中科技大学隆重召开。帕金斯（Dwight H.Perkins）、李实、卢锋、张军等学者的四部论著获奖，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创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海内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围绕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转型特征与政策选择，“两型”社会建设与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与制度建设，发展模式比较与中国发展模式创新等内容进行了研讨。

一、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转型特征与政策选择

1.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与现状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处于历史关键时期，本次转型具有和以往不同的新特征、新背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有六点：第一个背景是我国外需和出口还将在低位徘徊一段时间，不能寄于过高的期望；第二个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第三个背景是我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会面临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第四个背景是如何通过转型来化解经济泡沫，使我们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第五个背景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高成本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第六个背景是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如何去化解和应对出现的众多社会矛盾。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现状，北京大学姚洋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二个是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比较快。我国发展动力原来主要是依靠外需、依靠出口，今后要更多地向依靠内需、依靠消费转型。

武汉大学郭熙保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适时地转变，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投资驱动的发展战略向大众消费驱动的发展战略转变；二是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应该向区域城乡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三是转变发展思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消除歧视性的二元经济体制，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2.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来政策导向

武汉大学伍新木认为，中国为了保持在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稳定发展，其应对政策存在以下三个误区：一是我国的政策过分强调替代市场的政策，导致大幅度的国进民退；二是在危机中政府采取了很多计划经济的手段，但不能把应对经济危机的暂时手段常态化，中国的市场化远远不够，仍然还要继续推进市场化竞争；三是中国金融创新并非过度，而是不足，应进一步鼓励金融创新。

在经济政策的方向选择上，中国社科院王利民认为，我国政府应采取以增加公共消费为主、增加公共投资为辅，减个人所得税为主、减公司所得税为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通过提升名义汇率，适当容忍结构性通胀，促使全民都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扩财政、升汇率的过程当中，还应通过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来保持货币稳定。

在经济政策的类型选择上，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从总需求管理转向总供给的管理，应该采取积极的总供给管理政策和稳健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积极的总供给管理政策，主要以推进环保、能源、生物领域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为目标，以完成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型。稳健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主要目标则是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的泡沫。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资产泡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在经济政策的长短期搭配上，中国人民大学毛振华认为，我国从短期来看要保增长，长期来看要保民生、保稳定，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而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房地产调控出台的政策混淆了长期的民生工程和短期保证经济增长的差别，另一个是在货币政策领域，采取的政策速度过快、过频、过急。

在政策选择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上，中国社科院许建康认为，后发国家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当中面临着大量的政策选择，其主观愿望可能很好，但是它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转的影响和约束。而历史上各国凡是能进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尝试，都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大震荡的时期，而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一能够进行跨越的时期。中国过去非常依靠国外市场，而现在国外市场在紧缩，这正好倒逼着我国的发展模式进行转变、创新。

二、“两型”社会建设与新型城市化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我们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在低碳工业化和低碳城市化方面，华中科技大学宋德勇认为，中国过去所实行的高碳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和资源，带来碳的排放大幅度增长和环境污染。而要发展低碳城市化，必须发展低碳产业，这既包括我国传统产业的低碳化，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也应大力倡导。

江西农业大学杨晶分析了低碳经济背景下节能减排政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她通过对产业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指出能源行业与建筑行业的能源投入就业弹性较大，而农业、服务业等行业的能源投入就业弹性很小。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国家应加大对绿色农业与服务业等行业的投入，这样既能增加就业又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方面，北京交通大学王秋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源消费结构、能源禀赋结构、城市形态结构和产权结构的调整对各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国际产业分工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正相关的，交通模式结构变化对各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技术水平的系数非常小且不显著。因此，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径。

在环境保护方面，湖北社会科学院陈文科认为，要破解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应把破解生态危机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因为生态危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将是长期的。中国出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和淡水资源枯竭型城市已经给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我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更不能以牺牲农业生产为代价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过渡的伟大变革。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因此政府应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推进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在具体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方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王传宝从浙江实施“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的现状，分析了浙江全域都市化的可行性。随后，重点研究了浙江加快全域都市化进程的实施路径，尤其提出浙江全域都市化路径必须包含的五个子路径。最后，提出了深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统筹城乡生态建设、统筹解决城乡人口市民化问题及城乡物流业发展等五大措施来保障全域都市化的实施。

