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型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能力低下，我国长期面临食物保障能力不足、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的局面，食物保障只能优先解决人们生理所需基本热能问题。近六十几年来，我国食物产业的重点就是尽可能充分利用土地、水资源、化肥要素等条件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和提高粮食产量。这种发展方式在初级发展阶段有其必然性，但在我国食物安全水平已经较高的情况下，靠拼资源、拼消耗追求产量、不重效率的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变。

1.过度垦殖使得生态环境压力巨大

为满足人类食品需求，很多国家开垦土地甚至砍伐森林。据联合国2005 年3月30日发表的《千年生态评估报告》提供的数据，从1945年至今，人类开垦种植的土地比18、19世纪开垦耕地之和还多。为满足人类食品需求，很多国家开垦土地甚至砍伐森林。自秦汉以后，我国的农业技术就已经比较成熟，直到近代粮食的单产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满足粮食消费，主要依靠垦荒实现粮食生产的平面拓展。也正是这种拓展，带动了人口迁移、社会的变迁和文明的传承。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垦殖后，能够种粮的地方基本上已经种粮了。到18世纪末，我国的耕地总面积约为10.5亿亩。新中国成立以后，垦荒力度继续加大，大量林地、草地、湿地、滩涂转为了耕地。1949年，我国实有耕地面积为14.68亿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垦荒力度相当大。农垦系统的耕地就达0.93亿亩。除此之外，各地也开发了大量耕地。近十余年来，“镰刀弯”地带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部分多为新垦土地所贡献。

据第二次全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数据（1999～2000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56万平方公里，超过国土面积的1/3。年均土壤侵蚀总量45.2亿吨，约占全球土壤侵蚀总量的1/5。主要流域年均土壤侵蚀量为每平方公里3400多吨，黄土高原部分地区甚至超过3万吨。水土大量流失给粮食生产和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非常巨大，我国每年因此减少耕地平均约100万亩，河道行洪和湖库调蓄能力削弱。1950～1999年，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泥沙92亿吨，致使河床普遍抬高2～4米。全国8万多座水库年均淤积16.24亿立方米。据第四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数据（2005～2010年），我国沙化土地面积173万平方公里，达到国土面积的18%。自世纪之交开始，我国先后加强或实施了造林绿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石漠化治理、湿地保护等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方面的工程，生态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据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2014年），我国森林面积达到31.35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63%。预计到2015年，可望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5万平方公里。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土流失问题仍然根深蒂固，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总量的3.5%。

2.生产结构不够科学合理

食物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品，包括口粮、动物性食品、食用油、蔬菜、豆类、薯类、果品、糖、酒类、饮料，等等。由于生产对象的生物学特性千差万别，不同类型食物的生产方式也迥然有异。在生产力水平较低、食物供应不足的发展阶段，人们最迫切需要解决基本口粮问题。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基本的取向是尽可能多产出作为口粮的籽实。因此，最主要口粮稻、麦是发展重中之重，在进入新世纪以前，这两个品种的产量长期占粮食产量的60%以上。但随着生产力发展、食物保障水平提高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的口粮消费水平会降低，消费的食物种类会快速丰富和多元，对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色香味形等方面的追求会明显增强。目前，我国发展到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稳定在850斤以上，口粮已经具有足够保证，传统口粮主导型生产结构的不适应性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一是口粮作物结构单一。我国地域广阔，粮食作物种类众多，除了大宗稻、麦、玉米、大豆、红薯、马铃薯等品种外，各类杂粮品种（如荞麦、燕麦、糜子、谷子、高粱、青稞、蚕豆、豌豆、绿豆等）也是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杂粮产量虽然偏低，但有独特的品质，与大宗粮食品种搭配不仅能改善口粮的营养结构，而且能够预防和缓解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动脉硬化等疾病。我国素有“小杂粮王国”之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杂粮产量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20%以上。但在追求提高粮食总产为基本取向的政策体系的影响下，我国杂粮播种面积和产量大幅下降。近年来，我国杂粮播种面积保持在2亿亩上下、产量在4000万吨左右，占粮食总产的比重在8%左右。

二是粮饲发展不协调。饲料作物与口粮型作物都是食物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粮食供应非常充足的美国，也在推广利用农作物茎叶、酒厂废物、家禽、家畜粪尿、纤维素、石油化工产品等加工饲料。为追求口粮产量，我国长期将发展重点放在了籽实产量高的作物上，对作物也主要利用籽实。在动物性食品需求迅速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我国仍侧重通过生产籽实提供饲料原料。饲料用粮占我国粮食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1/3，而且还在继续提高。但饲料的营养成分来源是广泛的，作物的营养不仅分布在籽实中，茎、根、叶等中也有分布，虽然有的作物籽实产量不高，但整株营养含量较高，提供营养的效率更高。

三是资源利用不够。近年来，我国耕地的复种指数为130%左右，而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理论复种指数可以达到180%以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理论复种指数可以达到260%以上。口粮型作物对水分、肥料、活动积温等方面的要求较高，发展受耕地面积、季节性制约较大。而不少作物（如苜蓿、象草、苏丹草、高丹草、三叶草、三叶豆、沙打旺、苦荬菜、巢菜、鸡眼草等）的营养含量较高，不少品种可以在草地、林地和非籽实作物生产季节生产，但我国长期以追求谷物产量为主要取向，对这些作物的发展重视不够。

四是加工过度精细。在解决温饱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存在明显过于精细化的倾向，粮食加工企业也过于追求加工口粮的外观，不仅造成浪费，而且不利于健康。加工米包括糙米、标二米、标一米和精制米，由于稻米营养成分具有由表及里依次递减的特征，包括胚以及果皮、种皮、糊粉层和胚乳等的糙米的营养成分是最为完全的。加工越精细，营养成分损失越多。从出米率来看，标一米、特制米出米率分别比标二米低了3%、15%左右。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2008年统计的4783万吨加工大米中，标二米仅占5.5%，而标一米、精制米分别占到61.6%和30.6%。以20%的大米被加工成特制米进行估计，我国每年就损失大米约400万吨，相当近1000万水稻播种面积的年产量、2000多万人一年的口粮。目前，我国每年因过度加工损失的粮食达到750万吨，相当于2000多万亩播种面积的产量，3700多万人一年的口粮。

五是产后损失和浪费严重。联合国粮农组织撰写的《全球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损失和浪费量分别为6.7亿和6.3亿吨，合计达到13亿吨，大致相当于世界粮食年产量的一半。我国50%以上的粮食为农户储存。由于科学储粮的意识不强，储备条件差，缺乏储备技术，而鼠害、霉变、腐烂的现象比较普遍，这部分粮食损失率达到8%～10%。由于仓库年久失修，国家和企业收购粮食损失率超过5%的现象也比较普遍。粗略估计，在储存、运输等环节，遗撒、霉变、虫鼠害等产后粮食损失每年在800多亿斤以上。据推算，全国各类学校、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堂每年至少倒掉了可养活3000万人一年的食物。如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损失和浪费，将明显提高粮食供给效率。

3.产业化水平不高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和市场中介组织带动农户进入市场，在各类主体平等互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础上，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推动农业走上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向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变。实践表明，依托粮食、秸秆等原料能够发展起包括养殖、食品、食用菌、酿酒、高效生态农业、餐饮、旅游、生物医药、能源等众多的产业部门，不仅能够使得广大分散经营的粮农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和较高的价格，能够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农民就业和粮农增收，而且利于培养税源、促进财政增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产业化经营得到较快发展。加工业的发展是粮食产业化的关键环节。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共有19330个，工业总产值突破两万亿元大关（达到22797.2亿元），利税总额达到884.9亿元。但总体上来看，粮食的产业化经营发展水平仍然很低。2012年，粮食工业的增加值仅为2981.3亿元，这与我国1.2万亿斤的粮食产量相比，明显是不相称的。迄今为止，粮食类的龙头企业很少打造出市场上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很少在全国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对粮农的带动能力总体明显不够。龙头企业与粮农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和规范，是当前粮食产业化经营中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4.质量安全控制亟待加强

保持和提高健康水平是提高人类福利的基本要求，而食品安全、质量与营养则是健康的基础。在食品供给比较紧张、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外源污染源较少的时期，食品安全、质量与营养问题在我国很少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而在市场放开和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为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具有使用低价或超标准使用投入品的动机，大量危害性因子从生产、加工、储存、流通等各个环节进入食品中。农药、兽药、肥料、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等的不合理使用甚至违法违规使用，不仅会直接影响食品的安全，而且还会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危害。