三、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在工业化的运行模式上，陕西师范大学李忠民认为，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农业资源工业化、矿产资源工业化以及能源资源工业化，使得大量租金被利益集团占有，而地方民众的生活改善不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因此，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组成的三维空间的协调发展为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应重点培育有竞争力的，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产业。具体包括：以旅游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制造业，新一代IT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生物医疗保健业，文化传媒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

在沿海地区农业发展转型方面，北京师范大学胡必亮通过对广东的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讨论了非正式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网络等对中国农村改革及发展模式创新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并着重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转型。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农业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幅度下降，而工资收入基本没有变化，但是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项本武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使用行业数据探讨了我国工业自主创新效率问题。分析表明，产业集中度、对外开放度、产业赢利能力对工业自主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国有产权比重对工业自主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过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对于自主创新效率高的行业以及具有节能减排的行业给予投入倾斜，对于国有产权比重高的企业深化改革等措施可以提高工业自主创新效率。

北京市委宣传部梅松认为，在扩大内需、提升消费结构的背景下应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它具有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附加值高和资源能耗低的特点，并能有效提升消费结构，促进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型。

湖北省委党校邹德文认为，我国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存在重复建设、布局雷同、核心技术急需提高等问题。因此，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政府要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引导，突出各个地区的产业特色，避免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还应加快完善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机制，通过股权激励机制，引进高端人才来加快其发展。

在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上，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认为中国地区产业专业化的演变呈现出U形规律，即地区的产业结构首先多样化，但当人均收入超过某一水平后，经济资源在该地区产业间的分配将再度趋于集中。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东部地区应通过低附加值产业的转移，促进地区产业专业化和高级化；中部地区则应大力发展原有优势产业，巩固地区产业专业化水平；而西部地区应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地区产业多样化。

四、收入分配与制度建设

1.收入分配

在收入分配上，北京师范大学李实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税收的调节不力；受教育机会不公平以及腐败收入、灰色收入引致分配不公。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完善最低工资政策及工资谈判机制，提升就业数量和质量，改变增长方式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等措施来改善收入的初次分配，并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实行财产税和遗产税，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等政策来改善初次收入的再分配。加之以完善收入监管制度，完善税收监管制度，实行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的公布制度等配套措施，以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

中国社科院张曙光认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里面的比重。为此，劳动部门应建立合理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应积极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其次，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里面的比重，这就必须对垄断部门占有的大量资源、要素征收租金，并将租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民生。

2.制度与经济增长

复旦大学张军认为，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具体包括：加强中央对地方领导人的直接控制，引入基于经济业绩的官员晋升体系，重新划分并制度化中央和地方的收入与支出范围，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并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等。而中国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不同表现，与其归因于财政分权，还不如归因于分权导致的再集权方式的差异。

在合约选择理论方面，华中科技大学张卫东认为，合约选择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基础。中国经济改革是通过合约的自由选择和有效的执行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造就了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使用。签约权非常重要，能够进行交易并有选择权的话，资源就能从价格低的位置流动到价格高的位置，优质的企业资本和人力资本就能得到最好的配置。但以责任合约为特征的经济会导致过度竞争，而合约签订的不公正，人为操作的因素，也是未来中国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3.农村土地制度

在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上，郭熙保认为，目前中国城乡差别的根源在于土地的二元经济体制。这表现在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都是集体土地，在市场上买卖的好处大部分被城市居民获得，这样就导致了城乡之间财产收入的差别越来越大。这种二元土地制度应该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应该把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国有化，在统一的国家政策下来推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进程。

在农民土地持有权制度上，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徐汉明认为，农民对土地的控制持有缺位、市场主体缺位、土地产权的保障制度不配套等原因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裂痕，同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对此，他提出应促进农民的土地资本产权分配方式多元化，明确农民持有土地产权的法定地位，建立农民持有土地产权体系，以此来完善农民土地持有权制度。

4.腐败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春学认为，中国模式中经济模式虽然是成功的，但社会模式却是失败的。中国的腐败问题正日益呈现出普遍化、半公开化和秩序化的趋势，这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他认为这一现象的成因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模糊，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不分的制度安排。而中国反腐败核心制度的缺失，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因此，中国必须建立起政府部门财务公开公示制度、独立的腐败查处制度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的问责制。