受发展阶段、管理制度、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制约，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基础比较薄弱。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产品多样、经营分散，质量安全监管的难度极大，更加容易出现质量安全问题。2001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曾经对小麦粉、酱油、食醋、食用植物油、大米等五类食品的所有生产企业进行了国家监督专项抽查和企业保证产品质量必备条件的专项调查。对60085家生产企业、50587批样品进行的检验表明，平均抽样合格率仅为59.9%。其中，小麦粉生产企业16108家，平均抽样合格率为34.6%；酱油生产企业6861家，平均抽样合格率为31.6%；食醋生产企业4933家，平均抽样合格率为47.4%；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18847个，平均抽样合格率为79.2%；大米生产企业13336家，平均抽样合格率为85.1%。虽然不同产品不合格的具体原因不同，但有一些因素直接影响到食品的安全性。例如，小麦粉因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含量超标导致不合格的比重为20.4%；酱油因防腐剂苯甲酸超标导致的不合格的比重达19.0%，因菌落总数超标导致不合格的比重达19.5%；食醋因菌落总数和防腐剂苯甲酸导致不合格的比重为11.8%和11.3%；食用植物油因羰基值含量严重超标和浸出油溶剂残留量超标导致不合格的比重分别高达47.7%和14.6%。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意识迅速增强，要求也迅速提高。目前传媒高度发达，对食品安全这样的基本民生问题也特别关注，一旦发生问题便会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关注。恒天然奶粉感染肉毒杆菌（2014年）、统一方便面大肠杆菌超标（2014年）、昆明“有毒米线”（2014年）、湖南大米镉超标（2013年）、台湾地区“毒淀粉”（2013年）、麦当劳过期产品加工（2012年）、双汇集团“瘦肉精”（2011年）、上海多家超市馒头染色（2011年）、塑化剂超标（2011年）、地沟油重复使用（2010年）、湖南假劣酱油（2010年）、三鹿“三聚氰胺奶粉”（2008年）、“苏丹红”鸭蛋（2006年）、山东等地“皮革奶”（2005年）等事件的发生，对公众信心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近十几年来，我国对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控制大为加强，检测手段大为改进、监管体制得到健全、监管制度得到完善。总体来看，我国的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是比较高的。但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是一个长期和系统的工程，与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密切相关，解决起来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5.产地生态环境亮起红灯

产地环境面临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包括工业项目、农业投入品、畜禽水产养殖排放物、城乡生活垃圾等多个方面。近年来，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加强垃圾收集和处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产地环境污染治理得到加强。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城乡居民生活方式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撑，目前粮食生产面临的污染压力仍然很大。目前，全国水体质量呈恶化趋势，70%以上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被严重污染的河湖数量占到40%左右，地下水质量较差和极差的比例达到57%左右。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全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高达19.4%，被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就有3亿亩。据环保部门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一是外源污染。2012年，我国工业和城镇废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达到684.8亿吨（其中工业221.6亿吨、城镇生活463.7亿吨）、2117.6万吨（其中工业1911.7万吨、城镇生活205.7万吨）、1251.3万吨（其中工业338.5万吨、城镇生活912.8万吨）。由于仅有37%的行政村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农村生活垃圾也是一大污染源。我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1.1亿吨，其中0.7亿吨未得到处理。2010年，仅村镇污水排放量就达到270亿吨左右，且极少得到处理。

二是生产过程污染。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主要靠增加投入提高产量，生产方式不合理造成的污染不可忽视。为减少污染，发达国家的亩均化肥施用量一般不超过15公斤/亩，而我国2013年的化肥施用量达到5911.9万吨，农作物亩均施肥达到24公斤。据农业部测算，粮田亩均化肥施用量为21公斤（其中氮13公斤、磷5公斤、钾3公斤），利用率仅为40%左右，20%～30%的耕地氮养分过量。2013年，我国农药施用量达到180.61万吨，农作物亩均施用量达到0.74公斤。总体来看，亩均施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残留量为50%～60%，已经长期停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目前在土壤中仍偶尔检出。2012年我国的农膜使用量达到238.32万吨，大量农膜使用后不能回收，破坏了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条件。我国每年的畜禽粪便排放量达到22亿吨。2012年，农业自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153.8万吨、氨氮排放量达到80.6万吨。

三是生态退化严重。荒漠化、沙化和石漠化不仅导致我国年损失耕地一度达到100多万亩，而且会对耕地质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根据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3.11万平方公里，分别为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全国现有土壤侵蚀面积达到35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2%。