华中科技大学范子英指出，转移支付每增加1%，会使得腐败立案数增加0.45%，这一现象的微观机制：一是转移支付，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会增加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度，从而使得地方官员有更多的腐败机会，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会使得腐败立案数增加0.3%；二是转移支付还会降低地方政府用于监管的投入，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会使得地方政府用于公检法的支出减少0.1%。他认为政府应重点监督转移支付及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降低腐败案件的发生率。

五、发展模式比较与中国发展模式创新

1.发展模式比较

复旦大学张军通过对比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国家能力的塑造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俄罗斯的转型战略带有典型的“后华盛顿共识”的色彩，把所有制的改革放在第一位，优先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和经济控制的完全自由化。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转型策略则更加谨慎和务实，遵循的是一种经验主义和增量主义的策略。在俄罗斯，改革者在转型初期没有去加强和重建国家制度，而是将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置于重建国家能力目标之上了。而在中国，国家制度和政府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发展目标的创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现祥认为，国富不一定国强，民富国才能强。我国国富的原因在于政府掌控了大量资源，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要素增值向政府转移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这种国富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从而导致大量的形象工程和企业产能过剩。其次，还会导致寻租和腐败，不利于自主创新和内需的扩大，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政府应积极转变和调整收入分配方式，更多地关注民生发展。

郭熙保认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破除对GDP的崇拜，切实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转变发展模式首先要转变理念，也就是说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增进人的福祉为终点，而不是以增长高低论成败。只有保证人的发展，才能真正协调发展。增长引擎要适当地减速，在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当中，一定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减缓中国的增长速度。

3.以消费主导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创新

哈佛大学帕金斯认为，中国消费占GDP比率过低是由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增加，不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高额的教育成本以及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缺失等因素所导致。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要求其控制下的银行及工业企业大幅增加投资，许多业已产能过剩的行业继续扩张生产。而另一部分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和股市，从而重新开始或延续了这些市场的泡沫。

在提高国内消费问题上，南京大学沈坤荣认为，以往的增长动力中，外需主要是出口，内需主要是投资，目前我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升消费。提升消费首先要提升基层民众的收入水平，没有收入就不可能有消费，其次是要改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环境。解决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政府体制的改革，一是积极推进要素的市场化，构建有限政府，二是改善政府的服务质量，要构建有效政府。

其次，就中国投资率过高的问题而言，北京大学卢锋认为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非常有利，就理论而言，经济增长可持续程度越高，投资率就应该越高。而合意的投资率取决于很多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它需要从一个成本和投资收益的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但政府主导的强行投资，是一种扭曲了价格信号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投资率是不是过高，而在于投资的机制、效率是不是符合经济规律，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

在控制政府投资问题上，北京大学姚洋认为，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会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这一过程是通过两种机制产生的：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越多，第二产业越发达，但第二产业的劳动报酬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较多时，会增加资金的回报，工业的利润会上升，而居民的消费下降。因此，政府应将投资转向基础教育，提升初中或者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的教育水平，把大量发行的基础设施国债改成基础教育国债。

最后，在缓解外部失衡问题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钱学锋认为，实施种类偏向性进口刺激政策可以通过满足消费者的产品种类偏好及降低进口价格指数来增加消费者福利，还能通过成本效应、水平效应、竞争效应及质量与互补机制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进步，并改善贸易利得，提升国家整体福利。

4.创新驱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在构建创新驱动时代的必要性上，哈佛大学帕金斯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上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较低水平的家庭消费使得政府的消费和投资不得不处于高水平。未来中国应该更加鼓励家庭消费，并将政府投资投向健康、医疗和教育，并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构建创新驱动时代的体制保障上，南京大学沈坤荣认为，我国可以通过高科技人才引进来带动资本引进与技术引进，从而推动产业转型。通过构建服务型的政府，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来促进创新。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税制上仍需要从上而下的改革，这样的调整将为构建创新型社会提供一个制度的保障。

在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南京大学李光泗通过构建三部门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第一，新产品创新、专利技术创新、发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第二，自主研发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程度最大，显著性水平最高；第三，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技术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国经济转型要求技术进步路径逐渐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方式，并且技术进步应具有可持续性和知识累积效应。

（刊发于《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